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三和青年的遭遇绝非孤例，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些难以被城市容纳的群体的缩影。三和青年的“后备军”，是整整一代没有知识与技能的农村青年。本书对三和青年抱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并鼓励各界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抛下的那一群人，共同寻找解决之道。

三和人力市场

所谓日结，即“一日一结”，工作完成后立刻付工资。以下四种状况均可称为日结：①早上开始工作，晚上回来，工作时间8～12小时，工钱110～200元，具体钱数按照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以招工时约定的数目结算，工作结束后由带队者当场发放，或是回到三和由中介及带人者发放。②晚上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或上午回三和，工作时间8～12小时，工资结算方式与第一种情况相同。③工期相对长时，如工期3天或5天，工期结束统一结算工资，这样的情况不能算作日结；如果每天结束之后结算当天应得工资的80%～90%，保留一小部分工资以施加一种持续做完工期的压力，也可以不要剩余的一部分，第二天不再继续工作，就是日结的另一种形式。④工时不必要求满10小时，只要工作在一天内可以完成并结算工资的，也可称为日结，如工时为4小时或6小时，结束后立刻结算工资，这种状况按小时结算工资。

挂逼的意涵非常丰富，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以及用来形容任何事物。挂逼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如某某“大神”挂逼了；程度低一点的，就是有些人因为犯事被公安带走；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没钱吃饭、住宿，也是挂逼，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一旦有了一点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最末一种情况是三和青年最常使用的。

挂逼有时还包含自嘲和自我保护的意味，三和青年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挂逼了”，这意味着已经没钱吃饭、睡觉；即使赚到了钱也会这样说，其目的是掩饰和伪装自己，既可避免钱财被他人所借，又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他人的帮助。三和青年还会在比较便宜的事物前加上“挂逼”二字，像挂逼水（2元一大瓶）、挂逼面（最简单的面，有几片青菜，5元一碗）、挂逼床位（15元一晚）、挂逼手机（几十元甚至几元一部）、挂逼女（站街女，因为政府严格治理，已经没有了）等。

交身份证的行为在人力市场内极为普遍，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一行为像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达成，但交身份证本身又是一种不对等的契约关系，因为只有应聘者交了身份证作为“抵押物”，而人力公司给出的只是口头承诺。一旦出现人力公司违约或者不认账的情况，应聘者就会束手无策，这也是曾经上当受骗的三和青年经常把人力公司骂为“黑中介”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产生违约和纠纷之后，应聘者往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曾经交过身份证或曾与人力公司达成口头契约。

事实上，“黑中介”的产生很多时候与招聘广告的设计和工作方式的安排有很大关系。在三和人力市场中，招聘广告的设计颇有“玄机”，字面信息很巧妙，成功抓住了人们的心理——首先关注工资，再关注工厂、岗位等一系列信息，所以每张广告都把工资列在最显眼的位置。更为有趣的是，工资并不是按月显示，其他地方的招聘广告上工资一般都是一个月多少钱，而这里是一小时多少钱。小时工资的计算综合了工作表现和工作量，招聘公司都会把最高标准公布出来。可想而知，玩命干才能获得的工资最高标准和一般情况的真实收入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中介“黑”的主要原因。

很明显，工期越短，务工者的工资越低、保障越差；而三和青年们最喜欢的日结则是工期最短、工资最低、保障最差的那种。

的确是这样，收入越高的人获取收入的周期越长，资本家的分红往往是以年为单位，工薪族一般以月为单位获取薪水，兼职一般按天领取薪水。

住宿与“住宿”

深圳属于亚热带气候。一般人工作劳累一天，下班之后回到家里洗去身上的臭汗，躺在床上美美睡一觉，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三和青年而言，回家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连洗去臭汗，躺在床上美美睡一觉多数时候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在大街上找一个地方、垫块纸板睡觉是最低配置；有点钱住在小旅店脏兮兮、油腻腻的大通铺上睡觉属于基本配置；兜里银子再多点，搞一个大床房单间，虽然没有空调，也算高级配置了；如果能住进狭小的空调房，再买上一块冰镇西瓜，那肯定是VIP配置。当然，三和青年享受VIP配置的机会寥寥，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最低配置和基本配置之间轮换。三和青年有时候说：“租床位比睡大街感觉更好，有Wi-Fi，有风扇。”而没钱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坦然面对睡大街的窘境。

三和青年活动及地点

被骗走身份证之后，如果不选择逃离三和，仍然沉浸在三和亚文化环境中，工作意愿通常会逐渐降低，精神状态更是每况愈下。有这样一位青年，他虽然没有主动做法人，却遭受着同样的境遇。之前为了轻松获得收入，他把自己的银行U盾和手机号捆绑售卖，在一次日结工作时他的身份证被骗，而身份证和银行卡被他人充分利用。有一次，他请人帮忙通过网站查询自己名下公司的数量，居然发现名下有十几家公司，注册资本都为500万元人民币，而这还仅仅是在深圳注册的公司，其他地区的尚且不得而知。

