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神话体系相当庞大且多彩的民族。
藏族作为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在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崎岖险峻的地形中长久地生存。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丰富的物种和地形地貌和长久的历史发展孕育了浓墨重彩的藏族文化，其中，神话在藏族文化体系当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藏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一时期的神话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的历史现实。这种记载很可能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记载着历史和观念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根据查阅的资料，藏族神话虽然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是仍然具有和其他民族比较类似的分类模式，即所谓的“创世神话”“物种神话”和“生产神话”。
“创世神话”是人类开始反思世界起源的一个标志性思维成果。对于在藏区生活的民族而言，彼时部落中的人类仍然处于混沌无知的低幼时期，开始对世界产生好奇和反思。但出于对世界认识极为有限，于是这种认识就从外发的观察转向为内省的大胆设想，产生了藏族对于世界本源的设想的“创世神话”。藏族的创世神话就是所谓的“世巴塔义”，即创世传文。“世巴塔义”的内容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及毁灭、形成、生命起源等等，以问答体作为记载形式，共三十一问，三十一答，四百三十六行。
虽然藏族创世传文中的这种极为感性的思维模式固然在今日看来缺乏事实依据甚至荒谬可笑，但是这样的思维过程却在藏区的文明之初埋下了藏民族文化发展的种子，开辟了对民族自身、对自然的求索道路，从而使藏族在文化和认知中独树一帜。在其他民族的传说中，例如汉民族的巨人盘古开天辟地；犹太的天主耶和华他改变天地原始的混乱，加以整治，创造了天与地……可以说每一个具有完善发展历程的民族，都拥有对于世界本源的探索过程。所以，藏族创世传文的出现，也是藏族人民内省的自觉发展的里程碑。
“物种神话”更能体现藏族人民对万物来源的回溯。普遍来讲，这类神话传说一般来讲内容非常丰富和广泛，涵盖了许多人们见过的或设想到的种种或普通或奇妙的动物。例如龙的神话传说，《山海经》中的种种如水兽、英招等等奇珍异兽，或者《楚辞》中“腹大如壶”的玄蜂，日本《百鬼夜行抄》中的野干、八岐大蛇、猫又，希腊、埃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兽……但是其中，人作为最高等级的生物，对于自身来源的设想当然最为瑰丽、奇幻。
在藏族创世传说中就大胆开辟了幻想道路的藏族人民，对于自身来源更具有绮丽梦幻的设想。藏族的先民认为藏族的祖先是“一只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与—位罗刹女结为夫妻，生育了六个儿子。罗刹女见儿子长大了，没有姑娘和他们结婚，她便用魔法变了六个美丽的姑娘，让她们同自己的儿子结婚，婚后罗刹女让他们分别居住在雅鲁藏布江边的地方，之后观世音就用粮食哺育他们，他们的尾巴才慢慢消失，逐渐进化为人形了”。“猕猴和罗刹女”的传说在藏族中广为流传，甚至“猕猴洞”仍然作为一处景观、圣迹存在着。相比于女娲捏土造人、日本伊邪那美伊邪那岐兄妹相交造人、西方亚当夏娃的传说，藏族“猕猴和罗刹女”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更加符合进化论中人类从猿到类人猿再到人的进化规律，从爬行到直立，从狩猎到刀耕火种的历史规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族在世界起源方面探索的一定程度上的正确性。
而“生产神话”相比于“创世神话”和“物种神话”，对于藏族人民和研究藏文化的人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也在唯心主义之中具有了唯物主义的色彩。生产神话主要指古代藏族先民在从事狩猎等活动中与野兽搏斗以及畜牧驯养、农业种植、改造自然等等的神话传说。这种神话可以反映出藏民明显而强烈的“期许”和“要求”，时常能够展现出人类与自然斗争甚至战胜自然的雄心壮志。例如：从前有一个残忍的国王，把忽然失明、善良的王后不顾身孕赶出王宫，后来生下伦竹王杰。伦竹王杰从七岁起练习射箭，不久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依靠打猎维持母子俩的生活。几年后伦竹王杰长成一名壮实的青年；并练有一手很好的箭法。有一天，他告诉母亲要去打虎，他不听母亲的劝阻，真地去山中打死了一只老虎，还将虎皮拿到残暴的国王宫殿前高喊“谁买虎皮”。因此引起了一段驯虎的故事。伦竹王杰不仅驯服了老虎，还镇服了妖魔，找到了爱情的伴侣，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种神话有着更加丰富的细节和曲折情节，想象大胆斑斓，而且往往能朴素直观地体现在藏区生活的人们对自己的愿望和对抽象神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藏族神话就展现出对于奴隶社会时期的统治权力的非凡作用。
在汉族历史中的汉武帝时期，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董仲舒顺应汉武帝，提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中，天人三策中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成为最著名、最重要的改革政策。通过这一条政策，不单统治者的权力来源有了依据，而且还使王权有了神话色彩，变得合理且权威。在藏族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中因为拥有神的支持，使格萨尔拥有了种种变化、先知的神奇能力，所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也可以体现这一点。这一点是从官方或者说统治者的角度而言的。
但因为藏族神话作为广为流传的文学体裁，更多的在普通藏民当中起到精神慰藉的作用，所以往往藏民之间的价值观念塑造和道德伦理体系能在藏族神话当中得到体现。例如《格萨尔王》中体现出的神与人、君与臣、臣与臣、降将与叛军之间的关系，和妻妾、儿子与女儿、兄弟等之间的伦理关系，乃至主人与座驾、武器之间的种种羁绊，都体现着当时藏族民众对于人和动物乃至器物之间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这种附有大量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神话对于这些不仅仅是一个体现表示作用，更重要的是塑造和制约作用：破坏或挑战这些观念的人都将受到天谴。长久的文化浸染使得藏区民众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坚守牢不可破，也使这种古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得以传承。
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藏族神话本身也对于藏文学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神话的诞生，如之前所说，发煌与人类对自我和自然来源的好奇。它本身就带有这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和荒诞不经的想象。藏族神话中的这种大胆的想象瑰绣绮丽，在长久的积淀中进而与丰富的修辞相结合，体裁和题材也大大丰富，使得藏族神话具有了强烈的艺术观赏性。藏族神话对于藏地甚至其他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也基于这三点。
藏族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示了方向，它所开创的主题事实上地成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主流，而神话富于情感、富裕想象、富于生动形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发展。例如阿来基于《格萨尔王传》创作《格萨尔王》。神话的这种丰富的题材和形式内容，更是作为经典，成为后世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