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朋友圈里朋友发了几张旧物的图片，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尤其那张缝纫机的图片，更是让我睹物思人。
因为母亲，曾经用过一台跟它极其相似的缝纫机。黄色的桌面，黑色的机头，但母亲的那台比这台还要漂亮些。
我记得那是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很秀气。在机头的部位，落着一只小蜜蜂。
母亲还有一台黑色的，比较大且笨重的缝纫机。在我的印象中，她用那台黑色的比较多，不知是用惯了，还是不舍得用新的。以至于那台“小蜜蜂”在我的房间待了许久许久，还成了我的小书桌。
母亲不用的时候，我就把机头放进槽里，盖上盖子，它就变成了一张平平整整的桌子。在它上面，还住着一个小台灯。
“小蜜蜂”临着窗户，我常常用它写我的作业，记我的心事，思考我的人生。写累了，想累了，就抬头瞧瞧窗外的月季花。
不记得母亲用缝纫机给我做了多少件衣裳。印象最深的要属那款上衣是绿色底子，带有大花朵，包着边儿的圆摆、对襟、无扣小短款，很像现在的小外搭。下边配一条茉莉花红的背带裙。这一套穿上，嘿！款式新颖，别致。女同学都羡慕极了，我也是特别的喜欢，总穿着。
母亲做衣服贪肥。特别是我的裤子之类的。她常说不能穿太瘦的衣服。可我看到有的小伙伴大冬天的穿上棉裤，腿还是那么细，而我的呢，肥肥的，蠢蠢的。回家跟母亲说了，要瘦一点的，但下次穿的还是一个样。
我还记得母亲给我做过一件上衣，橘红色小格子的，特别的大。有一次她带我参加亲戚的婚礼，有位叔叔逗我说：闺女啊，这大褂，等到结婚还能穿呢。
这件衣服我上了初一还穿过，穿上大小正合身，就是有一只袖子已经磨得薄薄的。母亲又找到她留存的，一块一模一样的布头儿，在里边给我垫上了。
等我参加了工作，上衣还是经常穿她做的，倒是挺合身，也很潮，但裤子我一定要去找裁缝做。母亲就会说，别人都找我裁衣服，做衣服，你还不用。
其实，母亲早年也是个裁缝，在缝纫组干了许久，以此贴补家用。她做的中山装尤其好。村里好多人都来找她，包括有些干部，在外有工作的人。
那时候都不富裕，能花钱买衣服的稀少，都是扯布料做。父亲的衣服十有八九是中山装，不过穿上还是挺精神的，上面两个兜，下面两个兜。
母亲勤劳，能吃苦。她常给我们讲她为了给人家赶活儿，夜里一两点还在登缝纫机，她的腿也是在那时落下的毛病。两个姑姑一放学也给她帮忙，干些锁扣眼之类的辅助活儿。
后来，姑姑们都相继考上了高中，中专，大学，都是母亲在供她们。母亲跟她们说：只要你们能考上，我就供你们，考到哪供到哪。好在姑姑们都很努力，在学校经常拿到奖学金自助，这也减轻了母亲的负担。可当时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家里出了大学生，还是两个，那是多么不容易呀！
姑姑们一直都念着母亲的好，等到她们条件好了，也是经常给母亲买这买那的，很多流行、时尚的布料都是姑姑从大城市带来的。姑姑也说：当时家里穷，即便我们考上了大学，家里要是不支持，也真是没辙。
母亲手巧，可我什么都不会。为此，挨数落是常事。说我横针不知竖码线。说我连个扣子都钉不好，说我缝纫机也不会用。我也习惯了，就给她一只耳，让她过嘴瘾，谁叫咱笨呢。
出嫁后，母亲也曾几次说过：你把那台新点的缝纫机拉走吧，自己砸点小活儿方便。我不屑地回应着：我又不会用它，要它有啥用，还占我家地儿，您还是倒班用吧。
有一次我当着母亲的面儿问父亲：我妈的裁缝手艺那么好，怎么没听说带过徒弟呀，这不失传了吗？父亲朝我挤挤眼睛，坏坏地一笑，说道：咋会没带过呢，都让你妈给说跑了。一边说着，一边还用抹眼泪的动作给我看。我也顺风接茬：就是，啥人能给您当徒弟呀，您那么能耐。母亲板着脸，斜着眼，瞪了我们两眼，又忍不住笑了。
母亲的手艺一直没放下过，街坊四邻也常找她帮忙。我们小时候的衣服是她做的，我侄子小时候的衣服是她做的，我儿子的是她做的，就连重孙子、孙女的小衣服，小被子也是出自她的手。
直到八十岁的时候，母亲还能穿上针做针线活儿。我曾跟她开玩笑：您呀，真是干活受累的命，都已这般年纪，眼睛还那么好使。
八十二岁，母亲得了脑血栓，正好是右边。在她情绪稳定了以后，我托起她那只布满皱纹的右手，感叹道：这回您该让它好好歇歇吧！后来，闲不住的她又用左手练了起来。即便下不了床，她的周围都是些布头呀，针呀线呀之类的东西，陪着她。
在母体去世的当天晚上，我们给她收拾遗物时，我还看到一本破旧的书本里，夹着她的那些做衣服的纸样。我把它连同她的衣服一起烧了，好让母亲在那边还继续做她喜欢做的事！
那台“小蜜蜂”还在老宅子。我还能想起母亲坐在那，脚麻利地登着踏板，一双灵巧的手，转动着她的衣料，缝纫机发出嘎哒嘎哒的声音。这声音，回荡在我的耳畔，此时，那是我心中最动听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