三和青年还有一种依靠身份证赚钱的方法——开手机卡。开手机卡表面上不违法，三个“工作人员”在一家小超市门外，面前放着一块招牌——“免费领卡”。

收卡青年拿到卡后，再转手卖给背后的老板，以进行不为人知的交易，最终还是会伤害办卡青年。这些卡其实很特殊：首先，这些卡并非全部是深圳的电话卡，有青年打电话注销时被提醒要打温州的客服电话，证明手机卡是温州的号码；其次，有时候会遇到注销时被告知无法注销的情况；最后，还有青年使用办好的卡注册支付宝，再通过绑定支付宝在其他软件上贷款，被问及服务密码时打客服询问，也被告知手机卡并没有服务密码，所办理的手机号码只能使用流量和打电话。当然，最诡异的是，办卡人员会利用办卡青年的身份信息开多张卡。据三和青年说，办卡人员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偷偷办理多张卡，而办卡青年只得到一张，其他都成了对方的“利润”。

在三和，青年人更多地基于价值取向而非买彩票、“打扑克”等兴趣爱好联系在一起：没有规划中的未来，只为当下而工作；不求累进式的成长，只求即刻的满足；维持着近乎底线的生存，安于低欲望的生活状态。如果是社会成员个人持有上述价值取向，那么问题很大程度上出于其自身，同时他或许也会意识到，自身价值取向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是冲突的，从而适度调整自己的认识及行为。但当一群青年人因此而聚集，则构成了某种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问题：周围持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越多，越有可能给青年人造成错觉，即自身的价值取向有着较广的群体基础。他们也由此摆脱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这一群体中获得了归属感。

三和商品

三和“有衣裤”

三和青年的生活窘境决定了他们通过正常渠道买衣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可是一些日结工作对着装有一定要求，例如不能穿拖鞋、短裤，有时衣服太脏也不行。为了以最低的价格和最快的速度满足日结的着装标准，三和“有衣裤”服装店应运而生。

除了出工时去“有衣裤”，收工时也会去“有衣裤”。从工地做工回来通常衣服都很脏，他们就把衣服直接扔掉，“有衣裤”的衣服鞋子就成为替换的首选。还有一些人把财物全部变卖后，就没有可以换洗的衣物，在炎热的天气里十天不洗澡、半月不换衣服也是常见现象，一旦哪天心情好，出去做一个日结，回来之后也会立刻换上从“有衣裤”买来的“新”衣服和“新”鞋子。按照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衣着支出是重要的一项，但对于三和青年而言，这项支出能省则省，毕竟肚子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所谓的“有衣裤”，是由两位“老太婆”联手组成的、毫不起眼的二手服装摊位。其中一位身高较矮、体态偏胖，有40多岁，虽然从年龄看不能算老，却被三和青年习惯地称为“胖老太婆”。她经常穿着裙子，斜挎着一个包收钱，天气热的时候戴着一顶遮阳帽，或者打着一把遮阳伞，与周围人谈笑自如，尽显“时尚女性”风格。胖老太婆每天早上到三和的时间点不固定，“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过来，七点八点都不好说”。她租住在三和附近的楼栋里，和子女住在一起。尽管出摊时间不固定，离开的时间却相对固定。每天晚上9点半，她把三轮车寄放到一家小超市，每天给小超市交2元钱保管费就省去蹬着三轮车来回的力气，而这辆三轮车上就放着供售卖的衣物。这是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轮胎换成了大号的，为的是承受更多衣物的重量；车架子上挂着一盏节能灯，为的是晚上可以让人们在微弱灯光下凑合着挑衣服；车把上挂满了各种类型的包，只留下手掌大的地方供推车用。

挑选好衣服之后就是商量价格，通常一件上衣卖5～10元，一条裤子卖10元。尽管“有衣裤”二手服装的价格已经很低，比外面便宜得多，但三和青年还是可以和老太婆商量价格，因为每一块钱对于急于做日结、即将挂逼的他们来说都极其珍贵，而且衣服对三和青年而言是一次性商品，没几个人会穿脏之后自己洗，都是实在脏得忍不下去了就直接扔掉。外来务工青年在找到工作之后，为了方便携带行李物品，会就近购买一只便宜的行李箱，老太婆的廉价行李箱就是首选，所以，尽管买行李箱的人不多，其价格却比衣服和鞋子贵很多。行李箱的价格一般视大小、新旧和破损状况而定，好一点的会超过50元，甚至更贵。通常老太婆们卖行李箱时都不接受大幅度还价，因为一旦要购买行李箱，一定是这里的“有钱人”和“暴发户”。三和青年和老太婆们讨价还价之后就是算账付钱，以现金结算最为普遍，当然为了方便收钱，老太婆们也打印了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二维码。

