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时空
作者首先指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和动物本能的区别，也是这种人类的主动认知行为让人们产生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
古人为了找到时间的规律，就像古人早已知道昼夜的变化周期是由太阳的出没所决定的道理一样，他们知道准确的时间周期的确立标准只能到天上去寻找。
由于受观测者所处地理位置的局限，观测者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了北天区，北斗七星和拱极星这两个重要的东西就成了他们的重点研究对象，通过不断的观察，人们发现了可以根据斗柄指向来掌握寒暑季节的更替。与此同时，人们又异常注重观测与极轴垂直的天赤道附近的星象，并以他们在天球上行移位置的变化决定季节。
人们就用北斗这种终年可见的及赤道带星官所具有的固定的行移周期的特点，建立了最早的时间体系。但是他们只能在夜晚才能看到，为了掌握白天时间的早晚，或则需要更准确掌握时令的变化，人们便利用观测太阳天球视运动创了一种新的计时方法，立表测影。最早的子午线很显然就是由表测出来的。如果仅从利用表测定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时间与方位的知识其实是同时获得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以为夜半和日中等时间观念必须是南北子午线建立之后的事情的话，那么古人立表并小心地观测太阳在出升或西没瞬间时刻的日影方向的时候，他们已同时获得了东、西和旦、昏的概念。显然，原始的测影工具对于决定时间和方位其实是一举两得的。
原始的计时法不论于白天观测太阳影长还是夜晚观测星象的出没，其本质实际都是通过观测和计量恒星方向和位置的改变而最终实现的。换句话说，不能确定准确的方位便不能获取准确的时间。因此，建立完整的方位体系其实是一个系统精密的计时系统得以实现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与时间观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时间体系的建立事实上是通过对空间的测定完成的。当人们发明了表这个原始天文工具之后，他们其实已经懂得了如何利用对空间的测量而最终解决时间问题。
古人最早确定的方位是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因为不论这四个方位中两个任意相对方位的确定，都意味着另外两个方位可以同时得到建立。相反，只有当方位体系（至少是四方）建立完备之后，人们才可能根据已经确定的方位标准确定四气（二分二至）。因此，方位体系是作为原始的计时体系的基础。
当四方位建立以后，古人通过长期的实践变不难懂得，一年之中惟春分与秋分二日，太阳东升和西落的方位是在正东正西的端线上；而夏至时太阳的视位置很高，日中时日影最短；冬至时太阳的视位置很低，日中时日影最长。于是人们渐渐习惯于用东、西、南、北四方位寓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气，因此，四方同时具有方位和四气的含义，反之亦然，时间与方位的概念在此得到了统一。
八方表示分至启闭八节的做法便自然从古人以四方表示二分二至四气的传统观念中延伸出来。
四方，五位是方位的基础，八方和九位则是前两个概念的延伸发展。古人以十二地支平分地平方位，也可以分配八方，其中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也就是思维，二绳的互交，构成东南西北四正方向，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便构成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八方由四方而衍生，实际上可以通过将两个“十”字形图像转位叠加来表示。
五位是五方概念的平面化，子午（南北）、卯酉（东西）二绳互交，其交点位置便构成了中方。只要二绳的观念建立起来，中央的观念便可以自然形成。
五方和九方的平面化便是五位和九宫，准确的说，方与位的不同表现为点与面的区别，当古人意识到表示四方的四点可以扩大为表示四个区域的面的时候，那么表示四方的两条相交直线便可以扩大为相交的两个矩形，从而形成五位，其中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宫。商代的“亚”字形则是这种观念的完美体现。
第二章 礼天与祭祖
1 王权的形成
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王权政治的密切联系造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君权神授、君权天神的朴素知识。
进入农业文明的我们古代先人不可能不掌握天文学知识，从而用其来指导农业生产。天文学对于农业经济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所以古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教导人民不失农时，因为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观测天象是决定时间的唯一准确标志。
