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前的神学论坛上首次接触弗兰西斯·薛华的作品，《前车可鉴》的特点是粗线条，有过专业哲学训练的人可容易看到其中的不足，但我认为粗有粗的益处——便于更多的人阅读，从而构建自己的哲学、艺术以及对现代科技进行反思的能力。
薛华是二十世纪别具一格的牧师。他曾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时代周刊称他为“知识分子的宣教士”。彭牧推荐过的有《薛华传》、《基督徒的艺术观》、10集纪录片《西方文化的兴衰》。
薛华牧师经历过无数的争战：曾经从自由派的美国联邦长老会分离出来，建立圣经长老教会；卷入与巴特的新正统派神学的论争，推动圣经无误的认信运动；参与反堕胎运动，呼吁基督徒回到整全的基督徒世界观。
薛华博士1912年生于美国费城，一生经历了很多领域的服侍：在长老教会牧会十年；与妻子一同开展青少年孩童国际事工；1947年从美国迁往欧洲宣教；1954年，与夫人在瑞士开展避难所事工，专为寻求真理的人士解答问题，又多次在世界各地讲学，著作甚丰，在哲学界和神学界均享有盛名。
他痴迷于艺术并能从信仰角度解读；他对世俗文化背后的信仰意涵有深刻的关注，比如对鲍勃迪伦的歌曲进行关注和解读。
他的一生影响了很多人，比如《一生的呼召》的作者葛尼斯，《科学的灵魂》的灵魂的作者佩尔斯。
从《薛华传》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生也有很多的挣扎：灵性的挣扎、高强度服侍中夫妻相处的艰难等等，最后他的生命意义的依托在于，从那位为我们而死的神的羔羊、我们的救主那里获得持续的喜乐的力量。
我相信，每一个捧读这本《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的人都会有种醍醐灌顶之感，上帝不但救了我们的灵魂、也救了我们思想、意志和情感，让我们的理性和情感都有可安置的空间。借用彭牧的原话就是“我们既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又可以做一个思想者”。
前面虽然提到这本书线条略显粗犷，但实在不敢妄自评断。薛华博士花了四十多年时间，深入研究西方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学科。
从分析古罗马的败亡开始，顺着历史的脉络，将基督教兴起、中世纪教会的变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现代社会的科学、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等，带领我们客观评价并分析形成这些时代的思潮，并指出了各个时代盛衰的根源。我简单以读后感甚至是书摘的形式梳理读完本书的一些思考。今天列出三部分内容，即古代罗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关于古罗马
历史和文化的河流，发源于人的思想，也根植于人的思想。个人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决定了人怎样行动。圣经箴言23:7节，“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目前世界上有约70亿人，世界观虽然人人不同，但基本观念不外数种，透过历史的发展，便可尽窥全豹。
罗马人深受希腊人的影响，在信仰的根基上和希腊人一样，没有稳固的神。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罗马终于倒下了。
更进一步解释，希腊和罗马的神，只是比普通人多一些能力的男女，本质上和人类没有区别，比如作为赫库兰尼姆之城守护神的赫拉克勒斯，当赫库兰尼姆与庞贝同时期毁灭的时候，守护神也随之在人们心中崩塌了，附加其上的人们的人生、道德、价值观和抉择的基础都相应倒下。希腊人和罗马人仿照诸神分治的共和政体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在各种混乱的现实处境中，失望的人民宁愿接受独裁政府的统治，凯撒大帝的独裁政体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但是这种独裁带来的和平也是短暂的，凯撒的继任者奥古斯都更进一步集权，将政权、宗教领袖集于一身，鼓吹国人追捧“罗马精神与皇帝的天才”，后来又演变成国人必尽的义务，再后来，罗马君王俨然神一样统治国家。奥古斯都也尝试推崇道德和家庭生活，继任者也尝试改革法律和福利计划，但是以人为神是绝不可靠的统治基础，残酷和堕落成为了这个国家晚期显著的标志，比如尼禄时期对基督徒残酷的迫害。另外，冷漠也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另一特色，由国家支持的艺术已流域颓废，好像今天还有少数国家来为艺术买单，我们熟知的“作协”便是一例证；音乐渐渐变成刺激感官的声音，空洞无物；各种物品粗制滥造……最后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加剧，政费支出庞大，为了对付这种冷漠，政府又不得不加强推行独裁主义……罗马的败亡并非因外来势力，而是日趋腐朽的帝国，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然，罗马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制度、法律文明并没有完全消失，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后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书评中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文艺复兴