据说，两位老太婆最早是批发新衣新鞋来三和售卖，可是三和青年消费能力有限，买卖并不兴旺，几乎快撑不下去。随着新三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散，生意有了转机。慢慢地开始有三和青年把穿过的旧衣服以极低价格卖给两位老太婆，她们再把旧衣物洗刷干净卖出，发现价格低廉的二手衣物更受欢迎，于是立刻转以售卖二手衣物为主，新衣物的生意反而不做了。久而久之，两位老太婆练就了一身识货的本领，对三和青年喜欢购买的衣物非常了解，收旧衣物时也不照单全收，反倒能够收到符合三和青年喜好的衣物。

很多人好奇三和“有衣裤”的供货者究竟在哪里。经过观察，两位老太婆的衣物来源有多个渠道，其中一个渠道就是三和青年。随着挂逼程度的加深，他们为了寻找可以生存下去的方法，就把自己的家当以极低价格卖给老太婆。除了卖衣物，有些挂逼的三和青年还出去偷盗，偷来的衣服为避免被人查到也不敢穿，就贱卖给“有衣裤”。有时候，在小旅馆阳台上发生偷盗衣服事件之后，在“有衣裤”里能够找到丢失的衣物，却很少有人追究，因为谁也不会在衣服上做上证明归属的记号。

第二个渠道主要来自三和附近的环卫工人。他们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不仅捡瓶子等可回收垃圾，还把破旧衣服、鞋子送到老太婆这里换点钱。一个环卫工人拉过来五六件衣服和三四双鞋子，老太婆来回打量着，特别脏的、款式老的、破损严重的都不要。挑拣好后，老太婆拿出5块钱交给那个环卫工人。那些看不上的旧衣物并没有丢掉，而是拿到仓库里缝补、清洗再卖。捡衣服换钱的还有三和青年，比如在工地上捡别人丢弃的工作服和工装鞋可以卖到一定的价钱。老太婆们也会把生活中捡到的衣物聚在一起，听说她们也去殡仪馆捡拾办丧事的人家丢掉的衣服。

第三个渠道是批发，主要是三和最畅销的保安鞋。保安鞋本身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因为保安鞋穿在脚上并不舒服，三和青年做完保安日结回来后就不再需要，就以大大低于购买价的价格卖回给老太婆。卖出保安鞋的价格是5元，等再次购买时则要花10元，中间的差价就成了老太婆的利润。可是，保安鞋本身还是有损耗的，光指望三和青年一买一卖地循环使用远远不够，这就需要老太婆在保安鞋数量不足时批发一批新的，而新鞋价格是20元，三和青年通常只在没得选的时候买新保安鞋。当然，不管哪种渠道，“有衣裤”收衣物的价格都极低，老太婆的二手衣物生意基本上可以视为除了房租之外零成本，而她们每个人一天可以卖出20多双鞋和10多件衣服，简单估计一天收入大约为150元，基本上相当于做一天日结的平均收入。

三和挂逼面

三和最出名的餐馆当数大风面馆，既不是因为它是“老字号”，也不是因为菜品多样、美味可口，而是大风面馆能以最简单的食材做出量最多、最便宜的面食。当人们来到这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面馆时，最显眼的是墙上红底黄字的菜单，上面仅有几类食品：5元的肉丝面/粉、1.5元的茶叶蛋、2元的萝卜海带汤、6元的鸡腿和8～10元的猪脚。如此低廉的价格和如此简单的菜单，却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三和青年的吃饭问题。

早上6点半左右，大风面馆门还没开，就会有两大袋做面的材料送到门外。大风面馆的面条分为宽面和细面，米粉也分为宽粉和细粉。早上7点半，一个体形肥胖的男人和一个稍胖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大风面馆，他们是面馆老板一家。他们一家刚接手面馆不久，之前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大叔经营，他是胖子老板的岳父。因为是价格极低的挂逼面，单价低、利润少，胖子老板似乎并不是心甘情愿地经营面馆，更像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做。

