我雪藏了一把刀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升天,中国成昆铁路通车,村庄的田埂旁依旧多的是穿着白色背心摇着烂边蒲扇的老人。

一个男孩在晚风吹拂的夏夜呱呱坠地,年轻母亲的笑颜在孩子的啼哭声中绽放,额头相碰时眼里满是初为人母的激动与忐忑。

门外是颤抖着点烟的父亲,粗糙的手指频繁在衣角摩挲,几次失败后一缕白烟才在指间升起,他看着屋前绵延不断的大山剪影,“平川”忽然蹦上心头。

一个个夏夜过去,平川也一岁岁长大,和同龄的男孩一样调皮。田野里布满他的脚印,潺潺溪水边多了抓着鱼叉捕鱼的身影,就连扛着鱼大摇大摆回家的路上也能和村里人家的狗打起架来。

他常常气得父亲操起扫把扬言要打断他的腿,半大小子通常是嘻嘻哈哈窜进屋中,等待母亲擦着手从厨房急急赶来拦住父亲。

十几岁的平川去镇里念了初中。说是初中,也不过是几个混口饭吃的半吊子老师和一群时不时就中途辍学的少年们的聚集地。

镇中心的小广场扎堆的是这些游手好闲的少年,梳着汉奸头一起抽烟喝酒,红塔山的不够味儿,阿诗玛的抽不起,被谁瞅见了牡丹牌红晃晃的外壳,那人的烟保准一会儿就被瓜分掉。酒就更别说了,谁歌舞厅里蹦迪不喝个烂醉谁就没脸见人了。

广场边的冰棍卖得很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五根,不等卖冰棍的奶奶拿稳大家就一同哄抢,在老人的笑骂声中勾肩搭背地离开。

张平川记得那个冰棍像是冰糖在水中融开再冻住,一口咬下去大半根就没了,那股凉爽从牙齿到牙龈再传到全身,这时的他心里总有种莫名的劲。

脱离父亲掌控的张平川自作主张退了学,教导主任巴不得少个学生少操心,利索把手续办好摆摆手就把平川送入了社会。

事后父亲指着他气得说不出话,平川耸耸肩无赖地笑笑,母亲急得问他要不要学个手艺,大门关上后留下的是少年略带稚嫩的“我自己有数”。

有数也是真的。

上学时和哥们骑着二八大杠在街上瞎逛偶然看到街边裁缝店里的姑娘时,平川就决定以后自己车前那根杠上坐的姑娘就是她了。

姑娘叫李晓云,家里没多余的钱供她读书,干脆就送到裁缝店做学徒,多个本事也能补贴点家用。晓云在镇里算是顶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脑袋后面两根马尾一晃一晃,一不小心就把张平川晃进去了。

上学那会儿张平川就经常和狐朋狗友蹲在路边冲大姑娘小媳妇吹口哨,还比赛谁吹得响谁更让女人们脸红。唯独晓云经过时谁吹哨子他就跟谁急眼。久了那些朋友就自觉改口称“嫂子”,结果就是晓云羞得看见张平川骂一声“讨厌”就赶快离开。

所以,张平川所谓的有数就是在晓云那家裁缝店旁的理发店跟师傅学理发。没事就在门口探头探脑看看晓云在干啥,顺便观察有没有哪个男人对她动了歪心思。要是被自己认定是动了心思,下次来理发那头发保准是比狗啃鸡咬的还难看。

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着,要说有变动的话,就是晓云在张平川鬼哭狼嚎般的“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中成了他女朋友,真正变成朋友口中的“嫂子”。

傍晚的小镇有种独特的韵味,余晖落在每个行人的脸上,却有朝阳的生气。

晓云靠在平川的肩头,指着街边裁缝店门上拴着的随风飘荡的布头朗声一笑。

笑声传入平川耳中,脑中,心中。他听到晓云说总有一天自己要买下这条街所有的裁缝店。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张平川带着父亲给他的300元钱,北上去了新闻里的首都北京。

临走时自诩“出门闯荡江湖”,一把搂过哭哭啼啼的晓云亲一口让她等自己功成名就回来。坐在充满异味的火车里,张平川小心翼翼地剥开母亲塞给他的橘子,橙黄的外皮让他想到自家门口每到秋天就金灿灿的麦子,还想到父亲那口长年累月抽烟抽成的大黄牙。

