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留日篇
1840年6月，英国人为了在中国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不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陈兵珠江口，用坚船巨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过去一千多年来，中国都处于世界的中心，纵使偶尔遭遇外族的入侵，也终会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和征服而沦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大清统治者看来，这次英国的入侵（包括后来的诸次战争）也不过是重复过去的历史而已，这是源于天朝上国的自尊和信心，所以大清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可惜，这次的入侵者和以往的不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统御这个拥有四亿人口的旧帝国（至少最初的考虑是这样的，因为要消灭这个延续了四千年的文明，谁也没有这个底气和实力），而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从中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他们无意取代清廷，而清廷却担心自己的统治不保，于是在中国大地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可憎的现象（后世把这个现象称为半殖民地社会），一边是清廷的外交斡旋，企图“以夷制夷”“尽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列强环绕下寻求自保；一边是列强的军事侵扰，威逼清朝签署各种不平等的条约，达到他们使清廷开放口岸，割地赔偿的目的。
清廷盲目自尊式的妥协，自以为成功的政治制衡手段，虽然在形式上保全了中国的完整，却也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泥淖和不幸之中，屈辱和挫折萦绕在每个人的心上。昔日的帝国忽而就成了别人砧板上的鱼肉，这在很多寻求国家出路的人心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伤。
鲁迅出生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国家的屈辱，人民的贫弱，对鲁迅的性格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因为鲁迅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殷实的家境和严格的家教，让小时候的他对外界的疾苦并没有多少接触和了解。可以说，从他1881年出生到1893年他的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这段时间，他拥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童年。这个我们可以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和《阿长与山海经》等文章里得到佐证。迅哥儿在百草园玩耍，听美女蛇的故事，在三味书屋跟先生提问，以致跟阿长讲山海经，到乡下看社戏和小伙伴嬉闹，这些简单的情节无不活现出一个没有生活烦恼，天真可爱的小生命的形象，迸发着青春的想象力。
可是伴随着周介孚的入狱，周家也跟着没落了，鲁迅幸福快乐的时光一如清廷全盛时的辉煌一样，并没有维持多久。这一年，他的父亲周伯宜病重卧床不起，更是加重了这个家庭的负担，以至于后期不得不出去典当东西以获取父亲的续命药的程度。在《父亲的病》一文里，鲁迅说，一元四角的诊金已算是巨款，可见家道中落的周家已陷窘境。但即使在这样的重金救治之下，依然没能挽救他父亲的生命，三年后，周伯宜病重逝世。没有了父亲的庇护，鲁迅一家遭到了家族的排挤，生活变得更加困顿，这让年仅十七岁的鲁迅倍感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药》里控诉“血馒头”的罪恶，其实也是对父亲之死的感慨，不管是当年给周伯宜诊治的名医还是后来的陈莲河，他们所写的诸如经冬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和原配蟋蟀等，多少有点“不明病理乱开处方”的嫌疑，与老栓夫妇病急乱投医，竟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好小栓的境况类似，鲁迅对于国人这种愚昧和荒诞是痛心疾首的，这可归结为其当初选择学医的初心。
家庭的衰落和父亲之死让青年的鲁迅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苦，但是此时的鲁迅所受的教育还是家族书塾教书先生所教的四书五经、天地君亲伦常的一套，思想未见得开放。1898年，鲁迅母亲变卖首饰为他筹得8块银元去南京求学，后考入南京水师学堂，自此改名为周树人。但是因为水师学堂聘请的是英文教授，且需要九年才能毕业，这让鲁迅诸感不适，于第二年退学转入矿路学堂。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虽然鲁迅在这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一等第三名毕业并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名额，但他在南京学堂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如徐寿堂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所说，20岁左右的鲁迅仍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至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但是这里需要提及一点的是，在此期间鲁迅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这对他今后的整个人生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02年来到日本后，鲁迅先进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日语，后于1904年9月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之所以选择医学，用鲁迅的话说是为了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免除他们被庸医误治的痛苦。