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之四十一：唐朝篇一
揭秘唐朝贞观之治：君臣协作的典范和盛世之中的遗憾
文 和运超
唐朝，几乎是中华历史五千年中最重要朝代之一，甚至要算一张古代名片。整个唐朝近300年，总体显得包容开放，多元的民族和文化都在其中孕育，成就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正因为唐朝光芒耀眼，带给后人的迷惑也多。好比古人对唐太宗李世民充满崇拜，今天的人们大多也对李世民充满景仰和好感。究竟太原起兵时，到底是李渊本人意愿还是出于李世民的谋划？李建成、李元吉到底是不是如史书形容的那样一直对李世民充满敌意？探索唐朝初期历史已经成为后人非常困难的一幕。
如果剔除史书本纪的蒙蔽，梳理一些个别人物的传记，也许能够看到接近真实的一些脉络。《新唐书》记载，杨玄感起兵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对李渊说："今揽五郡之兵，据四战之冲，苟无奇计，祸不反踵。若收取英俊，为天下倡，帝王业也。"许世绪当时就劝李渊把握时机起兵，李渊听后的反应是“公奇之，顾倚亲密。”将许世绪引为心腹，其兄弟许洛仁后来也一起成为唐朝功臣。《旧唐书·刘文静传》也记“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要说李世民、刘文静和裴寂设计前，李渊没有夺取天下之心的说法是显然不成立的。包括李渊起初在西北弘化郡结交四方豪杰，虽然可以说李渊性格一贯如此，但说他完全没有收揽人才壮大实力的打算，也难以让人相信。
为何李渊前期迟迟不行动？实际上在河东太原地区的形势无法使他提前起兵。大业后期，隋炀帝北巡出雁门郡遇困，李渊已经在河东联合王仁恭救驾。但他在河东的地位并不稳固，且突厥后期对隋朝随时威胁边关。李渊不敢轻举妄动，出任太原留守是大业十三年，当时太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还在身边时刻监视，李渊拥有的兵马也有限，如果贸然加入各地烽烟之中，毫无疑问将面临腹背受敌，也容易成为隋炀帝主要打击目标，杨玄感的前车之鉴已经说明问题。这就是李渊前面一直表现低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李渊没有起兵打算，而是一种对客观形势的理性表现。正因为李渊为此深思熟虑，起兵是关系家族安危的大事，要说年纪轻轻的李世民在主导起兵经过，那是说不过去的。
李渊入长安登位，嫡长子李建成就有了太子身份，就以留在长安为主了。之后平定地方，以军事能力有优势的李世民为主，李元吉也一度追随李世民，这时对付西北河西的薛举、薛仁果父子，以及凉州李轨，的确是李世民的功劳。
武德二年，北方刘武周和宋金刚联络突厥一起南下，李元吉和裴寂坐镇河东太原，没能抵挡逃回长安。李世民大展谋略收复河东，赶走刘武周宋金刚，唐朝从关中将西北与河东连在一起，与窦建德的河北夏，王世充的河南郑并列为北方最大的势力。这时，窦建德与王世充联合自保，又是李世民一举挫败窦建德，围攻洛阳令王世充投降，李世民的威望就如日中天了。
太子李建成在长安开始坐不住，趁山东、河西陆续有一些人不服，李建成也出马去平定，但小规模的军功不能同李世民相比。像武德三年刘武周逃亡漠北，李渊还是让李世民去追击，仅让李建成留守蒲州，这种对储君的保护无形中让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劳差距越来越大，渐渐增长李建成对弟弟的忌妒和警惕心理。
武德五年（622），又是李世民击败刘黑闼，魏征都认为不能长此下去，终于把追击刘黑闼的任务争取过来，李元吉已经和李建成一条阵线，两人顺利在魏州斩杀刘黑闼，为李建成挽回一些分数。
武德七年，江淮一带的辅公祏被杀，江淮及江浙基本纳入唐朝范围，天下初步一统。李建成、李元吉趁着镇守河东，想要接管李世民的部将和兵力，于是利用突厥进犯的消息，对李世民展开行动。
李世民并没有坐以待毙，以唐朝人刘餗《隋唐嘉话》的说法，秦王府也使人诬告太子勾结边将图变。尽管这是笔记小说，但刘餗是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距离唐初也不超过百年，实际上他这是当时真实的杨文干事件。
玄武门前夕，史书一再宣称李建成、李元吉收买不少后宫妃嫔经常说李世民坏话。李世民同样没有闲着，妻子长孙氏也在后宫活动。在李渊跟前殷勤侍奉，还带儿子李泰讨李渊欢心。虽然长孙氏显得势单力孤，但为李世民争取了不少时间。