中午11点之后，陆续有人来吃饭。大风面馆的房顶上悬挂着一台不停转动的电风扇，屋内仅能容纳3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张凳子，最外面那张桌子靠着卷帘门，凳子只能放到卷帘门外的路边上。尽管挂逼面价格很低，但大风面馆还是很厚道地在门口放了一台饮水机和一摞一次性杯子，供吃饭者免费饮用，而且饮水机里的水还不是自来水，而是配送的桶装矿泉水。大风面馆用一组不锈钢橱柜把操作区和用餐区隔开，橱柜一侧放着一次性筷子和廉价纸巾，还有酱油和醋；另一侧放着辣椒油、煮好的鸡蛋、萝卜海带汤、鸡腿和猪脚，柜台的小箩筐里还放着大蒜，各种食材尽可能满足三和青年的口味。“老板，来碗面，加个鸡蛋。”如果来者不说明是宽面还是细面，老板就认为是细面，这也是大风面馆的一种默契。

结账既可以是在点餐之后，也可以是在吃完之后，付款形式也是多样的。一些青年用现金结账，老板收钱找钱并没有洗手，手上也没有戴手套，食品卫生远不如价格那样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大风面馆并没有什么卫生可言，使用的碗筷也只是简单刷洗，没有经过任何消毒处理，食用油也是从外面送过来的，没有任何标识的一大桶油直接倒进餐馆的油桶里。有初来乍到的三和青年想要体验“挂逼面”，吃完拉肚子属于常见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三和青年对此不满，反而称赞老板为良心商家，因为挂逼面几年来只涨了1元钱。由于有良好的口碑和低廉的价格，一过11点，来吃饭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正好赶在饭点（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可能还要站在门口排队。

大风面馆的胖子老板并不排斥“三和大神”，但极度排斥任何带“挂逼”二字的词。有时候，顾客在点餐的时候说出“挂逼面”三个字，老板就会拒绝卖任何东西。“老板，来碗挂逼面，再加一个挂逼猪脚。这猪脚怎么是这样的颜色，挂逼猪脚不要。”来吃饭的青年语气中带有显而易见的嘲笑，既是对周围正在吃面的人的嘲笑，也是对老板的一种轻蔑。“没有挂逼面，也没有挂逼猪脚，什么都不卖给你。”胖子老板头也不抬，语气强硬地把点餐青年顶了回去。可见，胖子老板并不认同挂逼面和挂逼猪脚的说法，或许对他而言，做面卖面是神圣的职业。

不论刮风下雨，大风面馆的营业时间都很长，每天都要到半夜零点左右才关门，当然也是为了把当天准备的食材尽可能用完，恰好这样的营业时间能够满足晚上做日结回来的人。对于晚归又饥肠辘辘、囊中空空的他们而言，挂逼面是最实惠的选择。

廉价日常消费品

除了挂逼面，还有一些特殊商品以及特殊的售卖方式。其中，一种瓶装水就是三和青年人人尽享的特殊商品。这是由东莞某厂家生产和销售的、价格极其低廉的瓶装水，在三和普及程度极高，被称为“挂逼水”。

这种水有500毫升小瓶装的，售价1元，还有2升大瓶装的，售价2元（在本书调研期间，有的商店中大瓶装已涨至2.5元），而大瓶的就是三和青年所说的“挂逼大水”。三和青年这样形容“大神”的生活：挂逼面、挂逼大水和挂逼散烟是标准配置，因为这些商品只有在三和才可以全部看到。挂逼大水在三和巷子里和人力市场内，只要有商店，冰柜里面都可以看到，但在三和之外的商店里很难见到，甚至让人一度以为这是三和的“特供品”。

在三和，挂逼大水的意义不仅仅是饮用水那么简单，其背后还潜藏着人群识别的功能。在大多数三和青年中有一种潜在思维，即只有挂逼了才会买，喝挂逼大水成为一种身份和生活状况的符号性象征。

三和水果的售卖方式也是其他地方不常见的。几乎所有水果都可以以个、片、块为单位售卖，原因有二：一是大部分三和青年都是单身，且不会与其他人分享水果；二是他们往往买不起论斤称重的水果，只能购买单价很低的一小份。

三和还有其他比较便宜的商品，如1元的方便面、0.5元的辣片等，而最常见的、单价极低的商品是散烟——0.5元一根。这对于有烟瘾却买不起一整盒烟的青年极为重要。尽管几乎三和所有的小超市都卖散烟，但老板从不把散烟放到台面上卖，只有三和青年去询问才卖。“老板，有散烟吗？”“有，要什么牌子的，几根？”“要××牌，一根。”青年接过烟，还要向老板讨要打火机点着，然后就躲到一旁过烟瘾去了。

在三和这一场域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细微到只能以心理感受加以区分。为三和青年提供各类消费服务的小老板，其经营的日收入相当于日结工资，但他们在心理上与三和青年保持着阶层距离，这也就是大风面馆老板拒绝将自家的面冠以“挂逼”二字的原因；干完日结后有所收益的三和青年则更多回避挂逼商品，尽管在窘迫时挂逼商品也解决其不时之需，但在心理上抗拒挂逼商品也使其相对于“三和大神”保有最后的尊严和优越感；而“三和大神”们则是最底层的一群，挂逼商品一方面满足了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使其被牢牢禁锢在三和，当我们感叹挂逼商品的价格相较于其他地方极低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三和大神”们已无法承受外界的生活水平。