可是，他并没有坚持这个理想，因为他很快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其实，鲁迅选择弃医从文并不是因为受课间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的刺激，早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思想的萌芽了。许寿裳在为鲁迅所作的传里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几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了？”，由此可见，鲁迅思想中意欲救治国家的成分很早就已滋生在他的心里了，至少在去日本之前，因为若没有大思考是提不出或不敢提这样的问题的。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除了完成规定的课业外，还修习哲学和文艺，从事文化运动和翻译工作。他是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由此可见他思想之先进性是先于人的。那时候，许寿裳已经和鲁迅熟识，他刚接编《浙江潮》便向鲁迅约稿。鲁迅也不推辞，隔天便交过去一篇《斯巴达之魂》，由此又可见其思想之战斗性是激进的。
于文艺，鲁迅的热忱无可置疑，但若说到他的翻译，则多少为后人所诟病。翻译分为两种，直译和意译，不管是哪一种，只有同时具备“信雅达”才能称为好的翻译。鲁迅为了保持原作的特点，坚持使用通书直译的方法，结果反而使作品变得晦涩，读起来总是别扭（这里并不是说翻译得不对）。因为不同的语言在表达上总是有所差别的，而且文字也不会一一对应，如果转译的文字里没有原作中对应的词却非要找一个词出来，这当然困难且很生硬。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翻译虽多，终究没能流传开来的原因。
鲁迅思想之独立，是绝不轻易屈于人的。鲁迅二度东渡后（鲁迅第一次回国是被家里骗回和朱安成婚，终其一生，都没有和她行夫妻之实），和许寿裳一起跟随章太炎学习小学（即文字学）。一次，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鲁迅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可是先生却不以为然，“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他觉得章太炎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和无句读的都入文学是很不妥的。他对许寿裳说，“《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就看出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而从他对这些古文的理解，也可见他阅读之广和思考之深了。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编译了《域外小说史》两册，向中国介绍日本和欧洲的著作，虽则这时的文章还不算成熟，正如他后来重读《斯巴达之魂》自惭幼稚一样，但是，“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自此，一颗属于中国的巨星已冉冉升起了。
（下）归国篇
1909年回国后，鲁迅先和许寿裳一起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因不满以道学自命的学校监督夏震武而和其他教师一起发起“木瓜之役”，把夏震武逼走了。这算得鲁迅回国参与斗争的第一场胜利。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于1912年5月随教育部前往北京。适值民国初立，草创伊始，一切事务都有待筹备和开展。在当时，教育多为文人志士关心的事，在政要眼里则多不以为然。教育部不受重视，工作也相对清闲，有时甚至让鲁迅感到百无聊赖，但他依然恪职尽责，“平常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的办公、出外、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或抄，鲁迅就是这样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教育部的“清闲”日子，让鲁迅有很多余暇整理古籍，收集和抄写碑帖，广泛涉猎诗话、杂著、画谱、尺牍、史书、汇刊、墓志、作家文集、丛书、佛书、文字学、辨证论、居士传等书籍材料，期间他辑录出《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著作，对墓碑古籍，考据精准，一无泛语，一直为人所乐道。这为他日后编著《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准备了相当充足的材料。后人从他的著作中，将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列举并汇编成一本《鲁迅评点中国作家》，涉及人物130多人，从先秦时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时间跨度之大实属罕见。至于后来北大任教期间，陈西滢污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自日本盐谷温，在事实面前自然不攻自破。
鲁迅一面在教育部供职，一面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略》一课，后来又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教书的鲁迅，其实并不似他的文章尖锐，他很平凡，论面貌、身段和衣冠，都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站在讲台上时，“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面纱上的一层灰暗中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酒一般地舒畅”（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写到和鲁迅交谈的几个片段，都是很普通有趣的事。我们以为鲁迅是个斗士，生活中应该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不想他也有风趣柔情的一面，这在他对待儿子小子婴的态度上更看得真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显出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爱怜。
当时的北京名家荟萃，文化空前繁荣。清华国学院坐拥四大导师，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和赵元任，与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遥相呼应，而后者更是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浩瀚的新文化运动。