新旧唐书都认为是李建成、李元吉预先定下昆明池埋伏的计划，被一个率更丞王晊探听到消息，秘密告知秦王府。这时、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建议李世民做出反击。就在这一群男人要生死搏杀之际，《旧唐书·长孙皇后传》专门提到一笔，长孙氏也参加壮行一一抚慰鼓励秦王府将士，史书称“左右莫不感激”。假如绕开大量渲染李世民被动无辜的形象，可见在争位过程中，恰恰是李世民进行“全家总动员”：小到年纪不大的孩子李泰哄爷爷李渊高兴；他的女人长孙氏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宫廷内笼络人心，尽量化解矛盾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又出面鼓舞人心，激励士气。所以，不论新旧唐书如何修正李世民的迫不得已，大体仍然看得出，李世民为夺位花的心思真不小，而且军事谋略上很有能力的李世民根本没有“被动挨打”的感觉，要说他一直为此积极主动都不算过分。
整个玄武门过程前后有三天，具体经过就无需多说了，陈寅恪、黄永年等众多唐史前辈学者都曾为此反复辨析，不管怎样三天后，李世民成了太子储君，跟着就当皇帝了，父亲李渊成了太上皇。从此李渊被软禁老死，除了参加过贞观年间两三次大型宫廷聚会，基本他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李世民登位，除了对李建成、李元吉家人严酷外，像魏征、王珪等原来太子身边的人都大胆启用，原来秦王府的文臣武将，大部分人都在贞观盛世留下重要的印记，如著名的凌烟阁上就号称有二十四人，整个贞观盛世一直被形容为古代最理想完美的时代，取得辉煌的成就。
今天人们都耳熟能详，李世民鼓励大臣进谏，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对地方官员的选用基本亲自过问，还派李靖等十几个黜陟大使经常巡察，为此有了监察区概念，这就是唐代的道。行政上推行三省制，任用多名宰相分化职权。由中书省发布，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一个诏令的形成，一般先由多名宰相在中书省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经过门下省核实，再由尚书省安排各部执行，如军事交给兵部、人事安排交给吏部、法律事务交给刑部、礼仪事务交给礼部等等。贞观时期的优点在于，即便李世民的“金口玉言”也会过三省宰相讨论，尤其门下省有权对皇帝命令进行批驳，防止李世民“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当举动。
贞观前期，为了恢复民生，多次开仓赈济灾民，准许百姓就食他州；拿出皇宫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度过荒年。各州县奖励生产，扶持民众经商，所以短短数年就基本安定下来。各地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犯罪率史上最低，如贞观七年释放死刑犯回家善后，到秋季，全都回来受刑，没有一个罪犯逃逸，堪称历史上的奇迹。
文化方面，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如中华官方古史历来号称“二十四史”，单单李世民一朝就编撰了八部，分别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达三分之一。
最重要的边疆事务和一些军事行动基本是从贞观中期开始，渐渐影响贞观盛世发生一些转变。
侯君集、薛万彻消灭麴氏高昌，在著名的交河古城设立都督府，唐朝管辖权进入西域范围，笼络薛延陀为重要盟友。薛延陀的汗庭在金山（今新疆和外蒙古阿尔泰山一带），整个部族居于东西突厥之间，所以唐朝密切联合薛延陀为挫败突厥的重要一招，唐朝声望渐渐远播西域，大量昭武九姓诸国前来长安成为藩属。之后，李世民又东征高句丽，作为隋炀帝事业的继续。
第一次东征之后，唐朝对薛延陀悔婚，双方关系由好变坏，发生真若水之战。《新唐书》称位于夏州塞外，大概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百灵庙镇艾不盖河流域。这一战薛延陀失败是事实，但史书对唐军的胜利也有一些夸大。唐军又扶持其附属，原居漠北的回纥部出兵，最后将薛延陀汗国消灭。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另外包括罗伏州（今越南河静）、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等涉及东南西北四面边疆的羁縻州府，地域空前广大。
伴随唐太宗李世民在边疆方面的赫赫功业，历来都称颂唐朝的开放交流和兴盛繁荣。从贞观到开元，源源不断来唐朝的各部族、各远方邦国的人很多，以至于长安洛阳成为外族杂居的国际性大都会，文化空前多元，令后人着迷。
今天都容易被唐朝的兴盛迷惑，忽视当时仍然是古代社会。像玄奘、鉴真这些卓有贡献的文化使者，历史上却是冒着违反法律、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的事业，如果不是九死一生创造了巨大名声，作为私下出境者，不知道被处死多少回了。