三和青年群体

游离在挂逼边缘的三和青年

三和青年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日结。无论是快递日结，还是保安日结，日结工作都为三和青年游离在挂逼边缘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而且日结的妙处在于几乎每天都有，只要你有工作能力且想去工作，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工作。当然，日结不可能彻底改变三和青年的生活状况，仅能维持挂逼的生存状态，却更符合他们的理念：“干一天玩三天。”不到150元的日结工资能保证三天之内处于底线生存状况，虽然有些工作可以使生活更好，比如工资相对较高、工期相对较长的小时工和临时工，能够让三和青年存一部分钱。但对没有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人而言，活在当下貌似是一种更受欢迎的选择。加上小环境的影响，即便是工作一段时间，拿到比较多的工资之后，很快也会全部挥霍掉，短短几天后可能又处于挂逼边缘。对他们而言，工作——挂逼——工作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在维持温饱和维系生存的挂逼之间游离，就是他们在工作上选择日结最为重要的一大原因。

在三和，日结工作中最轻松的是保安日结，其他日结的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则相对较差，如快递日结10小时工作时间中仅有1小时休息时间，工作全程站立。白天的快递日结还好，如果是夜间的快递日结，困意会使得人难以坚持。快递装卸是最难做的日结，工作时间内不停地装卸，劳动强度大，曾有青年说：“夏天在没有空调、风扇的车间和仓库里干活，上衣甚至内裤全都湿透，那滋味真不好受。”对一些做完日结，回到三和后追求“高品质生活”（床位或单间住宿、一日两餐、换洗衣服、买彩票等）的青年，工地日结是最受欢迎的。不过，工地工作环境艰苦，没有相应经验的人难以承受如此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装修和搬运材料。参与装修的日结工作，不仅需要处理墙壁残留物，有时候还要仰着头给屋顶刷大白，长时间的劳作致使手臂和脖颈僵硬酸痛。搬运工地建材更累，需要两个人仅凭人力装卸满满一车10米长的钢管，所用的防护措施仅有一双手套，手掌和手指容易剐伤，特别是经过太阳暴晒的钢管，一双薄手套恐怕难以经受钢管的热度。工地上艰苦的环境会导致一部分青年跑路，干不完就放弃，在拿不到工钱的情况下，回到三和只能挂逼。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完成一天的工地日结后，身上已然覆满尘土，有些人早已没有换洗衣物和住宿床位，只能在“有衣裤”挑换衣服，在网吧或公共厕所简单洗澡。但工地日结工资相对较高，一些青年坚持完成日结任务后可以“体面”地多生活几天。

你能看到很多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把三和人力市场视为找工作的平台，至少工作能够使自己在深圳维持基本生存，最好能够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可是，深圳工厂里的工作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美好，让人满意的工作并不多。初到三和的年轻人都经常出去工作，可以保证生活品质，至少能满足一日三餐与正常起居。可三和是容易让年轻人产生惰性的地方。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看着周围无所事事的玩乐的人，加上便宜的生活成本，这样的区域环境容易影响他们的想法，进而改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旦一个年轻人出现惰性，一段时间不工作，加之买彩票、泡网吧等，就会逐渐走向挂逼的边缘。

每个初次走向挂逼边缘的青年都是不情愿的，之后又会在窘迫之际选择适当的工作，当然这时候由于自身耐受力的下降，能够选择的工作会更少，日结有时候是看起来最合理的选择。一方面，当三和青年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们对工作和生活已无太多奢求，惰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低廉的生活成本、热闹的生活环境、包容的社会氛围，就会让这些不愿意出卖体力换取劳动价值的年轻人，陷入在挂逼边缘徘徊的工作——生活循环。

有人说时间过得好快，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边上有青年附和道：“肯定啊，都在这儿吹牛，随时可以躺下睡觉！”可见，对一些人而言，生活是种煎熬，逝去的每一刻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目标也就无从谈起生活的意义，时光便更易逝去。

