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十二）

 对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诺齐克的自由至上论。在诺齐克看来，个体权利有绝对的优先级，因为必须“全方位”地坚持。所谓全方位，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平等已经写入很多国家的宪法，这里专指经济分配。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之后画出严苛的分配标准，用“天赋差异”（详见前文，读《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十一））为每一个“天赋”有缺陷的人争取收入平等。诺维克绝不能同意，“不幸不等于不正义”，个人天赋不是公共资源，谁有权力和能力来抹平这种差异呢？一个双眼失明者，政府和社会绝不会让其他人抠下一颗眼珠给他以保持“公平”，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同样，“强制”把正常人的收入补贴给失明者也是对个体权利的践踏。对于弱势群体，诺齐克说应当依靠慈善的力量，但慈善捐助也必须出于他人自由的善意。

由此，在经济领域，诺齐克积极宣扬放任资本主义和极小化政府（政府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征税用于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种制度不但更高效，而且更道德。

在自由与平等的光谱上，罗尔斯走在最左侧，诺齐克站到最右端，后来的哲学家们将在他们划定的极限内继续探讨。比如德沃金，就从“为什么要公平”这个问题开始，小步靠近罗尔斯这一侧，他对罗尔斯所说的公平做了更细致的拆分。

德沃金认为，追求公平的原因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驱动，“一视同仁对每个人好”。这样的“好”要实现，首先要“把人当人”（对每个人“平等的尊重”），国家和其他人绝不能干涉个体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权利。比如有人就想无所事事，就喜欢醉生梦死，就情愿躺平不再想奋斗。德沃金说，只要他们没有妨碍他人的自由，任何组织就没有权力去干涉他们的“堕落”。任何“我就愿意”、“我就喜欢”必须被一视同仁地看成每个人的最高权利。这是一种不被干涉的被动人权，是追求公平的起点。

但除此之外，德沃金也说，人都需要“平等的关怀”，也就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平等方式，而这种“平等的关怀”不是拘泥于形式上的“平均分”，而是基于再分配使人具备接近的能力。比如疫情时给每个人发口罩，是全国所有人平均分更公平，还是高风险区人均多分，其他地区人均少分更公平？德沃金一定更认同后者。这样的分配出于环境所迫，因此遵循“平等的关怀”原则，国家和政府有义务保证每个人在应对疫情挑战时具有相对公平的条件与能力。

如此意义之上，德沃金似乎和罗尔斯十分相像。但德沃金把公平之路描绘更细致，他对于人们对公平的需求做了两分：一种需求是非选择偏好的，比如上面题到的面对疫情时的生死考验，想要拥有口罩、想要活着的需求就应当遵循“平等的关怀”的原则进行满足。而另一种需求则是有选择偏好的。比如同样是疫情之后，假如有的贫困地区发生了灾荒，政府救济时提供了基础的食物，但偏偏有人提出他只爱吃鱼子酱，吃不惯泡面面包，那怎么做对他才是公平？德沃金说，只提供泡面面包。要吃鱼子酱是个人的偏好型需求，也很正当，但已经超过了“平等的关怀”中环境所迫需求的范畴。想吃当然可以，但请自己去买。

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当代哲学大家，围绕自由与平等话题展开经典讨论，立论深邃、论证雄辩，他们精彩的攻守之间，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时代轮廓被雕琢得越发清晰。但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发难，对于一个看上去自明的问题——什么是个体——重新发问，在提供新的解答角度的同时，也引入了另一股全新的思潮。明天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