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中，我们宽泛地讨论了儒家的‘仁’，这一篇我们来谈另一个重要的概念‘义’。
关于‘义’的注解，网上可以找到非常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胡解），但若追根溯源，总是绕不过一个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与孔子类似，他也经历了广纳门生、传道讲学、周游列国却不得入仕的一生。个人而言，我对于孟子并没有特别高的评价。但在历代儒家思想的传承中，孟子的地位逐渐提高，最终超越了孔子门生颜回而位列‘亚圣’。这至少说明他的学说和观点是十分有市场的。因此，作为学习研究的需要（是非权且不论），对这样一位极大补充了儒家理论体系的思想家，了解和把握他的核心论点，还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孟母三迁’的典故外，孟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所提出并倡导的‘性善论’。而‘义’的概念，正是从中演化迩来。
‘人之初，性本善。’即使当下不曾念过《三字经》的中国人，也一定听过这样的六字箴言。
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种心也叫‘四端’或‘四德’。他举例说道：当人们看到落井的孩童，无论是否结识其父母、或是否有利可图，总是会想要施以救援。这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便是人所拥有的‘本心’。
只有人具有‘本心’，动物是没有的，这便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异。由于人性本善，因此人们遵从‘本心’所进行的行为便是善举（人类在那个阶段诸如此类的‘自说自话’简直不胜枚举，比较起来，如今的人们恐怕没有那么确凿的自信）。
有时候，‘本心’会引导人作出一些通常情况下不会进行（承担风险、损失或无利可图）的举动，比如下井救援儿童的人便承担了自身落井的风险。
这种‘本心’指引下所肩负起的，超出通常意义的承担，便被称为‘义’。
如此一推导，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免费为社区劳动会被称为‘义工’、为灾区捐赠会被称为‘义举’，抗战中的敢死队士兵被称作‘义士’了。
中国历史上，在‘义’这一点上站到顶端的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三国时期‘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一个是南宋末年‘慷慨就义’的 文天祥。
这两人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以下不再赘述他们的事迹，仅仅围绕其行为动因，即‘本心’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云长的‘义’体现在两个时点：一是他客居曹营之时、高官厚禄、宝马良驹而不降。最终过五关斩六将与张飞、刘备古城相会。此时他遵循的是‘是非之心’和‘羞恶之心’；二是在华容道最终网开一面放了曹操，此时他遵循的是‘恻隐之心’。
相比关云长，文天祥则更为典型，因此也更可歌可泣，大义凛然。
儒家素有‘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说法。明面上是更强调选择、审时度势的含义，但其中没有明说出来的另一半意思是：作为君子，出于‘本心’的指引，选择了就应一力承担。
文天祥便是如此，事实上当他最后一次出仕时，面对蒙古铁骑，南宋政权已经毫无胜算。而他不为时局所动，毅然扶大厦之将倾，展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普天之下，人性大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化’本身或许就包含了某种‘与自己过不去’的特质。事实上，西方文明中也存在与‘义’相当近似的概念。
“喂！永泽！你所谓的人生的行动规范，指的到底是什么呀？”我问道。
“你一定会笑的。”他说。
“不会啦！”我说。
“就是当个绅士。”
我虽然没笑出来，但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所谓绅士，就是平常所说的绅士吗？”
“是呀！正是那种绅士。”他说。
“什么叫做当个绅士呢？能不能告诉我它的定义呀？”
“绅士就是做自己该做的，而不是做自己想做的。”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可以看到，两者的意涵是十分接近的。
若有异议，同样可以追根溯源。现代的‘绅士精神’脱胎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我们来参考一下著名的骑士十诫：
1. 信任教会；
2. 捍卫教会；
3. 尊重弱者并给予保护，
4. 热爱国家；
5. 不畏敌；
6. 毫不留情地与异教徒作战；
7. 在上帝的指引下履行职责；
8. 忠于言语；
9. 无私奉献；
10. 永远以正义与善良对抗不公与邪恶。
君子、绅士式的‘承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认为是一种优秀的品格得到宣传和发扬。然而，作为‘义’的原点的‘本心’却经常由于时代、立场的变化而游移。
关云长的‘本心’源自对兄弟的承诺、对所属集团的忠诚（或者还有对大汉皇权的固守）。
文天祥的‘本心’源自于对南宋政权所代表的中华道统的忠贞和对‘华夷之别’观念的坚持。
而欧洲骑士的‘本心’则源自对宗教的笃信。
既然‘本心’会随着时空、立场而改变、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文天祥、欧洲骑士的对手：蒙古人或阿拉伯人也拥有属于他们的，立场完全相反但同样正义凛然的‘本心’。
如此一来，所谓‘性善论’也突然变得极可怀疑了。
事实上，数千年前的儒家先贤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权且将这个话题留到以后。
下一次，希望能聊一聊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儒家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