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的爱情——如果还有的话，大概就是老夫老妻，知己知彼，左手右手，恰同学少年——就像“朱同学”与“谢同学”。
朱天心和丈夫唐诺（本名谢材俊）的相处，一直还是以前学生时代“朱同学”和“谢同学”的感觉基调。
如今，还多了一个“小谢同学”——曾经是女儿、如今已是儿子谢海盟。
今年，朱天心头一次收到了海盟送的礼物，那是他出书拿版费赚了钱，送给妈妈一大笔Pokomon游戏币，给她买很多武器。
这一年来，同样迷上抓Pokomon妖怪的唐诺已经是四十级高手了，每天晚上他都会独自出去游荡两三小时。而每次他出去，朱天心就在家里提心吊胆，她总是在想第二天的报纸社会版会不会刊登一条新闻：《作家某某因为抓游戏妖怪身亡》……
“我觉得这很丢脸嘛”，她一边“数落”着谢同学，一边也为心疼丈夫，替他解释道：“晚上天黑啊，他又抓得很专心，不过就当做是运动吧，比宅在家里好。以前他不是看体育节目就是看书、下棋，到半夜3点，睡很少。”
让朱天心记忆更深刻的礼物来自唐诺。
那是他刚从军中退伍，给她带了一个防毒面具。这是许多年里唐诺第一次送礼物，激动得朱天心不敢问为什么是防毒面具，她只好表现得自己好高兴、好特别。
有时朱天心会觉得有些失落，“跟他们几个在一起，就像花被忘了浇水，要枯干死掉那样”。
相对亲人的形式，我们之间是更重的朋友关系。
“他们几个”，指的是唐诺父子俩，还有姐姐朱天文，“都是同一挂的”。
有一次，朱天心出国一个月，家里剩下住二楼的天文与住三楼的唐诺，这俩人彼此之间可以一个月完全不讲话，各吃各的泡面，觉得好自在。
在这个作家世家里，没有一个人是正经上班的，于是家中谁也没有“社会时间”的概念，什么周末、年终或年假，于是相互间也没有很正统的社会关系，在朱天心看来，就是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
“相对亲人的形式，我们之间是更重的朋友关系。”朱天心说。
每天下午两点左右，朱天心和唐诺，连同谢海盟，就会从咖啡馆里走出来，结束一天的写作时间。这时，唐诺把三人的电脑包和重物搬回家，自己继续看书下棋。母子俩则轻装去散步，通常从2点走到傍晚7点，大概走将近20公里。两人一路上有讲不完的话。
谢海盟在小时候就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讲起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事件，可以把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好像在现场一样，朱天心把儿子形容为自己的有声书。
这两年，母子俩走最多的路，是去探索台北的地下水路。
海盟把清朝台湾的地图、美军轰炸时候的地图、现在的卫星图和谷歌地图叠加起来，看明明该在的一条河流到哪里去了、是怎么流的。这也成为了谢海盟的新书《舒兰河上》。
由于家里只有二十来平方米，谢海盟自出世就与母亲睡一个房间到现在，一个睡地板，一个睡床上，朱天心就称两人是“室友”。
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天心与谢海盟很像，都是孤僻的性格，都倔强，对于认准的事情，哪怕是亲人的关系，也非常讲是非黑白，不会因为是家人就轻轻放过，好像那个价值在他身上自动放假。
两人因为一件如今看来不过芝麻大小的事情，从2010年到2013年，冷战了整整三年。
事情发生得很偶然。
谢海盟关心动物保护多年，某日看了一套名为《血色海湾》的纪录片，影片讲述日本人大量捕杀鲸鱼而引起的海洋生态问题。一次家庭小聚，谢海盟提到这件事，忿忿不平，抱怨指责了很久，又问母亲：“你和爸爸以后还会去日本吗？”
朱天心没怎么多想就答“是”，不想却因此激怒了谢海盟。女儿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对一个虐待动物的国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那时候的母亲也不能了悟女儿的焦急心情。
“为什么不能去日本？这明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朱天心没太多想，又冒出一句话：“你不是也常常看日本动漫吗？”
一句看似平常的反诘打到了谢海盟的死穴，从此三年不再跟母亲说一句话。
母亲再怎样示好都无果而终。
有时，朱天心很忌妒那父子俩——两人都是运动狂，从早到晚有说有笑，尤其是评论起体育比赛来，两人都博闻强识，说话很毒舌，听着非常精彩。而此时，她一个人被晾在一旁，备受冷落。
“那段时间里，我感觉他好像想将我逐出她的生命中。”朱天心说。
这对倔强又要强的母子，后来因为谢海盟遭遇的一场忽如其来的车祸，终于和好如初。
两人约定，再不冷战，要沟通，哪怕吵架。
朱天心记得某日散步时，谢海盟跟她感慨：“我们很像杀人鲸母子。”
杀人鲸是母系社会，其家庭成员间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幼子和母亲之间，几十年都不会彼此分开，如果母鲸死亡，她的儿子在一年内死亡的风险会提高8倍。
“他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很惊讶，觉得很光荣，也会有一点点的辛酸。”