观象授时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种天文活动，其实它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生产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实践逐渐了解了在多数人看来神秘莫测的天象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天文知识在当时其实就是最先进的知识，这当然只能为极少数人掌握。而人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便可以通过观象授时的形式实现对氏族的统治，这边是王权的雏形。因此，在远古社会，掌握天时的人便被认为是了解天意的人，或者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这种朴素的政治观直接导致了古人以祖配天的古老宗教观的形成。
2 关于人 大 天 夫 的解释，可以与苕木匠的解释对比着看看。
3 帝的概念以及和人的关系
帝所具有的祖神与至上神的双重身份表明，其至上神的神格显然是对其本为祖宗神神格的提升。随着至上神观念的创立，一旦古人产生了以花蒂之蒂由本来表示嫡庶的“嫡”转而象征万物始祖天上神帝的思想，他们其实已经将人祖与天帝建立了牢固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由于一种以“蒂”与“花”为因果的现象可以巧妙地用来比附尊奉“帝”为宗祖神的氏族集团，以至于他们会自然而言的将自己比作花蒂所生之花，这边是华夏民族“华”字的由来，因为“华”恰恰就是“花”的本字。花与花蒂以及由此引申的华族与上帝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为鲜明，这无疑体现了先民对于上帝生民思想的一种极尽浪漫的描述。
殷人相信，天上存在一个焗油人格化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天神-帝。上帝在天上，它的居所当然位于天宇的中央-北天极，所以极星作位为天帝的居处而称之为帝星。《史记 天官书》曰：斗为帝车，运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帝是大自然和人类一切命运的主宰，他的权威也自然遍及宇宙及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
4.以祖配天
早期祭天的目的其实只是围绕着尊天亲地这样的一种最朴素的愿望。土地能生养万物，那是天神上帝的赐予。冬至祭天是为了迎接夏至的来临，而夏至才是播种的季节，所以夏至的祭天又是为了求得上帝的保佑，赐给人间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成。正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这也是古人以社配天（以祖配天）的根本道理。
第三章 封禅（Shan)文化研究
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本质就是祭祀昊天上帝和皇神祗（Qi3）。这是古人自然崇拜的主流，也是传统祭祀的主流。而对天地神祗的祭祀又必须通过帝祀与社祀的形式得以体现。帝与社的配合实际便是天与地的配合，这是原始宗教的祭祀核心。
古人始终怀有这样一种认知，地之所以足养万物，根本原因则在于天之垂象。换句话说，由于在早期社会中，自然气候与风雨旱湛对农作物的丰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万物的获取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源于天之所赐。社虽然位土地之神（现在人们所祭祀的土地公土地婆），乃万物之主，但要实现祈求万物的目的，仅仅礼祀社主却远远不够，人们需要同时祈请主宰万物的天，因此，祭天与祭地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便是古人以社配天的根本所在。
古代帝王大费周章搞的祭祀天地的典礼，用其来对世界宣扬其王权的合法性也是君权天授的传统礼仪。
有兴趣的同道可以去查一下王莽的祭天典礼，搞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被篡权了，哈哈。
第四章 古代天文学与古典哲学
1 作者指出，物质起源的核心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问题，而对这一主题的求索正可以作为道家哲学阐述物质本源“无”的思辨基础。
儒家哲学认为君权天授的基础是进德修业，修德而终授天命便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也是君权从合道退化到修德的一个降级。
2 太一生水的研究
作者认为“太一生水”所描述的乃是太一与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源于中国传统的术数思想。古人赋予太一的含义有很多层，其本义近乎于“道”，是万物之始；后引申为万物之神，也即天神；天神居于天之中央而指建四时，故又为主气之神；而天神之居所则为极星。这些思想应当来源于古人对于万数之始的“一”的理解。
天数与地数实际代表着奇偶，用易理去衡量，奇偶也就是阴阳，用数理去衡量，奇偶加一或减一可以互相转换，这也就暗示着阴阳的转换。因此，“天一”的本义应该就是天数一，“天”在这里只是作为对于数字“一”的性质限定，指其为天数、阳数所以“天一”所强调的是“一”而不是天。显然，在古人尚未创造出“道”这个抽象概念之前，由于作为万数之源的天数和阳数“一”不仅可以表示天地和阴阳，而且成为阴阳互换的基础，因而自然可以借喻为万物之源，这种观念符合原始思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