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私塾，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只要是上过中学教育的人，大多会对鲁迅笔下那略带恐怖意味的“三味书屋”会心一笑。
1926年9月，鲁迅在《莽原》杂志上发表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文中提到：“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一个古板严肃的老先生，一群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的学童，还有一把随时防备被老先生偷袭的戒尺，这就构成了国人脑海中“私塾’的整体画面。
私塾先生
私塾的教书先生也被称为“塾师”，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廪贡生”，即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书生，他们享受地方津贴；其次是秀才，即明清两代在县、府级考试中及格、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的读书人；其次是童生，即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是童生。
塾师中以童生最多，他们都是不第秀才，穷困潦倒半生，只好走上教书这条路。
古代私塾分类
据资料考证，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具有免费公益的性质，是专门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学习机构。
《红楼梦》第九回写道：”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管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这便是义塾。
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族垫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几家凑起来请一个先生，设一个馆。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写道“汶上县薛家集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因为有好几家孩于要上学。”后来请了老童生周进在观音庵立书房教授蒙童，这便是族塾。
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
《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西席：家垫的教师或幕友)教训女儿，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教林黛玉读书”。这便是典型的家塾。
私塾先生在自己家中开的馆叫自设馆，是私垫中最多见的一种形式。塾师家的厢房，只要比较宽敞，即可作为教室。如果空间不够，可扩张到过道、屋榴下，也可以另租地点或在庙宇的空房间设馆。
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私塾教育的目的性一般很明确。家长送孩子来求学，老师首先会问：“你打算让孩子将来干哪行?”
多数家长会回答“能识几个字，不当睁眼睛就行。”也有的说：“能扒个算盘珠子，记个豆腐油盐账，做个买卖人就好。”这就是识字记账的低层次类。
有的家长想让孩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将来能舞文弄墨，这是搞文字工作的中层次类。
还有一种是希望孩子多读些经史子集、能写诗会文，做个有学问的人，这属于正统的求学之人，是人数较少的高层次类。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私塾中接受教育，启迪人生智慧。 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旧式私塾显露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学目的、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弊端横生。
现代私塾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新学让路，为此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私塾改良的序幕。
直到现在，现代私塾教育蔚然兴起，让孩子从学校课业压力中脱离出来，到书院接受教育。有网友称这种“家庭互助教育”堪称“理想教育的试验田”。
早在2007年前后，大量的私塾便如雨后春笋般在民间悄然兴起。
唱《诗经》、读“孝弟三百千”、学艺术、做手工等等活动在现代私塾里蔚然成风。
现代私塾在培养孩子独立性和自主学习的同时，社会上的担忧和恐惧也随之而来。“没正规学历，孩子出路在哪？”
曾有新闻报道家长自筹百万建“现代私塾”引出一连串问题。
根据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而现代私塾却触碰了法律“天花板”。
现代私塾作为一种校外培训，不具备全日制教育的资格，因此很难获得办学许可，严格来说，属非法办学。
“现代私塾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今后孩子的路怎么走？ 现代私塾模式怎么运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现代私塾的面前。
如今，要想让现代私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实效，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私塾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教育形式，几经起伏。随着社会的革新和发展，教育方式和内容不是绝对化和唯一的，教育在呈现大众化的同时，更需个性化、多样化，让孩子成为有能力、有担当，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人。
所有的教育都有优缺点，不可一棒子打死。
正所谓“有教无类广撒恩泽，个性发展方显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