事实上，最容易辨识一个人真实生活状态和心理状况距离挂逼还有多远的方式，是看消费选择。一是在日常生活中购买饮用水的类型、价格和频次。如果一个青年一天之内买几次价格在3元以上的饮料，如可乐、赛虎、乐虎等，基本可以判定他距离挂逼还比较远。二是吃饭的选择。如果在小餐馆吃快餐，且一天吃两餐，说明他还有钱消费较贵的食物。如果连吃小超市里单价极低的零食都实现不了，只能在大风面馆吃面，那就说明他距离挂逼不远了。三是吸烟的类型。如果能够拿出一整盒价格超过6元的烟，他的生活状态暂时不至于挂逼。当你看到有烟瘾的青年恳求他人施舍一根烟时，说明他已处在挂逼状态。四是住宿标准。看他是坚持睡“海新大酒店”，还是选择单间、床位或是网吧。选择单间被视为“有钱人”，选择网吧的青年生活境况尚可维持，睡“海新大酒店”显然是挂逼了。五是换洗衣服的情况。做日结回来之后都换掉脏衣服，当然多数是从胖瘦两位老太婆的“有衣裤”买衣服。一旦发现一个三和青年在外面的商店买衣服，说明他刚做了较长时间的临时工，至少可以保证三天或一个星期不用再工作，且有钱来满足吸烟、去网吧、买彩票等需求。如果一个青年的衣服已经很脏，且散发出浓烈的臭味，说明至少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没有换洗衣服，基本处于挂逼状态。更有甚者一两个月不换洗衣服，那就很可能是“大神”。六是身上有无手机等电子产品。手机可能是一些三和青年最重要的财物，不过有些人只拥有一部仅可以打电话的挂逼机。如果看到一个青年手上戴着手表、拿着充电宝给手机充电，那就是“有钱人”。七是是否赌博。重点是在彩票店里的表现，一些青年只坐在里面睡觉，或者指点他人，到处吹牛却只说不买，说明他们基本丧失了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还有一些青年边看边买，则他们或是做了日结或是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足够的收入。如果一个青年在买彩票的同时，还能给身边坐着指手画脚的人递上一根烟，说明他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上述七条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常见的，也是判断青年挂逼程度的最有效的观察指标，但并不意味着青年符合其中一条就完全进入了挂逼状态。考虑到大部分青年都会在挂逼边缘挣扎较长时间，这些指标只能用来判断某一个人某一时刻是否处于挂逼状态，而每一个处于挂逼状态的青年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些原因是相似的，比如迷上赌博、工作受伤等。

从人的本性而言，每个人在输钱之后总是渴望再赢回来。

每个人都会有发财梦，对一些青年而言，在深圳按部就班地工作基本上没有发财机会，只能通过碰运气发财。可是，聚集在彩票店里的青年不少，发财的一个也没有，靠买彩票、赌博去碰运气，最后只能输个底儿掉。

从局外人的视角看，间歇性工作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源、没有相应能力，主观原因就是懒惰，或因遭遇多次打击失掉了发展动力。加上一些人适应了混吃等死的环境，不想再离开，即使离开一阵子也还会回来，宁愿一天只吃一顿饭，也不愿意工作。为了维系残存的一丝脸面不愿意彻底挂逼，他们采取间歇性工作方式并对这种方式给出了“合理性解释”，所谓的“合理性解释”都体现了他们的厌倦心态，最终他们只能游离在日结工作、底线生活与挂逼生存的无限循环中。

放弃融入社会还有一个典型原因，那便是学习欲望的下降。

考虑到当前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民工荒，政府在大力推行免费的职业培训，而三和青年所顾虑的部分问题来自培训的费用和机构。这就让人忍不住追问，如果政府或有关机构提供免费培训，他们是否愿意学？他们语出惊人：“自己已经老了”“懒散了这么多年，离开学校就再没学过什么”“培训几天没用，还不如在这里混”。这些牵强的说辞也印证了他们对学习技术的抵制来自近乎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因此，在平时讨论如何翻身、如何成功的时候，他们大多把人生艰辛归因于社会的阴暗，抱怨缺少后台、背景和关系，很少有人检讨自己对学习的抵制和妄想不劳而获的态度。

住宿生活条件：带空调的单间 -> 不带空调的单间 -> 网咖 -> 网吧

宣称“挂逼”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挂逼”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如果你宣称自己“挂逼”了，就不会有认识的人找你借钱、蹭烟，可以以退为进地减少金钱上的无谓损失。

露宿街头最为糟糕的事情是遇到下雨天，露天公园仅有两个亭子可以避雨，届时就会人满为患，睡大街的青年不约而同地拥过去抢位置。

据说，“三和大神”的名称来自一次某个工厂来三和招聘的老板，他为达到短期内提升产量的目标，从三和招了一批青年做临时工。工厂内提供的伙食和住宿环境没达到招工时所承诺的水平，而且工作的劳累程度较高，工资却没有达到预期，一些三和青年便罢工不做。老板为了能及时完成产量，只能央求他们先完成当天任务，而三和青年磨洋工似的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在他们离开时，老板说了一句被传诵为经典的话：“你们这些人真是‘大神’啊！”自此以后，“大神”这个词就被带回三和，成为形容三和青年反面典型的称号。在国内外网络媒体的曝光和宣传下，“三和大神”被更多人知晓和使用。现在三和甚至还发展出“大神”的升级版——“大仙”，有的青年用“得道成仙，看空一切”形容“三和大仙”。