火车里什么人都有,不停哭闹的孩子,急得破口大骂的孩子母亲,歪着头打着呼噜的中年男人,紧抓着手中包裹不放的老人。张平川突然心中一动,以后晓云跟自己有了孩子,一定得坐上那方正的红旗轿车在城里转圈。

他望着窗外,想象一家三口在街上所有裁缝店自由穿梭的样子。

晚霞落在他身上,像青春被野火烧尽时的零星火花。

大城市的空气不比村里新鲜,那些高楼要是建在村里准得被村民们叫骂挡了看山的好风景。有点好的就是城里姑娘时髦,一头小卷多洋气,紧身毛衣和喇叭裤一穿,人的眼珠子都要扒出来跟着走。

张平川蹲在工地上扒着盒饭听工友絮絮叨叨,一口唾沫喷过去“老子有媳妇”呛得工友说不出话。心里却是也要买套寄回家,晓云穿着肯定比城里姑娘好看。

在北京找的工作不错,工地包吃包住工头偶尔还给兄弟们带瓶啤酒,估摸着再做个两三年就能回去在镇里买个房娶晓云,要是再多挣点买大点,还能把父母从村里接过去。每晚躺在宿舍的板床上,张平川都是做着这样的美梦入睡,工友震天的呼噜声也没法把他吵醒。

刚来北京,他没有想到城里的一条路那么长,公交车来了又来没敢上,硬是沿路走到了工地。第一次用磁卡电话机给村里小卖部打电话,摆弄二十几分钟硬是没拨出去,气得那股子犟劲又上来,恨不得把电话线都扯断。

有时候上街看到小年轻们留着长刘海骑着震天响的摩托车突来突去,张平川就好像看到自己以前在镇上飙自行车的样子,还常常因撞坏人家摆在外面的摊位被人追着打,现在看来这些人的摩托还没自己的自行车威风。

张平川买过北京的老冰棍,比镇上的贵,包装随意撕开后一咬,比镇上的甜点,却总觉得缺点什么,大概唯一相同的就是卖冰棍的都是戴着白帽子白袖套白围裙,推着刷了白漆的铁轮木箱车的老太太吧。

北京城里的老大爷爱下棋,老太太里也有爱涂脂抹粉的,小广场到了晚上就有人手拉手跳什么交谊舞,经常有人带着一副眼镜穿着白衬衫在树下念酸溜溜的诗,什刹海经常传来各种嘶吼声,人们把这叫摇滚……

过年回家张平川就把这些讲给人听,先是父母,然后是晓云,再然后是村里人,镇里人……他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着。

但他没和别人说起,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他眼前自动浮现的是镇上那条嘈杂热闹的小街,是自己和兄弟们被教导主任追着跑时的叫喊,是歌舞厅声嘶力竭的嘶吼。

他没跟别人说起的,还有在北京的每个夜里,想着刚出去时说要闯荡江湖功成名就回来,给晓云买下一条街的愿景时,眼中分明含着的泪光。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四川发生大地震,世界金融危机也于此时爆发。平川走在路上都能听见人们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什么凯恩斯主义,外汇储备,买的股票见了绿,好像人人都是新闻里的经济学家。

张平川听不懂,也不想去搞懂。他只知道工资发不下来,发下来也难攒下来,都说国家发达了,社会发展了,可这日子该难熬的还是难熬。

晓云昨天打电话说儿子调皮学运动员撑杆跳,结果把自己跳成了脑震荡,需要一笔大额医疗费,之前寄回家的钱全搭进去了,爸妈都急出病了……张平川默默听着电话那头的啜泣声,末了说声“不要着急,钱的事我来解决,照顾好他们”便挂了电话。

那时正好是中午,是工地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张平川站在宿舍里,听着外面工友闲暇时的聊天,谁过完年就不干了,谁要涨工资了,谁家的媳妇要生了……明明是个大好的艳阳天,张平川却在工友的聊天声出了一身汗。急匆匆奔出门去打钱时,他才发现自己颤抖得几乎走不稳路。

银行中午休息还没开门,张平川蹲在门口,默默算账,最后决定留一百块撑到下个月发工资,每顿吃点咸菜馒头,不抽烟不喝酒,够了,绰绰有余了。

白天在工地上工,中午休息去小卖部帮忙卸货,晚上再去码头搬运,够了,大概够了。

晓云把嫁妆卖了,家里当初买的那个大头电视机也卖了,不多的家具也卖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够了吧,应该够了吧。