北京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象是南京无法比拟的，鲁迅来到北京犹如鱼入水里，不但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了文章，还亲自动手编写《莽原》和《国民新报》副刊，撰写进步文章，号召青年加入文化革新的浪潮，冲破黑暗的牢笼。这和鲁迅欲救治国人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鲁迅曾试图编写《中国字体发达史》和《中国文学史》，一则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变迁，一则整理和还原中国文学的概貌，《门外杂谈》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为这两部著作而写的内容。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但是腹稿是有的，当年为了写《杨贵妃》（长篇小说），他特地对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做过精详的考据，可惜这些著作还没有成型便夭折了。因为太忙了，鲁迅除了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以外，还参与进社会革新的活动中，帮别人编稿子、改稿子、校对稿子，根本没有余暇，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
鲁迅在北京期间，正是军阀混战、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列强环嗣，分裂战乱之中，但不管战争如何惨败，国家如何羸弱，民族的自尊始终萦绕在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里。中国太需要一场胜利证明自己了！
1919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应邀出席巴黎和会讨论战后问题。作为当时中国执政府的所在地、社会舆论的中心，北京引得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向其涌来。他们游走在大街上，聚集在校园里，或聚会演讲，或翘首以盼，都希望着政府能够在和会上收回山东的主权。但是，等来的却是失望与愤怒——巴黎和会失败了，欧美诸国竟无视中国代表的抗争和最起码的要求，将山东的权益转移给了日本。和会上，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却终于输给了历史和现实。多年积抑在人们心中的不满，这时终于冲破了忍耐的极限，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五四运动爆发了。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作为这个刊物的主笔之一，鲁迅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他呐喊着，作《呐喊》控诉这个社会的黑暗；但他也彷徨着，所以后来又有《彷徨》（1926年）问世，反映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胡适。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整个文化圈。但他和鲁迅很不同，即便两人都极具天才的头脑和伟大的创造力，推崇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胡适性情温和，他虽然也提倡破旧迎新，但他并不激进，他只是在平稳中追求社会改良以探寻法制的实现，他以哲人的思考，坚信自由的基础在于容忍和克制。鲁迅则刚好相反，他是斗士，忍受不了社会和政府对国人的迫害，也忍受不了旧文学旧思想对人们的荼毒，所以他要反抗，要革命，要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在他看来，唯有打破旧制度旧思想旧牢笼，才能迎来新生与光明，唯有解放思想冲破枷锁，才能迎来民主与自由。
胡适的文章似清泉，静静洗涤人心；鲁迅的文章则更多像匕首弩剑，既扔向过去千年的文化流毒（这里是指中国文化不好的一面），也剑指当局对人们的政治压迫。因为这样的原因，鲁迅的人生坎坷而多难，胡适较之，则不管在其文化事业还是政治生涯中，路都要走得顺畅多了。在探索中国出路的问题上没有谁对谁错，他们的努力和赤忱，都是为了探寻中国的未来。虽然他们最终选择的阵营不同，两个人彼此也有间隙，但他们的功绩都将为后世所铭记。
但即使作为一个斗士，也会有普通人的烦恼。鲁迅毕竟在大封建家庭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经历父亲之死，家族的排挤，这些都在他的一生之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鲁迅的家庭观念是极重的。在过去，父亲不在，长兄为父。作为家中长子，鲁迅曾试图维系家族的完整。从南京搬到北京后，鲁迅在八道湾胡同购置了一处大宅，将绍兴老宅卖后，把家人都接了进来。那时候鲁迅在教育部和北大任职，周作人也在北大任职，收入都不菲，唯独小弟周建人没有收入，一家四口都仰赖两个哥哥的接济。一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家庭，在大家族里当然过得不会很如意（尤其那时候家政由二嫂羽太信子主持，一切开支由其拨付），所以没多久周建人就到上海谋生了。
二弟周作人是个只关心书本文章，不管家事的人，由此造成了周家鲁迅主外，信子主内的奇怪现象。如果家里有事情，鲁迅需要找信子商量，但碍于“男女大防”（这也是旧思想旧观念，欲除之而后快的鲁迅，却终生都没能跳出它的禁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不方便商量的。信子管理家政是很糟糕的，出手阔绰，浪费极高，虽然周家兄弟每月收入不菲，依然满足不了家里的开支，甚至很多时候需要鲁迅到外面举债。鲁迅就此事和信子交涉过多次，信子对此很不满，鲁迅也不开心，而周作人又不管，鲁迅心里自然有气。后来不知哪里来了谣言，竟说鲁迅和信子有染，一石激起千层浪，前事后事一起算，兄弟两人吵得很凶，就此反目（有人说这是信子故意使的伎俩，意在逼走鲁迅）。不久，鲁迅便和母亲和朱妻搬到了西三条胡同。“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用到“被赶出”的字眼，可见他和周作人交恶到什么程度，也就能理解兄弟二人从此不再往来的缘由了。
搬到西三条胡同后不久，也就是1925年春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风潮，反对校长杨荫榆女士，教育总长章士钊就此非法解散了女师大。鲁迅当时在女师大任教，学校解散后，他和其他教员成立教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与学生们同甘共苦，重新开学。这遭到了章士钊的不满，把他的教育部佥事职给免去了。在朋友的支持下，鲁迅向平政院提起诉讼，并获得了胜利，女师大也于同年三月复校。四月，章士钊辞去教育总长一职。