真正的“三和大神”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第一个生存手段是靠别人救济，他们会博取他人的同情，获得一点点物质上的救济，这种救济极为有限，并带有屈辱性。有人闲聊时说：“救济过一些人，但是被救济的人还是什么都不干，只会继续挂逼，睡‘海新大酒店’。”并补充道：“有时那些‘大神’还会形成依赖心理，就等着你送东西。”“三和大神”的第二个生存手段就是偷盗。偷盗行为一般很隐秘，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不会说。有一位“三和大神”，已经“瘫痪”了三四年，熟识的人说他经常在三和外面混，偷盗骗拿是常有的事，一旦搞到手就开溜，把偷来的东西变卖掉，继续回到三和“瘫痪”。三是靠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也仅限于寺庙斋饭等，他们会到寺庙里吃斋饭，或者偷拿贡品。当然，如果上述几个方面都没有的话，“三和大神”就只能在饥饿与疾病的累积中死去，但是这样极端的情况很少发生。

总结：

这些年轻人带着各不相同的故事开头来到三和，却演绎了程度不同但结局相似的故事结尾：他们怀揣梦想奔赴三和，在与招工企业、市场中介的三方博弈中，历经争抢日结、繁重劳动、微薄收入以及证件被骗、博彩失利等大大小小的挫折后，陷入了失望、怠惰、沉沦的恶性循环。而充分的市场机制为他们的底线生存提供了依托，尚能使他们在收入极低的状态下“做一天玩三天”，甚至由此衍生出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以及表征这一价值取向的词汇，如“挂逼”“瘫痪”“大神”等。

三和乃至深圳以特区特有的开放、包容接纳了这些青年，使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有了暂栖之地。从更广范围看，在百度“三和大神”贴吧中，全国各地有着相似境遇的年轻人用三和青年特有的词汇描述着自己的现状，同时也关注着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动向，其中一些人因此直接奔赴三和。这表明，三和青年的遭遇并非孤例，其中所包含的青年劳动就业、家庭婚恋、消费文化、娱乐休闲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有较大的普遍性。三和只不过在特定的适宜条件下，以自组织的方式自发演化出三和青年应对上述问题的行为及心理模式。三和青年潇洒自在的表象之下，是他们茫然无助、自我麻痹和轻度的社会对抗意识，而受到损害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

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

三和不是贫民窟

深圳市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2200元。如果按照每天收入150元，三和青年只需要做满15天就可以超过最低工资标准。对一个普通的工薪族而言，每月工作15天以上只是常规操作，但对处于挂逼状态的三和青年而言，每月工作15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否则在他们中间也不会流传着“干一天玩三天”的说法。

按照“干一天玩三天”的说法和每天150元收入标准计算，三和青年每个月的收入大约只有1200元，比22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整整少1000元。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知道，22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本无法保证生活质量，更不要提月收入水平处于1200元的三和青年们了。想象一下，三和青年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生活是普通人所不能接受和忍耐的，他们存活的依托除了日结工作之外，就是吃挂逼面、喝挂逼大水、露宿“海新大酒店”，以及使用各种廉价的商品。

各种挂逼商品为三和青年提供了低成本生存的可能性。所谓的低成本生存也可以用穷困潦倒来形容，按照一天40元的生活成本计算，一天可以吃两顿挂逼面，喝一瓶挂逼大水，加上一张15元的床位，还能有几块钱余钱用来买彩票。如果把床位换成网吧的包夜，那么既能够满足娱乐需求，又可以在疲惫不堪时在椅子上百态横生地睡一觉，看上去也是不错的选择。“有衣裤”的两位老太婆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一次性的二手衣服，馋起来还可以买1元钱一块的西瓜或者1元钱一袋的零食解解馋。

粗略算起来，三和青年挂逼一个月的生活成本真的也就在1200元左右，低收入工作和低成本生活之间近乎完全匹配。只要肯隔三岔五地去做做日结，活下来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忍受普通人无法接受的生活条件和形成乐在其中的生活态度，乐在其中就意味着三和青年圈子里的境况与外界是不太一样的。