慢慢的，朱天心也接受了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爱的表达方式。
“他们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说另一面他们都比较自我，比较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竟然像独居的人。我就会想办法把他们给搅成一家人。谁生日了、谁出书了，就会喊大家来吃个饭吧。我像一头老牛，把一群宅男宅女从洞里拖出来。”朱天心感慨。
作家阿城说她是“纯阳的”，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强悍的生命热感，很容易辐射周围的人。
结婚34年，他完全让你做你自己，也许这是他感情表达的一种方式吧。
早在16岁，朱天心就在成名作《击壤歌》中描述了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我的爱情必是建立在一见钟情上的，因为那是惊艳、是缘。我的丈夫则必是要能让我崇拜至死的。……我以为感情当是一桩让人欲仙欲死的事情。”
在现实中，她才发现自己是婚姻爱情的“发育迟缓儿”。
“有些事情先发生了，后来才慢慢理解是怎么回事。”
朱天心和唐诺从认识到结婚有10年，在那段外人看来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里，朱天心心里想的，是要学女作家三毛那样，完全自由自在，做一个野人、疯子，无法想象自己会被一段感情固定住。
神使鬼差地，她和谢同学结婚了，跟“一见钟情”“欲仙欲死”或“崇拜至死”几乎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被丈母娘形容为“你只要给他一盘棋，一本书，他可以在上面住一个月不下来”的女婿，朱天心当时听到母亲向亲友如此描述自己的丈夫时，甚至怀疑自己嫁的是一只猴子。
然而，就是这个“孤僻的猴子”，成为了朱家一个最稳定的力量。
“我们结婚34年，唐诺对我是一无要求，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婆就让你扮演那个角色，没有，他完全让你做你自己。也许这是他感情表达的一种方式吧。”
唐诺来自讲究父权的闽南家庭，成长于日本教育时代，但他十五六岁就出入朱家，深受老师朱西甯的影响。
朱西甯是军中文职，性格细致，朱家三姐妹带回家的绣花手工课，都由父亲在灯下完成。朱西甯很受学生尊重，但他完全不摆架子，家里从来不会发生学生帮老师倒杯茶这种事。
这些生活细节，内化了唐诺。“他永远会把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留给我们，自己在旁边像狮子一样守着。”
朱天心和唐诺的生活里，唯一的争执就是对谢海盟的“教育”。
有一年台湾《天下杂志》，采访他们谈亲子教育，两人竟然在人家记者面前吵起架来。
向来都脾气好好的唐诺说了让朱天心无法回应的话：“我们俩最根底的不同的是，我损失起这个孩子，你损失不起，要他自己的摸索，他可能是一个平凡的孩子，我是可以接受的。”
朱天心确实冒不起这个险。
她在与谢海盟一同撰写的《学飞的盟盟》书中，就写过，“正因为它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才那么值得珍惜、不想草草敷衍随俗度过”。她认为人生苦短，来世一场，总要活得有意思一点，对别人有点帮助或贡献。
然而，唐诺是非常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人，他觉得那是别人的人生，你再好的价值、信念，哪怕是自己的孩子，都不该强加于他的身上。两口子为这个还没吵完，到现在偶尔都还是会有争执。
要勇敢地变老，面对对方不在场的日子。
前两年，朱天心因为气喘病频繁发作，身体状况渐不如前。
有一次救护车来不及叫，在门口拦了计程车就送医院了。当时，朱天心难受得想要放弃掉那口气，但她又在想，不行，还没有跟他告别，我不能就这样走。
她看着唐诺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急诊室门口，想起小时候父亲爱讲的雁鹅的故事——雁鹅都是夫妻制，一个死了另一个终身不娶，然后这些鳏夫或寡妇就经常被叫去为雁鹅群守夜。
她躺在急诊室床上，看见唐诺穿着风衣，像一只雁鹅，心想，“我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守夜的人，人人都在睡觉，他独自在看门”。
不过朱天心知道，丈夫对生死之事毫无兴趣，就像他喜欢的“空”字一样——不知生焉知死？
相比死亡，唐诺喜欢变老这件事。57岁以后，朱天心就经常听他说，以前你坐窗边喝咖啡，写稿放空看外头，可能入眼的是一双美腿。可你现在的生物性不在乎，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只猫、一只狗、一个在乞讨的老人，或者就是单纯的天光、云影。
世界好丰富，以前为什么只看一双腿呢？
后来，好友蔡琴问朱天心：“告别？那你想跟他说什么？”
“我很想跟他说，你要勇敢。”
“这么不浪漫？”
“是啊，我就是想跟他讲，勇敢过下去，活着、面对我不在场的日子。”
“那你觉得，要是同样情况的话，他会对你说什么？”
“要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