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夫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资治通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叔孙通
叔孙通刚投奔刘邦时，有一百多弟子都跟着他谋出路，但是叔孙通根本不向刘邦推荐他们，反而推荐一些旧日的土匪强盗。
弟子们私底下骂他，叔孙通知道了就说：“汉王现在正冒着枪林箭雨打天下，你们能去打仗吗？所以我现在只有先给他推荐那些能够冲锋陷阵、斩将拔旗的勇士。你们要等一等，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后来，刘邦统一天下，登基为帝，那些跟他杀敌的大臣们少有讲礼仪规矩的，大多都是粗人。
叔孙通知道刘邦厌恶这样，便举荐了很多儒生，他说儒生虽不能冲锋陷阵，却能定天下，最后他带领弟子们制定了汉初的礼仪，让刘邦发自内心的感叹：“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作皇帝的尊贵。”于是，提升叔孙通作了太常，赐给他黄金五百斤，跟随叔孙通一起制作礼仪的弟子都做了郎官。
叔孙通把五百黄金都分给了弟子，后来他辅佐汉惠帝刘盈，汉朝初期使用的各种礼法，都是叔孙通制定的，而后世大多效仿汉朝礼法，还将此发扬光大，甚至流传到其他国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
名分
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称为『名』；相应的责任、义务称为『分』。在名分的教义下，进行人伦价值的判断，人伦价值称为『大义』。自古以来，「华夷内外」・「是非善恶」都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儒家思想认为，只要人人遵守这个价值观，不需要君王就能够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反之违反大义名分的话，即使花费巨大社会成本也不可能维持统治。
这种理念的源泉是孔子的『春秋』。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名分观点上，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名分，可以说是儒教理学中的代表思想，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文明。
经过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革命后，又出现了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开始全面否定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自此孔孟理学的观点全部被否定。
四书五经中，《易》以道阴阳，讲述了合乎自然规则是稳定和谐的根本； 《春秋》以道名分，讲述了合乎社会道德的名分，是维持稳定和谐的根本。在儒家的思想中，合乎自然规则和社会道德的名分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更本。
华夏名分思想的文史记录于春秋时期的管仲的《管子·正第》：“守慎正名，伪诈自止”，左丘明的《国语·晋语四》：“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孔子的《论语·子路篇》的正名思想，都是关于名分的解释。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只野兔子在跑，百多人在追逐，都打算自己占有它。这些人为什么会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占有这个兔子呢？这不是因为兔子不能分成百多份平均分给每一个人，而是因为这只兔子是没有名分的无主之物。比如在市场上就算有很多卖兔子的人，但是就连那些强盗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抢取这些兔子，这是因为那些被卖的兔子是有名分的有主之物。
法家也认为名分是统治的关键，但和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强调自然、人情和道德，法家更注重通过强化名分来严格约束人民。
法家的代表韩非子，十分不理会孔子的思想，在名分这个概念上，也是和孔子有相当大的冲突。法家和儒家，都是重视名分这个大前提，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有相当大的分歧。孔子强调用礼乐激发出民众自觉的善良，用自觉的善良来确立名分；韩非子否认民众具有自觉的善良，他主张用合理的规则来树立名分。韩非子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权谋，为达到高尚的目的就需要不择手段，而为了维持高尚目的就需要约束；而孔子则认为，合理的社会需要仁义，人类本身的善良就能够形成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两种观点也代表了春秋和战国两个不同的时代。
而究竟是以礼树立名分，还是以法树立名分，在中国并没有像某些现代伟人所认为得那么矛盾，礼法相互相乘地进行了数千年。通俗的例子，如夫妻名分，我们以婚礼，以【礼】告之社会树立名分；用注册登记作为法律手段，以【法】树立名分。夫妻在礼法的约束下，保证了一定的和谐。
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最大，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强调用名分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绝不是通过打乱自然、或者是法定的规则，用非常的理论和暴力来控制国家。儒家思想反对霸道提倡王道治国，所谓霸道是武力，王道是道德、常理；法家思想反对让百姓没有约束，提倡处处要定好规则，而这种看似严格的约束，事实上是减少暴力的最好的手段。
名分几乎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不可否认，尊王爱民、君君臣臣的思想，为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巅峰数千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父子、夫妻的名分思想也渗透到民间社会每一个角落。极少有乱臣贼子敢于挑战君王的权威和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社会也普遍尊崇孝道、妇道等基于名分的朴素价值观，在明代，地方政府通常没有武装警察，网络和舆论的钳制，人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即使这样，社会依旧和谐稳定。在华夷名分思想下，即使是百姓也能够为捍卫国家，捍卫华夏文化而做出玉碎的决心。
然而，名分这个思想在满清入关以后，遭到了彻底的颠覆，满清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文字狱，目的就是要颠覆华夷名分的思想，树立起蛮夷也能够统治中华的观念。而后的五四文化革命，一群学了西洋文化的文学青年，用西洋文学彻底地否定了包括名分在内的所有中华思想，以至于中华思想成为了一段真空。
《素书》
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庄子·天下》
“《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奈何天·闹封》
“只因这三位主母，都是不曾正过名分的，大的说是大，小的又说是大，若还只封一位，就有无限的争端。”
《顾问官》
“至于落在冷门的家伙，即或名分上是‘高参’、‘上校’，生活可就够苦了。”
《商君书·定分》
“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关于儒、道、土匪》
“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
马云
道家讲究和谐，儒家讲究规矩，佛家讲究包容。
特别提醒：
1.本小诗纯属虚构，我不一定是我，你不一定是你，他不一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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