唐朝内部的一般百姓根本不允许随便跨州过府，假如想到别的地方进行走访探亲或经商买卖，需要到官府开具文件。边疆的管理更为严格，所以，唐朝诗人营造的山水浪漫和到处漫游大多是“文学语言”，他们往往通过赶考、公务、探亲等方式漫游各地，要么就是动荡局势下的辗转漂泊，实际他们写的是唐朝社会的一个侧面，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除了在自己户籍所在，生平活动的范围实在有限。
唐朝前期不说主动与外邦交流，哪怕“做回访”的情形也非常少，不论西域还是新罗、高丽、日本。好比贞观时期作为官方使者贡献非常大的王玄策，史书居然没有传记，出生和死亡都没有记录，到底出使了几次也说不清楚。对他的事迹也只有零星记载，以至于长期都怀疑他事迹的真伪。其实目前为止，能够对王玄策稍加研究的资料都不是正式史书，而是个别佛教书籍，难免有传说和野史性质。
从李世民到李隆基，对边疆属国的重视和交流远远不够。大食崛起不断向东方蚕食，一度与吐蕃联合，导致唐朝中期基本失去波斯和昭武九部，在《新旧唐书》《唐会要》清楚记录着波斯、昭武九部在百年间对唐朝不断上书希望支援救助，唐朝对他们只是安抚，除了张孝嵩、高仙芝个别主动应对，大多长安方面对此是无动于衷的，而且张孝嵩和高仙芝处理西域事务的结果，最终是批评和处罚居多。
今天再综合看待李世民和贞观之治，李世民从一开始就有不亚于杨广的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李世民对功业与成就的渴求，以及对那些大臣的态度前后更是并不一致。
如有口皆碑的魏征，对李世民进行200多次诤谏，大多有的放矢，李世民已经有不耐烦的时候，甚至一时气愤说要杀魏征，证明他对纳谏的态度有反复。魏征死后，王珪、马周等人也多次谏言，李世民当面也接受意见，可没有谁会像魏征那样冒死逼着李世民落实谏言，因此就往往没有什么效果。皇帝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别宫仍然会修，纳谏就成了一种君臣之间的表演。
事实上，早在贞观八年（634）就有转变预兆。当时中牟县丞（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皇甫德参进谏：“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李世民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朕的宫女们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正是这一年，魏征觉察出天下大治后，皇帝心理有了变化，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魏征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写下反思贞观之治开始中衰的《十渐不克终疏》：“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大胆批评唐太宗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种不当言语。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魏征于贞观十七年病故，这样正直的声音就更少了。
再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名徐惠，南梁大臣徐文整四世孙。充容为后宫妃嫔等级，比昭容低。年仅二十四岁忧郁而死，永徽初陪葬昭陵）批评当时情况：“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声音和现象，才能全面了解被后人一再推崇的贞观之治。
正因为需要全面冷静的分析历史，吕思勉先生后来在《隋唐五代史》评价李世民其实是一个“中材之主”，许多专家学者都感觉过于严苛。当然，李世民的个人能力并不算差，但他为人过于随性，发挥极不稳定。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就还不好说李世民占“主要”一面。李世民前期当皇帝很谦虚，不像其他皇帝那么卖弄权力，在内有长孙皇后的帮助，在朝有房杜，魏征、长孙无忌、李靖、李绩、王珪、马周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连比较“小人”的宇文士及、许敬宗都是很有才的，加上贞观制度对君权的制衡，整个时代生气勃勃，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本身发挥很有限，整个贞观之治之所以杰出，的确是标志着集体的能量和成就更明显。
通过实现贞观之治，李世民后期有些飘飘然，他的皇帝意志渐渐体现出来，军事行动增多，虽然凭借强大实力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功，但他的行事不见得服众，的确能够体现吕思勉先生所言的“中材”特质，好比对薛延陀的打击就是过河拆桥，出尔反尔；好比灭高昌时的确意气用事，对高句丽的行动难免有号称“天可汗”的上国心态。虽然这些行动对唐朝巩固边疆和扩大声望有积极一面，但李世民抬出的理由实际不比杨广显得“高大上”。
