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女儿撑伞,一把小姑给的崭新的格子纹的折叠自动伞。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撑开,还把手指头夹了,恼的和伞发起了脾气。我说她两句竟然委屈地哭了,咧着嘴喊:“妈妈,手夹得真的很疼,夹了三次!”我只好又转头安慰她:“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就不疼了,来,让妈妈看看。”可不是,手指头真红了一片。好在,一会儿她就忘了。

        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此话不假。每个人一生中经历的疼痛次数太多了,有轻有重,有长有短,真正能记起来的可能占比不高。譬如我,能具象地回忆起疼痛的感觉的好像只有腱鞘炎一种了。现在谁要说到疼,我的两个手腕立马就隐隐地酸起来,这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啊。那会儿刚生完女儿,每次喂奶都要先用双手把孩子托起来,然后抱在胸前,久而久之,手腕处开始酸痛,一咨询才知是腱鞘炎。严重时两个大拇指一点儿都不能外展。有一次忘记了去拎开水瓶,一用力,手腕痛得当时手就松了,好在水瓶刚刚离地,我又用腿挡了一下,没有酿成大祸。要想止疼就是去打封闭,可还在哺乳期,不舍得给孩子断奶,所以就强忍着。每天双手轮流敲打手腕处,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才渐渐好转。也许因为痛的时间长,所以记忆清晰,至今难忘。

        小时候没有什么可玩儿的,电视也没多少节目,家里人就常常在一起聊天。一次和弟弟两人得知父亲参加过抗美援越,于是就好奇地打听打仗的事情,发现了父亲腿上的伤疤,就一直认定是战场上留下的痕迹,父亲当时笑而不语,我们就认为那是默认。又过了许多年,还是母亲说了实话。那是三十六年前的夏天,在我即将参加小升初考试时,母亲查出来乳腺癌。家人和邻居的刻意隐瞒加之我和弟弟年纪尚小,所以我只是朦朦胧胧觉得家里出了大事情,爸爸每天去医院照顾妈妈,有时晚上也不回家。我和弟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按时吃饭,上学,作业,睡觉。在我第二天就要去市里一中考试时,爸爸竟然跑来学校一趟,给了我一些钱和粮票,嘱咐我第二天自己买一点儿吃的,原来他不仅晚上不能回家,次日也不能送我去考试了。由于怕迟到,那一晚,我住到了老师的家里。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我在考场,母亲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以父母当时三十六岁的年纪是如何承受这些的。那时我们一家终于结束了多年两地分居的日子,刚刚团聚三年多,大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学习逐步稳定,生活步入正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一个暑假,虽然没有父母的陪伴,我依然考入了心仪的中学。可记忆中,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那个长长的假期只有病房的燥热,头顶嗡嗡作响的电扇,病床上虚弱的妈妈。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晃荡着两条腿,看着窗户外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想着自己的心思,为母亲的健康担忧,为母亲的难受而难受。而爸爸,就是在一次晚上给妈妈送饭归来,骑车摔到了沟里,第二天怕母亲发现,特意穿了长裤。可三伏天的长裤怎能不让人起疑?在妈妈的追问下,爸爸只好说出了实情。卷起的长裤下,伤口无言。我已经无从知道妈妈的目光后面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肯定不仅仅是痛这么简单。这伤疤哪里是在战场上?它是艰难生活给予的煎熬,是大难来时相携的见证。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母亲作古多年,父亲乐呵呵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喜欢看他开心的样子。这些记忆深处的痛因了女儿的哭喊又一次搅动了我的心。看的见伤疤的痛好了就忘了,而看不见的,我希望它——永远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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