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望，也是一种沉浸人生的态度——浅评《北望园的春天》

      《北望园的春天》所展现的是作家骆宾基在抗战岁月里以远离故乡的桂林小院为背景，抒发对周围平凡人物及事态的感想。全文并不流于琐碎的日常记事形式，而是用轻淡、含蓄之笔将各色人物在各种境遇里的心理变化与情感世界细细描绘，在体察外界的过程中悄然融入了对自我人生的真切感受与深刻思索，[1]又因牵系乡思而在意蕴表现上显得更加绵长和具有个人风情。

一、旨意上的淡远随和

      “我”居住在北望园里所接触到的有邻居，也有与之邻近的环境。园子里的“茅草房子”和园子外的“红瓦房子”，既在世俗眼光下分属于社会阶层的不同区域，却又在“三尺宽一条走道的距离”的机缘巧合下无可避免地由于人际的往来而发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置身其中的人们在认识到这种社交界限逐步走向模糊时产生的感受各有不同，这便自然引导着他们学会用独立的视角去积极观察旁人的生活和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培养出一种关照的眼光以达成自我世界与外部世界和平联通的美好境界。

      小说里处处描画的是生活的图景，展现是人间的烟火气息，不觉为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平添了几分表现力。而从整体的故事构架和情感指向来看，小说在思想倾向上并不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细致呈现和深刻反思，而是灵动地将文字的旨意延申至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层面。梦幻般的理想成分注入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中，清寂感伤的韵味点染着北望园的气氛，黯然的情态中流露出远方故乡的依恋，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在看似散漫的印象下悄然勾勒出了鲜活的行文结构，[2]像这些不大引人注目的、不成定式的感触反而在默默地给读者留出空白的思维空间去支撑起他们的想象能力，让他们品读文学的心灵获得了遐想的自由，这便是未知的希望所拥有的力量，也就是“憧憬”的作品特质所带来的打动人心的地方。

      同时，因为作者在创作该小说时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正遭受战争的困扰，因此他所选择的文字表达形式具有亲和温情、细腻澄澈的特点，实际上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创伤起到了一定的体贴和安抚的效果，表现出了淡远随和的人文关怀和人情气质。

二、人物上的哀吟自伤

    小说中的“我”在北望园里主要接触到了六位邻居，即住在茅草房里的梅溪、林美娜夫妇、叶蕻、赵人杰以及住在红瓦洋房里的杨村农、胡玲君夫妇。包括“我”在内，每个人物都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也共同存在于由彼此营造出的相近似的忧郁气场当中。

    在茅草屋里，林美娜“天天忙着家务”，偶尔也会在这方小院子里观赏风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致”；梅溪是有名的画家，忙着发展自己艺术事业，“只要晴天就到城里去”；叶蕻是“在电影院画广告的”，有时还“给制烟厂设计牌子”；赵人杰在美术学院任教，经济拮据，常常生活没有着落，却死要面子不肯求人。而在红瓦洋房里，杨村农和胡玲君养尊处优，可夫妻两人过着的是貌合神离的生活：杨村农在表面上敬畏妻子对他的严肃神情，实质上则在离开妻子视线时变得“活跃”起来，[3]因此“我”这位秦先生才说他是“想象不到的政论家”；胡玲君平日里“总是用一个中学校长对待教员的姿态打招呼”，也是想象不到的“教育家”该有的“礼貌”形象。

      再加上“我”，这个为处理临时琐事而勉强留居北望园的人，颇具兴致地观察着周围邻居，耐着性子和他们相处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之后，离开桂林，再在之后对追忆往事时给予了北望园一份特殊的感怀与怅然。其中，留给“我”的关于北望园的最深怀念应当是与赵人杰的互动交流，然而赵人杰也只是个可怜的依靠绘画来解读人生和维持信念的精神充实者。他在做人最起码的自尊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卑微和无助的穷苦人和流浪者，失去了生活底色的依托而对自我的存在感到惊惧恐慌和无所适从。以此作为参照点，不难看出生活在那方园子里的人们身上仿佛都带有知识分子式的对自我与外界的隔阂以及他们对此做出的苦苦挣扎和奋起挽救后遗留下的痕迹：为生活境况的惨淡而常常感到忧伤，又因坚持沉迷于自我满足而深深眷恋着现实带来的痛楚，是聊以自慰，也是可悲的自欺欺人；为艺术和道德的高贵而怀有理想，又因维护自尊的低廉而不敢承认对实际遭遇的亵渎，是肆意堕落，也是荒谬的顾影自怜。