俗话说，以小见大也能以大见小，不论大事小事，最终还原李世民作为一个人，是可以剔除他的光环的。包括他对待身边的大臣也一样不尽人意。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魏征，帮助李世民获得贞观之治以及塑造他纳谏的形象，魏征于公于私对李世民都堪称功劳最大，临终时李世民的表现肝肠寸断，还拉着最疼爱的小女衡山公主要嫁给魏征儿子魏叔玉，场面相当感人。可魏征死后没多久，李世民就取消了这门亲事，他居然误会魏征生前其实与侯君集勾结，还对史官褚遂良以那些谏言的奏疏邀名，这不仅是对魏征品质的怀疑，还由此对衡山公主一生都造成意想不到的波折。李世民没有作为君主“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严谨，甚至连民间“重然诺”的豪杰气概似乎也都不具备。
衡山公主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最小的女儿，李世民悔婚以后，另外为她挑选女婿，嫁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族兄弟长孙诠（算是嫁给了一个舅父长辈）。高宗时长孙家全体遭难，长孙诠被贬巂州（古为越巂郡，巂的读音有争议，但今天四川凉山州北部还有越西县，就是沿袭古代称呼，所以巂读音xi比较合理，州治为邛都县，今西昌市东南）还死于非命，公主对皇兄李治十分怨恨。再嫁韦氏韦正矩，夫妇经常争吵，传言还有家暴嫌疑，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两人感情不大好应是事实，公主死时才刚刚三十岁。
再如另一个大功臣李绩。很多人都知道李绩病重时，李世民剪胡须为他做药引的故事，经常用来形容李世民爱惜功臣的佳话。事实上都知道李世民对李绩的态度主要是“耍心机”，一方面倚重用李绩平高句丽以后压制他，避免过于抬高他的功劳，另一方面是为了太子李治将来再启用他，让李绩感受到李治对他的倚重。《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写李世民的托孤之言：“公往不负李密，今岂负朕乎？”君臣之间的感情与信任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是居于次要的。
还有像刘洎、侯君集、张亮、李君羡、罗艺等文武大臣全都被杀，李世民也没有史书形容的宽柔仁德。
刘洎是贞观时期有贡献的宰相之一。贞观十一年（637）还在御史任上，他尖锐指出尚书省执行诏命敷衍推诿，效率低下，建议精心选任尚书左右丞及两司郎中，以此督促提高工作效率。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刘洎进言新太子李治学业不佳，大臣侍奉太子学习不够勤勉，李世民就让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轮流前往东宫，督导学习。
之后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刘洎与马周辅佐太子李治。李世民回来在定州养病（当时设有定州大总管府，今河北定州市），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前去探视，褚遂良在觐见李世民时诬告刘洎不关心皇帝安危，还说依照当年伊尹霍光的方式辅佐太子，朝廷上下没什么可担心的。李世民病好以后传刘洎问话，马周还为他作证，但李世民坚持将刘洎下狱赐死。十年后的高宗显庆元年（656），刘洎之子刘弘业还上疏为父亲伸冤，称被褚遂良诬陷。唐高宗询问近臣意见，给事中乐彦玮道：“如果洗雪刘洎的罪责，岂不是说先帝滥用刑罚。”唐高宗将此议压下不再提及，可见都知道刘洎是被冤杀，却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形象不为刘洎洗雪冤屈。
侯君集是参加玄武门的重要功臣，算是李世民的亲信了（可见被杀时李世民不舍的态度）。早年跟李靖、李道宗等名将西征吐谷浑，向李靖请教讨论兵法，进步很快。贞观十三年（639），侯君集独挑大梁，与薛万彻西征高昌立下大功。当时侯君集纵容军士搜集珍宝，表现出严重的缺点。回来以后被弹劾下狱，岑文本认为侯君集功大于过，不应过分处罚，侯君集为此心怀怨愤。
这事的真实性存疑。侯君集攻高昌前，国主麹文泰病死，其子麹智盛继承王位。侯君集率兵行至柳谷（有说是田地城东，唐代设柳中县附近。有说大约是今吐鲁番东北靠近沙漠某处），得到消息麹文泰将被安葬。诸将劝说侯君集趁安葬国主时突然袭击，可大获全胜。侯君集没有同意，他认为趁对方举行国葬时偷袭太不讲道义，不是正义之师。侯君集能够拒绝偷袭，光明正大行事，攻下高昌后却偷抢高昌各地珍宝敛财，感觉有些判若两人，即便有一些金银珠宝收获，也不至于像史书形容那样不堪。
侯君集女婿贺兰楚石在东宫任职，太子李承乾感觉地位不稳，联络侯君集希望得到扶持，侯君集认为可以利用太子谋划行动，贺兰楚石却非常忧惧，居然将太子与侯君集的事情向皇帝通报，最后太子被废，侯君集被杀，妻子流放岭南。