可以去问大伯家借点钱,当初阿阳他们说过兄弟有难必定帮忙的,还有其他的亲戚,够了啊,怎么也要够了啊。

张平川伸舌尝了尝嘴边的泪水,咸的。什么闯荡江湖,什么把一条街的裁缝店都买下来,都是狗屁。

回到工地上的张平川干活更卖力了,中午插科打诨的张平川到小卖部挥汗如雨了,晚上抽烟喝酒的张平川开始在码头来回奔波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钱一点一点往家寄,晓云在电话里渐渐停止了啜泣……

有时候劳累一天后的张平川也会看看头顶的一片星空,就想父亲跟自己说自己出生时的天也是这样的,以前自己说要去山顶看最亮最大的星星,不知道现在晓云和儿子在干嘛,那边晚上的天是不是也这么好看……

他听到远处传来火车的声声鸣笛,远没有自己第一次来北京坐的火车的鸣笛声响亮。



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世博会,全国共助玉树人民度过难关。张平川偶然的机会在工地当了个小包工头,每天干活不用这么幸苦了,任务完成后便抽根烟四处转转。

这两年儿子的伤七七八八好得差不多了,卖掉的家具也回来了,甚至还多了几件,听晓云说新彩电屏幕很大,看起来清清楚楚,爸妈再也不需要戴着老花镜凑到机前了。

平川的生活好像回到了儿子摔伤前,又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依旧是要干活,可再也不要像从前那样卖死力气,工地的机械新了不少。中午依旧是闲聊唠嗑,工友们的话题似乎有趣了很多,可以从家长里短聊到政治经济了。晚上还是雷打不动的抽烟喝酒,张平川感觉自己的酒量好了不少,偶尔打牌赢钱时可以多喝好几罐。

有时候张平川去楼顶吹吹风,北京的风是干燥的,没有家乡的风温润,现在感受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出门闯荡江湖,北京工地算的话,自己也是个老江湖了。给晓云买下整条街的裁缝店,现在做裁缝的人也不多,可以给她多买几件好衣服。

风吹在张平川干枯的头发上,指间的白烟也顺势吹散。



2018年,高分十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张平川和李晓云的儿子也在这年结了婚,搬出去和儿媳妇共同生活了。

晓云笑称这下他俩也是快乐二人世界了,父母在乡下每天种种地和邻居唠嗑,这地也快被承包出去了,乐得清闲也不愿来城里,儿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张平川只是笑着摆弄自己当初从北京带回来的吊兰,这是儿子脑震荡那年过年回乡带回来的。自己在车站不知怎么就从小贩身前看中了它,十年了,这吊兰不知道出了多少小吊兰,还是这么生机勃勃。

张平川在北京干了十几年后回来了,功成名就算不上,落魄回乡不至于,赚来的钱也够在镇上建座房子做个小买卖。一切落定后就开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家里公司两点一线,偶尔和同事们一起去吃个饭喝个酒,ktv都很少去。和当年叫嫂子的兄弟们装伤感回忆青葱岁月时,歌舞厅抽烟喝酒打架是绕不过的坎,兄弟们都唏嘘现在最稳的竟然是当年最混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丝毫不见当年那个混小子的模样。

要说不同,大概就是抽的烟变成了中华了,街边早就没了卖冰棍的身影,各种冰激凌店铺取而代之。张平川吃过一次,甜得齁人凉得冻人,几口就没了,底下的什么蛋筒更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倒是儿子小时候有几分自己当年的影子,张平川也不管,只要不是杀人放火脑震荡,就随他去吧,男孩子就要野一点。学校里打架了就打回去,遇到喜欢的姑娘就追,但要是欺负了人家回来腿就得被打断。所以儿子到现在还有点混,也不能这么说,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理想主义,整天嚷嚷着创业赚大钱开超跑。

婚礼当天张平川看着儿子儿媳一齐走向台上,黑西装白婚纱真挺好看。

他突然就想再尝尝那冰糖味儿的冰棍,抽抽从前那劣质包装的香烟。

张平川抹抹眼角,看着一旁热泪盈眶的妻子。     

他说我们也去拍套婚纱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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