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籍从不品评人物说起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15.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注释】

晋文王：司马昭，字子上，司马懿第二子，司马师弟。

阮嗣宗：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子。“竹林七贤”之一。

【翻译】

晋文王司马昭称赞阮籍十分谨慎，每次跟他说话，说的话都很玄妙幽远，从来不评价人物。

这则故事在李秉的《家诫》中记述十分详细：当时有三个长史都在那里，将要出来的时候，司马昭问：“做官有清、慎、勤三个要求，如果非要去掉其中一个的话，三个里面哪一个先去掉？”有人说应该以“清”为本，李秉说应该以“慎”为最重要。司马昭很赞同，就让他举出近来能“慎”的人，他举了荀彧的儿子荀顗、王嘉等等，司马昭说这几个人很谨慎了，天下最谨慎的莫过于阮籍，阮籍从来不评论时事，不品评人物。

其实司马昭这话是仿照了《论语》里的一段：子贡有一天去问孔子政治上的事情。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要是三个里面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个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说要是再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自古以来都是要死的，但是没有人民的信任就不可能立足。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就是说阮籍这个人不拘礼法，经常佯狂，他把马车赶着，随便车子往哪里去，车子跑到无路可走的地方，他就大哭一场，然后回去。既然是这样一个不拘礼法的人，又为什么从来不肯评论别人、万分小心谨慎呢？当然是惧祸。汉末魏晋之际，曹氏篡汉，司马氏又代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家的手下杀死了高贵乡公曹髦，立了傀儡曹奂，后来又把与曹魏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等人灭族，又找借口杀死了同是“竹林七贤”的嵇康。嵇康之死是因为他不肯与司马氏合作，他的死也对七贤中的其他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阮籍在高压之下一直很谨慎，此后只能更谨慎了，向秀则只好乖乖出来做官。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过“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嵇康学不到阮籍这样，他有“七不堪”“二不可”，其中一条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不管什么，看不惯就要说出来，所以最后嵇康因为钟会等的陷害，不得善终。

自古以来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钱锺书的《管锥编》第三册一开头就在讨论周武王的《几铭》“皇皇唯敬，口生㖃，口戕口。”明代的钟惺说：“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为什么让他毛骨悚然呢？“唯敬”就是“唯慎”，敬慎是一个意思。这则铭文是在武王的几案上的，几就是矮小的桌子。口戕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面的病从口入，一个则是祸从口出，所以这首《几铭》就是警戒自己要“慎言语，节饮食”。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给钱锺书起的字是“默存”，就是警戒他不可以乱说话，事实上他早年确实挺爱讽刺人的，但是后来真的做到了“默存”，所以晚年在政治动乱中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伤害。同样的，苏轼的父亲苏洵给苏轼、苏辙起名字，写了篇《名二子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意思是在车子上面的部件里，轼（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去掉轼的话，车子是不完整的，我就是害怕苏轼你太过锋芒外露。天下的车子都有车辙（车轮压的痕迹），要论车的功劳，车辙是不会参与的，但是如果出了车祸，仆人、马等都会遭殃，车辙也不会跟着倒霉，我知道苏辙你会避免祸乱。）知子莫若父，这两个儿子的性格他很早就看得清清楚楚。苏轼的性格是见到不平的事情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后来一直都是在被贬官的路上，最远贬到儋州（海南），他的死，惠州、儋州这样的瘴疠之地（当时还没开发）的恶劣环境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苏辙则相对好得多，他在苏轼死后，闲居颍滨，闭门谢客，绝口不提政事，所以在苏轼死后还活了十多年。所以谨言慎行对于立身做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修养，有时候可以使自己免于祸难。

我觉得，在现代网络社会，“口戕口”可以做个引申，现在网络上信息爆炸，虚假信息、片面报道非常多，我们站在外围很难搞清楚事情的原委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贸然就出口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因为网络暴力而死的事件之多，也已经足够引起大家的重视了。我觉得“口戕口”也可以这么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