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演化(下)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局后,宋朝终于得以建立。宋太祖一统天下,建立宋朝后却发现,其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以往朝代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首先以往王朝从来不用考虑的外交、交流与抵抗甚至生存都被提上了日程。宋朝以前,中原王朝没有面对一个长久稳定且战力凶悍异族王朝的经验,虽然历朝历代均有异族入侵,例如汉朝匈奴,唐朝突厥等,但这些部族不是持续时间短暂,就是仅仅以小部族的方式存在。而宋朝建国后,必须面对辽国的存在,如何与辽国相处,是自宋朝建国之初就一直面临的问题,尤其燕云十六州被辽国占据,这使得中原大地无险可守,只能在边境部署军力以防外敌。

    在面对外敌辽国的思路上,宋朝的前两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的思路都是收复失地进行战争。如果能通过战争灭亡辽国,则自不必考虑外敌因素。但即使是拥有经历过五代十国时期、开国年间战力最为凶悍老兵的宋朝两位皇帝,所实行的北伐措施依然以失败告终。这足以证明,在当时时代,以武力解决外敌,必无可能,因此只能转换思路,采取其他措施。

    此时辽国发现,即使是建国初期的强悍军队,依然不是自己的敌手,不由升起起兵吞并宋朝的想法,也因此在宋真宗年间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宋战争。但辽国忽视的是,虽然宋朝兵将在野外不是辽国的对手,但在进入灭国战争时,一旦一方据险而守,则战争变成双方国力比拼,辽国虽有更高的战力与地盘,但若论富庶程度与粮食产量,辽国所在的北方远远无法与宋朝所在的南方相提并论。进行了艰苦鏖战之后,双方均发现无法灭掉对方。因此为了双方生存利益,只能坐下和谈。和谈的结果即为澶渊之盟,名义上,宋朝每年给辽国一定岁币,通俗的讲就是交保护费,而辽国对于保护的承诺是不侵犯宋朝,同时也帮宋朝抑制其余异族使这些异族无法侵扰宋朝。

此份盟约,在名义上双方均多有不满。对于辽国而言,面对如此富足的宋朝,劫掠无疑会获得更高收益,但现在却仅仅每年获得一定量的岁币,无疑不划算。对于宋朝而言,这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每年给予辽国保护费,无疑也是相当屈辱。实际而言,这份盟约是双方所能形成的纳什均衡。

先看辽国,虽然劫掠宋朝可获得更高收益,但无疑是不稳定的,且常年对边境进行劫掠,会使边境上有钱的富人向内陆搬迁,劫掠的收益会不断递减直至消亡。若进入宋朝腹地,劫掠则有极高风险。同时这种劫掠也有极高人员伤亡,这些伤亡带来的损失很可能高于劫掠获得的利益。再次,若劫掠时常发生,辽国为防备宋朝反击,必须在边境常年驻守大量军队,军队开支无疑是天文数字。再次,辽国身为草原民族统治,同时需要防止被其余草原民族推翻,因此需要定期对草原其余民族进行杀戮,俗称为减丁,面对如此杀戮,草原其余民族当然会奋起反抗,这又需要保持一支庞大军队,若不与宋朝形成盟约,只是劫掠,则辽国必须同时维持两支庞大军队,对于辽国财政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若与宋朝结盟,则边境仅需维持一支少量军队,同时又有宋朝所给岁币,这使辽国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因此,在无法快速灭亡宋朝的前提下,与宋朝形成盟约,对辽国无疑是最好抉择。

  再看宋朝,虽需给辽国一定岁币,这笔钱对于辽国是一个庞大数字,但以宋朝的富庶程度,实际不算什么,每年投入边境军队的投入都比岁币要高很多。史书记载,宋朝每年给辽国岁币总和约为三十万两左右,而宋朝每年对边境军队投入总和为三千万两,岁币仅为宋朝边境投入的百分之一而已,从经济角度来说无疑是桩合算买卖。同时,即使每年三千万两投入,宋朝军队面临辽国时,仍败多胜少,因此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可节省宋朝相当大一部分开支,同时还可使宋朝无需面对其余草原民族侵扰,除了面子上不好看以及边境安全寄托于他人这两点外,其余都对宋朝相当有利。至于边境安全寄托他人,在宋朝军队战力不佳并且不断下滑状态下,无疑没有更好解决之道,因此与辽国结成盟约也是宋朝最优抉择。因此双方达成纳什均衡,形成澶渊之盟,并且此盟约也为双方带来了繁荣与发展,直到宋徽宗时期到来。

    除对外问题外,宋初也面临着对内政治制度如何设计的困扰。经历了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开始直到五代十国结束由武人引起的漫长乱世,加上宋太祖自己也是武人黄袍加身篡位登上皇位,压制武人、武将、士兵地位,避免出现节度使与藩镇成为当时共识。由于漫长战乱、印刷术大量普及知识传播效率大大提升,导致困扰之前王朝几千年的门阀世家政治正式结束,世家由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使用以抑制这些世家、拥有崇高地位的武人再无用武之地。同时因为世家退出、科举制发展,使文人群体不断壮大。这些文人依靠科举制、依靠皇帝成长壮大,使得皇帝仅简单看到文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认为相较文人,武人对于皇权有更大威胁性,从而错误估计了文人与皇权的对立性及科举施行后文人数量大幅增加,基于此,以文制武,压制武将,成为整个宋朝政治基调,同时这也是宋太祖说“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的因由所在。

