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先生属于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先生也是步步高升，“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按理来说先生应该是仕途顺畅、官运亨通的人，可惜他命运坎坷， 一生三起三落，数次颠沛流离。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一年对于先生来说，是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永生难忘；这一年对先生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同时它也成为了他颠沛流离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宋朝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先生一代文宗也被卷入风波，差点身死。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么起因只是几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诗文吗？一番意难平。
性格直率，是喜是忧
我是苏轼的侍妾，每次先生在家写作或出去游玩，我都会陪伴左右。有的时候，泡一壶茶，先生向我倾诉他的心事，我仰慕他的自信和才华。
乌台诗案”发生以前，我一次都没想过大名鼎鼎的苏轼、我的偶像，有一天会沦为“鸡犬”，差点丢了性命，一度颠沛流离。或许连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毕竟，他是文坛领袖，朝中大臣，深受皇帝赏识，就连王安石王大人都没办法随便治他。
或许是先生过度的自信以及当时他的名望，令我们都忘记了政治斗争向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先生不但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这样的他，虽然一方面让他魅力四射，受到大家的敬仰，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容易遭人排挤。
诗案前夕，早有端倪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持变法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
其实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当时的北宋弊病较多，确实需要变法，但是先生作为务实者，他不是不满变法，而是不满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激进的变法。所以每当新法实行的时候，先生都会向我吐槽一番，接着就开始写诗词，借诗词对变法中的弊病进行讽刺，对一部分新派人士进行讥讽。
王安石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在他主持变法期间，他为了确保变法进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先生总是作诗词讥讽新法，新派中早就有不少人对他非常不满，想要找他的麻烦。没过多久，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他看到先生的诗稿后，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于是向神宗上书。
权利漩涡，无一幸免
乌台诗案虽然从表面来看是一场文字狱，但实际上也是北宋朝廷新派和旧派之间的斗争，先生因为得罪了新派势力，于是引发了乌台诗案。
皇帝可不会掉以轻心，作为最高权利拥有者，他有他的规划。虽然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但并不代表他可以为所欲为，尽管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就对他不设防了。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神宗努力保持意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他不会让保守派阻碍到新法的实施，但他同时也不会让朝中失去制衡新派的力量。这样一来，沈括的弹劾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重视。
沈括弹劾遭到神宗的忽视，这让先生更加自信，他坚信神宗会秉持正义，也认为自己应当替百姓说话，抨击新法中的弊端。我劝先生要收敛锋芒，不可太过张扬。但先生的性格过于冲动，我的劝告他压根听不进去。于是他继续或明或暗的讥讽新政。
可是先生又怎么会知道，随着王安石的罢免，变法主持者已经变成了神宗，可先生还是一意孤行，继续写诗词抨击新法，早已经令朝中暗流涌动，但单纯的先生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诗案爆发，举国哗然
元丰二年，外调多年的先生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我也跟着先生到了湖州。这本是一次正常的调任，先生也按照惯例，向皇帝进了《湖州谢上表》，他写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替他研墨，作为诗人，有些个人感情色彩也是正常的。但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还差点让他丧了命，差点让我们阴阳两隔。
这年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先生。李定等人认为，先生在《湖州谢上表》中所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在攻击朝政，抨击新法，讥讽皇帝。
与以往不同，这次御史台的弹劾却没有石沉大海，神宗震怒，立马下令御史台抓捕先生。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情谊深厚，他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告知先生亲弟苏辙，让他转告先生。先生得知自己要被抓以后，先是震怒，接着仓皇无措，连忙告假，回到家中。
可是，前来押解先生的皇甫僎态度却十分强硬，没有给先生任何面子，直接将他押解回京，望着先生远去的背影，我又急又怕，多希望他是一个平凡男子啊。
乌台案发，文豪入狱
“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曾经的文坛领袖，朝中大臣，如今却沦为“犬鸡”，人们都无法接受，可是，这才是先生苦难的开始。在御史台的监狱当中，先生被连番审讯，审讯人员将他“有问题”的诗文全部列举出来，问他其中是否蕴含讥讽的内容和含义。
虽然身在牢狱之中，不过先生自然是不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指责，并在审讯的过程中表示自己确实是不太满意现如今下新法，不过自己的诗句只是关于百姓疾苦，无关朝政。
更加可恨的是，这些诗文大多都与苏轼的好友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人有关系。
这样看来，御史台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将旧派的势力一网打尽。至少也要杀一杀旧势力的的锐气，至于先生，他们的目的是将他置于死地。
可是，御史台的证据却少之又少，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们的所谓“供状”，大多都是陷害，而且十分牵强附会。
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御史台的弹劾很多都是捕风捉影，没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当他们想要说先生的诗文是在讥讽朝政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的先生，又能怎么辩解呢？即使辩解又有何用处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皇帝神宗对先生，是真的起了杀心。
众人营救，终留一命。
我焦急万分，可又无可奈何，幸运的是，先生并非孤立无援，乌台诗案举国震动，不少人都出面营救先生。
当神宗依旧犹豫不决时，宰相吴充对他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曹太后也出面为先生求情
最让我吃惊的是，早已经退居金陵，曾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先生的好友章惇等人都出面力挽。
先生很得民心，受百姓爱戴，他下狱受审以后，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也天天为他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众人的营救，再加上加上北宋厚待士大夫的传统，最终令先生死里逃生。出狱后，先生即刻提笔，写出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令后人感慨万千的诗句。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
不过，这场诗案牵连甚广，苏门四学士都遭到牵连，被调来调去。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南；苏辙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司马光等苏轼好友也受到处罚。
结语
“乌台诗案”对于先生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之前，先生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对于政治生涯，先生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作为政治家，他经常忧国忧民，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贡献于国家，拯救万民于水火。但在乌台诗案之先生将满心的为国家情怀，人民分忧转换到更为宽广人文情怀上，寄情于游山玩水，心处庙堂。
这场诗案，终于让他明白了官场的残酷，现实的黑暗，也让他意识到人生的真谛。先生的写作风格在乌台诗案以后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也让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进一步。可能，我的先生，我大宋文豪，本就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官场，写诗作词，为民修堤，才是他的归属。
“乌台诗案”既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坛的转折点。对先生来说，经过这次打击他有些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写的诗文也不再谈论时政、抨击官员，转而畅谈人生哲理。于北宋政坛来说，先生差点身死的经历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不论是哪一方掌权都不论缘由的排斥异己，恨不得将对方斩尽杀绝，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终至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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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细说宋朝》《两宋风云》
林语堂版《苏东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