三和充其量只能算作贫民窟的雏形，今日的它缺少了贫民窟所需要的诸多要素，比如暴力、犯罪、职业和家庭。小偷小摸在三和倒是常见，暴力行为并不多见，极少有暴力案件和流血事件发生，更不要说人们在影像中看到的根植于贫民窟的帮派和团伙。倘若把团伙的界定放宽一些，倒卖身份证、银行卡、电话卡、当法人背后都有一点点相似，但又很难把这些事情准确界定为犯罪行为，反而更像是打擦边球，人们都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种种可能，却无法单单据此给人定罪。这些掮客也不是三和独有的、稳定的职业群体，他们与其他国家贫民窟里的职业化特殊人群相比，显然还有比较大的差异。既然三和青年的生存之道依然是常规手段，没有滋生其他的特殊产业和特殊职业，也没有出现空间上的排他效应，他们就是社会可接受、可接触、可接近的人群，社会重新接纳他们也是顺理成章的，只不过三和青年自己在有意识地逃避社会，或许是逃避社会给予他们的角色，或许是逃避社会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追问：三和真的会成为贫民窟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贫民窟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形成贫民窟至少需要两个内部条件：一是人群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二是出现明显的群体代际接续。就研究中的观察来看，三和青年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不断有人口的流动和替换，在生活方式上也与其他群体差异不大。而从经典的社会学定义来看，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包括：①有明确的成员关系；②有持续的相互交往；③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④有一定的分工协作；⑤有一致行动的能力。显然，这5个特征三和青年都不太具备，或者说只是在一些特定情景下才会出现一丝社会群体特征的征兆。而从群体的代际接续来看，三和聚居的青年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没有出现一点点家庭化痕迹，一丝一毫代际传承和长期维系的可能性都没有，也就很难诞生出西方社会中出现代际延续的典型贫民窟。

三和青年眼前的出路

就目前调研情况来看，三和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贫民窟的概率几乎为零，那么三和青年作为参与主体，他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对三和青年而言，他们的出路几乎是没有选择的，如果说有选择的话，就是选择如何离开和何时离开。对一般的进城务工者而言，他们的流动带有强烈的周期性，每逢过年都从务工地赶回老家，过完年又会从老家匆匆赶回务工地。三和青年中有一部分人也会遵照过年回家的传统习俗，有的人过完年也就不再回来，毕竟这里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更不要提他们的家庭责任和义务。但有一些三和青年是与老家断了联系，常年赖在三和不离开的，他们的出路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视角去揣测不回家的三和青年，他们的出路更多地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因为个体性因素和自我意识的唤醒，比如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或者对三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度的厌倦，而选择逃离三和的可能性之外，影响三和青年出路的第二种可能是社会生态链的断裂。三和社会生态链是构成三和青年低成本存活的一系列生活条件，其中任何一个生活条件的消失都可能造成社会生态链的断裂。

需要看到在城市治理方面，人们常常低估了低收入人群的耐受力，三和青年的低成本生存具有非常强的弹性和替代方案，拿住宿来讲，他们钱多的时候可以住便宜的单间，钱少的时候可以住大屋的床位，没钱的时候在“海新大酒店”打地铺也是能够熬过去的。对生活质量的低需求与市场化的丰富供给相比，除非出现生存维系环节整体性和长时期的变化，他们想必都能够找到替代性解决方案，这与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必定导致生态系统瓦解有着天壤之别。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三和青年的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如何在城市改造更新的过程中保持城市包容性或许是国内很多大城市需要思考的问题，北京的封墙堵洞和上海严控农民工子弟小学都是为了实现城市改造更新和疏解人口的目的，大幅降低城市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对于三和青年以及与之相似的农村出生的青年所带来的问题而言，更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防止农村出生的青年成为三和青年。

就研究而言，与其说三和青年是一个社会群体，不如说他们是一个时代变迁的人群具象。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生于广大县域和农村地区的青年总是需要到大城市寻找出路，无论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当机械化的工人，还是做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都是农村出生的青年来大城市找出路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

现实很残酷，即便是一个人在生产线上累死累活，收入也就和餐馆里的服务员差不多，甚至远远不及那些终日来回奔波的快递小哥。谁还会选择进入血汗工厂，成为生产线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部件”。

总结：

事实上，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自工业化以来，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日渐普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化所需要的“零部件”，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产符合工业和产业发展的劳动者和职业群体。在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下，广大农村青年能够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此刻需要做的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命运。

三和青年的出路不在于别人给他们画定什么路线，而在于他们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倘若每个人都有意愿且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又会有多少人在花样年华里去三和“混吃等死”？所以，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

后记

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丧失了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竞争力的机会，只能在城市中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从事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描述的场景，他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仅身体受到伤害，个体精神也不断被侵蚀。三和青年似乎洞察了工厂“剥削”的性质，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被牢牢束缚在底层，缺少劳动技能和高等学历，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为避免被持续“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工厂，出现一种“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90后”和“00后”务工者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不愿承受单调、乏味、沉重的流水线工作，也不用承担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视劳动为束缚和压迫，逃离工厂成为某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