鲁迅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却对拿枪对准学生的政府恨不得蹦碎了牙将他们咽到肚子里去。三·一八惨案爆发后，鲁迅的两个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双双不幸喋血府门，这激起了鲁迅极大的愤慨，“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纪念刘和珍君》）。他是把尸横枕藉、鲜血满地的国务院看作最阴惨的人间地狱了。后来，他又在《无花的蔷薇之二》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鲁迅最锋利的武器就是他的笔，直刺敌人的要害。这之后，政府便说鲁迅是这些“暴徒”的首领，要缉拿他。于是，鲁迅便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职去了。
这时候，作为鲁迅的学生，许广平已经和鲁迅熟识。鲁迅赴厦门任教，她也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职。期间他们往来通信，已经有了爱情的萌芽。鲁迅在厦大遭排挤，只待了三月份便辞职去了广州，担任中山大学的正教授兼教务主任，并把许广平招了过来，担任他的私人助教。但是，鲁迅的奔波逃亡并没有结束，因为他来到广州后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开始了，广州也在进行“清党”活动。鲁迅最富于正义感，义之所在，必全力以赴。因为面对大批进步学生被捕而不可救，鲁迅愤而辞职，携许广平来到上海。
虽然在上海也有人请去任教，但都被鲁迅婉拒了。在他看来，教书和写作是相互矛盾的，教书要冷静，而写作需要热情。“到上海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确是比较大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著作的丰产期，不管是创作、翻译，还是介绍推广木刻版画工作，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期间，他加入了三个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会，其中以左翼作家联盟影响最大。我们说鲁迅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从这里也可以见到。杨杏佛被刺杀后，有传言称，其他民盟的执行委员也会有危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宋庆龄为避免鲁迅涉险去给杨杏佛送殓，亲自劝告他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去，可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而同为执委的林语堂却没有去。我们会尊敬一个人格独立但是性格有缺陷的人，因为他独立的一面总是泛着光辉的，这光辉如火焰，可以照亮夜空。
其实鲁迅在上海是顶着“通缉”的帽子在过着一种流亡的生活，而且这顶帽子直到他死也没有撤去。因为鲁迅受着禁锢，他的文章无从发表，所以他屡易笔名，但即使如此，很多文章还是被查了出来，或丢弃或被删改。对这件事，鲁迅曾尖锐地讽刺道：“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
那时候，鲁迅几次陷入险境。一次是一·二八事变后，鲁迅的家直接暴露在战火之下，还有就是国民党的屡次缉捕，好在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帮助，鲁迅每次总都能化险为夷，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成就终生友谊的原因。在上海的生活虽然艰险，鲁迅却依然过得从容，风声一过，他就回到家里，继续从事他的编著工作，帮助进步青年（萧红和萧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鲁迅的帮助的），结交革命友人。
在鲁迅结交瞿秋白的时候（后来有两部电影《秋之白华》和《鲁迅》都讲述了这段历史），许广平和鲁迅已经结婚，周海婴也出生很久了。那是1932年，当有一个人对鲁迅夫妇说，“有一位为了革命过着隐居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游耍一下，见见太阳”，问起来才知道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和鲁迅都极健谈，对时局政事都有很深的见解，于文艺理论又有极高的造诣，行动又极快，所以，他们一见面立马便蹦出了火花，一发而不可收拾。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的时候，正是瞿秋白二度造访鲁迅的时候。萧伯纳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经宋庆龄安排，只和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蔡元培四人见面（除去两名美国记者）。当鲁迅向瞿秋白复述见面的情况时，瞿秋白立刻明白，萧伯纳来华时间如此之短，见面的人又那么少，以中国报刊报导的速度（慢），这位伟大讽刺作家的来华情况很快就会消失的。于是，他们立即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收集当天就此事的报道，将各方的态度总汇起来辑成一书。想法一经敲定，几个人立马行动起来。许广平外出收集材料回来后，由鲁迅和瞿秋白选出内容，然后立马着手进行编辑、排版、校对、写序，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当月便把书稿交到野草书屋出版。成书之快，堪为美谈。
这只是他们交往的一个缩影。瞿秋白在上海的几次逃亡，都躲在鲁迅家。他们常常卧谈至深夜，也算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了。1935年，瞿秋白死后，鲁迅深为悲恸，立马着手编辑出版这位朋友遗留给他的手稿，辑成《海上述林》一书，并亲自交给内山完造带去日本印制出版，这既是帮朋友完成他的未竟之作以慰之在天之灵，也是鲁迅对瞿秋白的怀念和承诺。《海上述林》是纪念意义居多，时至今日再版的也很少，市面上有卖，但价格都很高。在今天看来，《海上述林》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凝聚了鲁瞿两人的真挚情谊。
晚年的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常常一发病，便痛得动不了，只有依靠强心针才能帮助其勉强挺过疼痛。大家都劝他好好休养，可是他每次都是身体好转一点，便立马投身到工作中，且是常常彻夜工作的。待他终于决心前往日本休养的时候，死神却没有再留给他时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终于闭上了眼睛。在电影《鲁迅》（濮存昕）里，鲁迅死的时候，手指中间夹着的卷烟，还亮着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