罗马帝国的末期，新约所启示的基督教本质，渐渐被人曲解，混入了人文主义的成分。于是基督教的教义被这些舶来文化弄得模糊不清。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便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引入神学，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理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后来欧洲思想分裂为两个主流：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另一个就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改教运动。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之后的人文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意义的“普遍意义”和“绝对意义”的。
在逻辑学上有个类似的概念：“特称”和“全称”，作者薛华称之为“殊相”和“共相”，两者相对应。所谓“殊相”，就是我们四周环境的每一个个体，例如一张椅子是一个殊相，而每一个构成这张椅子的分子也是一个“殊相”；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殊相”。而“共相”则是指“殊相”存在的大前提。文艺复兴的艺术也透过两种形态呈现出来：一种是基于圣经的自然和“殊相”观。如画于1432年的《崇拜羔羊》，是真正的风景画，而祭坛上的羔羊是活的，代表曾替人死而今仍活着的耶稣。另一条线是人文主义的，人可以独立自主赋予事物意义——只要自己喜欢，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艺术和任何事物越来越显得空洞、随机、缺乏意义。相反，人文主义也并非是我们表面理解的全然无序的混乱状态，他们只是期待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可以赋予事物一个“共相”或意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布鲁内莱斯基等通过文艺作品表达人追求独立自主、人成为宇宙中心的渴望，这本质上就是对上帝是真正宇宙主宰的一种反叛和否定。当然作者在书中也客观指出了他们在绘画技巧方面的突破和改进，并且让我们发现南部的人文主义艺术家在文艺的探索上要晚于北欧的坎平、凡·艾克等，并深受他们的影响，而后者接受圣经启示的影响，并忠于圣经。人文主义的代表达·芬奇首先发现了透过“数学”寻找到人生“共相”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人只能变成一部庞大机械的一部分，之后企图转行以画家身份画出人的“共相”，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达·芬奇晚年，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召他进宫廷时，他已经心如死灰，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和乐趣。略有遗憾的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论证过程。
作者指出这两条线是一直交锋存在的，我甚至看到上帝的手在背后一直的护理工作。“人文主义”始终在与“基督是主”完全相反的道路上狂奔，古今皆然。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主张“唯独圣经”，这主张与渗入教会的“人文主义”对立。也就是说，宗教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铲除混入教会曲解真理的人文主义成分。
宗教改革使人通过上帝在圣经里的启示认识终极的“共相”，认识意义、道德和价值。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显出人尊贵的本质。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整全的意义。
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欧洲南部，而宗教改革主要在欧洲北部。两者都提倡自由，但南部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究其原因，作者找到了影响北欧命运的中流砥柱：一位是与乔托、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同时代的威克里夫（翻译圣经）；还有一位是与布鲁内莱斯基、马萨乔同时代的胡司（坚持圣经权威而被烧死）；第三位是1517年将《九十五条信纲》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第四位是比达·芬奇晚20年觐见法兰西斯一世的约翰·加尔文（把基督教要义呈给法王）；还有慈运理、亨利八世、法雷尔等。他们那个时代并非完美的，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决定彻底坚持圣经权威，与人文主义决裂。我们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的中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宗教改革的中心则是一位借圣经说话的、有位格的、无限的上帝。“共相”与“殊相”的矛盾在人文主义那里是无解的，而在宗教改革这一方，完全不存在问题，因为圣经把两者统一了。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宗教改革并不反对文化和艺术本身，反而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回归以圣经为依据的基督教时，政治上的自由和文化上的繁荣渐渐出现。
那么，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哲学、艺术、音乐、文学与电影有怎样的关系呢？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和选择又在哪里呢？《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读后感（下）将带您一起梳理，敬请期待！
注：文中所有书摘、行文表达及标点符号的错误均归本人所有，错谬和疏忽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