到底侯君集有没有谋叛？其实也是一个疑团。《旧唐书》写侯君集被杀，唐太宗李世民痛哭失声：“与公长诀矣，而今尔后，但见公遗像耳！”非常煽情，从高昌回来，同僚张亮弹劾他，张亮也是凌烟阁功臣，还排在侯君集前一位。侯君集找过张亮发牢骚，一种情况可能说过气话，二就是张亮对侯君集不满，故意诓他入彀。当时就他二人密谈，张亮的话也只是一面之词。
最根本的要害还是牵连太子李承乾。李承乾有被废的危机，希望拉拢侯君集这样一个有威望的功臣扶持应该不假，但是否真的在谋划起事？其实没有明显证据。主要是贺兰楚石的揭发，侯君集进出东宫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说为太子效力的话，也不算什么严重把柄，好歹太子是储君，臣子为其效力也是本分。
关键他们真要有什么秘密，似乎没必要掺和贺兰楚石充作“媒介”，贺兰楚石的举报本就带着疑点，主要还是李承乾已经地位堪忧，以侯君集新近立功的声望，与李承乾关系密切，难免不会再来一出玄武门啊。虽然不能说侯君集完全清白，但作为一个功臣，在李世民手中死的不明不白却是没有悬念，这也侧面能证明《旧唐书》写李世民对侯君集死前那一段煽情文字的确事出有因，大有弦外之音。
包括掺和侯君集之事的张亮，早年在瓦岗军是徐世绩（就是李绩）部下。投靠唐朝以后，得到房玄龄举荐，加上李绩照应，尽管能力不算多强，就像今天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侯君集问题上，张亮表面出于忠心而举报侯君集，实际张亮过去就是情报工作者，一贯风闻奏事，对侯君集的事情可能就出于自保（以史书记载似乎两人关系原本不错），并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当侯君集死后，他跟随李绩去高句丽，到战场上表现怯懦，所以，贞观二十年也被他人以养子五百，意图不轨举报被杀。
之前还有罗艺、李孝常（为武士彟之前的利州都督，曾开粮仓帮助李渊入长安，受封为王的元老功臣）等人，都在贞观前期死于非命。
当年李世民、李建成攻刘黑闼，罗艺带兵救助过李世民，之后与李建成似乎更亲近。李世民登位时，罗艺在北边素来威望很高，受封1200户坐镇北方。刚贞观元年，李世民就翻脸，找借口说他在幽州谋变，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奉命去攻打，罗艺逃奔突厥途中被杀。
罗艺谋变肯定是冤枉，一种可能是罗艺的确与李建成的关系更亲近，李世民十分忌讳而容不下他；另一种可能不牵扯李建成，纯粹是罗艺与李世民关系疏远，又占据幽州边关，在河北很有威望，李世民也是不放心，设法要找理由除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显出李世民的心胸宽容其实很有“尺度”。
另一个侧面证据是温彦博在罗艺府上供职。此人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作者温大雅的弟弟，作为太原起兵见证者之一的温大雅，武德时期写的起居注正是给李渊和李建成说好话的，多少说明罗艺对李世民登位前后的一种态度。但温彦博是一个文人，后来继续被李世民任用，还升为宰相，最终投靠李世民了（温大雅死于贞观三年，加上后来温彦博受太宗礼遇，创业起居注算是流传下来），死后陪葬昭陵。
还有李君羡，也是参加玄武门的重要猛将，只因酒宴上一时胡言乱语就被去职贬官，李世民还不放心，将其全家问罪致死。一千年后另一明君康熙帝还在《阅史绪论》中说：“谶纬之说本不足据，如唐太宗以疑诛李君羡，既失为政之体而又无益于事，可为信谶者之戒。” 稍微清醒一点都能看出李君羡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更不该让其全家遇害，在这问题上简直称得上昏庸糊涂了。
今天都知道，世间本没有完美的人，不论作为李世民还是那些文武大臣。即便是功臣也不一定全都贤臣良将。然而贞观之治是唐朝最重要，也影响最大的辉煌时期，尤其李世民不论在唐朝还是在后世，几乎被形容成最杰出的皇帝。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完美无瑕的人和事，李世民不可能例外，遑论李世民在家族恩怨中还有另外一番形象，对父亲，对兄弟，对侄儿，甚至对自己子女都不算什么仁德宽厚，除了军事上他颇有建树，不论品德还是才干，李世民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凡夫俗子，吕思勉先生当年评价他“中材”也许并不算过分苛刻。
但是历来的史书却在不断制造另外一个唐太宗，粉饰他如何宽容贤明，如何气量博大。尽管从大方向来说，贞观之治和李世民的确取得较大成就，但史书描绘称道的那种景象，与历史真实显然还有不小的距离。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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