三、笔触上的微妙反讽

骆宾基在《北望园的春天》中对战时知识分子“可鄙可笑”亦复“可怜”的心灵世界作疑似精神现象学式的探究的企图，使得反讽成为小说中占据主导性的叙事调子。[4]

这主要表现在叙事者不经意间对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的洞察。在本文中，语境成为表现反讽和领悟反讽的重要途径。如，通过对比有关杨村农的描写语词，即“好心肠的绅士”、“良善绅士气派”和“大声打着饱嗝儿”、“用牙签剔牙齿，还作出噗噗的声音”，可以发现作者在刻绘杨村农的人物性格时，总是有意凸显出他们的身份与其实际行为构成的反差，却在总体语言描述上仍保持着平稳细腻的文章基调，而往往需要读者自觉利用本身所能体察的公众常识来进一步体会到作家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和作家所抒发的真实情感倾向。[5]

      此外，骆宾基在描绘人物的神态、动作等诸多细节时，也常常引入一种具有个性化的、主观化的论调来对人物及其触发的情势加以判断和解析，使得小说中的不少片段都具有自我嘲弄和反省的意味。例如，他在描写赵人杰的“笑容”时，先说它“出自他的善良与诚意”，而后又补上那么几个形容的语句“显得可怕”“使人有点恐怖”。[6]当叙事者将隐含在情绪消解过程中的心理力量释放为外化形式的文字笔触时，来自外界的倾诉欲望和情感宣泄已经不可能满足读者原有的内心期待值，这些情感落差带来的空缺感和疏离感就会反向推动读者为满足内在精神需求而主动寻找能够自我说服的支点，由此构建起与作者较为接近的旁观、审视的视角，加深了人们对认识人性和思考人性的共有默契体验，也充分给予了个人对“使命”与”宿命”两种人生课题的自由解读空间。

      小说《北望园的春天》里的幅幅景观、种种人生、点点情愫，无一不体现出骆宾基作为一名作家在面对抗战时代洪流的冲击时仍保持着诗意般的艺术思绪，并且纯熟而灵巧地利用极富透视性的文字技法来呈现其创作思维上的观摩视角。

      从总体上看，文章的主题概念中似乎并没有刻意对人性弱点进行探究和批判，反而是在积极营造一种偏向自然平淡的艺术氛围，让各式个样的人生表达程式在其中都得以自由地融入并充分展现出个性。因此人物在小说当中的出场和表演给人以非常流畅的观感，而流淌于全文的细腻笔触则是文字塑造效果和基调构建的强有力触发点。旨意、人物和笔触三者的联动节奏和谐均匀，共同为作者和读者搭建了可供彼此沉浸式对话的平台，借此能够远望更广阔的人生现实，同时这种文字的律动也保证了读者这方不完全因文学审美而企图完全抛弃对于社会现实、人性现实的理智审视。

      远观而得的是文学的感染力，那是虚幻而丰盈的形式美。当我们被文字营造出的路旁“仙境”深深吸引，并且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时，我们很有可能会接沿着这路线默默地行走在着，默默地留下我们脚下的气力，默默地去往我们心底的方向，忘记了风景本身的美，而渐渐地把对美的要求过渡到我们人本身。而在面临自我的发现、表现、反思、追求，以及最终的坚守时，我们往往既是画家，又是自己的作品：一面在显性地雕琢着自身成长发展的局部细节，也一面在隐性地担负着勾勒出人生全局走向的重大责任。

参考文献：

[1][3]李长宏.“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小镇生活”——论《北望园的春天》与《江南风景》[J].文艺争鸣，2007(11):107-109.

[2]韩文敏.从《北望园的春天》谈起——关于骆宾基三、四十年代的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04):164-176

[4][5][6]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J].文艺研究，2017(07):7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