   基于如此基调,由唐末演变而来的士兵刺字制度,被宋朝继续沿用,使得士兵地位极其低下,这也是宋朝开始流行的民间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由来。如此良家中人根本不愿当兵,使得兵源素质无法保障,当兵人数日益减少。直到后来因为兵员减少,官员建议使重刑犯充军,这也是“贼配军”的由来。同时宋朝为防止军人作乱,设立了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大统领负责统帅,但统领无发兵之权,另设枢密院负责发兵,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以致武人做大。并且为进一步防止武将作乱,压制武人地位,战时往往由文人或太监担任最高指挥官,并且任何战略改变都必须报至皇帝,由皇帝批准才行。同时为防止节度使藩镇出现,宋朝采取守内虚外政策,把地方精兵强将全部抽调至中央,填充禁军,而这也是后来所谓“八十万禁军”的由来。在一连串的政治制度安排下,确实避免了军人作乱以及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但以此政策成长起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简直不堪一地。尤其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失去辽国这个主要敌人,军队必要性进一步降低,这使得军队战斗力进一步崩坏。到北宋后期,除与西夏常年作战的几支军队还留有一定战力外,其余军队早就羸弱不堪。在士兵各种逃散现象、将领吃空饷等诸多因素下,不但军队战斗力不堪,连人数都无法保持,往往仅有名册上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人数。如此军队,再加上接连内耗使国力大量消耗,宋徽宗时期面对强悍金国,无疑以卵击石,这也导致了靖康之耻发生。

宋朝初期因为世家消亡与士大夫崛起,在错误估计士大夫与皇权对立及士大夫持续增长人数问题,定下来优待士大夫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基调,而这随后即带来诸多问题,为后来的改革与党争埋下伏笔。

宋朝以前,由于知识传播成本极度高昂,使得掌握知识的人极少,仅仅只有世家大族掌握知识,即使算上寒门,人数也少的可怜,使得宋朝以前能当官的人选极少,往往是官职多官员少,甚至许多偏远地区根本没有官员,而是以军队管制。这种情况因为知识传播成本问题,即使在隋唐开启科举制后也几乎无任何改善。这些时代,一直都是官多人少。但到宋朝时期,情况有所变化。因为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普及等其他因素,使知识传播成本大大下降,科举制录取官员人数不断增多,这也使得宋朝不同于以往朝代,第一次成为一个官少人多朝代,这是宋初制度设计时未曾考虑的。因宋初定下优待士大夫基调,加上宋朝富庶,使得宋朝文官有更高待遇,俗称高工资,同时还有各种隐性福利,这本是为官位所匹配官员有更好待遇所设计,但因为科举制录取人数不断增多,使得一个官位可匹配官员日益增多,同时因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调,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的现实,使得朝廷无法降低录取比例,由此造成宋朝的三冗问题。

    三冗问题分别为冗兵、冗官、冗费。冗兵,宋朝实行守内虚外政策,把各地兵员抽调至中央,这些兵不事生产,且大量流失,但朝廷依然需以名册数量进行拨款,并且朝廷还招安各类起义,无疑更加剧了朝廷财政负担。冗官,因为官员数量远远超过官位数量,这些官员同样不事生产,并且也没官位使其就职,但因其拥有官员身份,朝廷必须向其发放俸禄,同时由于宋朝官员高工资,使得这些官员的俸禄成为朝廷严重的财政负担。基于这两项,加上战争失败等因素造成了冗费,形成了宋朝的三冗问题。针对三冗问题如何解决,则掀起了党争的开始。王安石与司马光都认为需要改革。但王安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依靠改革,甚至要进行变法,认为必须要下猛药用重典,而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激进,认为需要缓慢改革逐步前进,双方基于意见的分歧产生争执,最终演变为新旧两党的党争。

    新旧两党进行党争,但谁都无法占有绝对优势,更遑论消灭对方。并且由于皇帝更替、时局变换,新旧两党往往交替上演,新旧两法往往实行一段时间被废除,废除一段时间又实行。政策不稳定,新旧两党中腐败分子肆意妄为,使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同时由于连续党争,使得三冗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加剧,老百姓负担更加严重。宋徽宗时期,由于喜爱玩乐,还曾大肆收集花岗岩,无疑给各种贪官污吏以绝好借口,终于老百姓忍无可忍,出现方腊宋江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无疑是对国力的极大消耗,同时由于战乱也使得更加民不聊生。同时由于宋徽宗好大喜功,为证明自己统治优秀,决定完成历代均未完成的伟业,收付燕云十六州,因此联系金国约定共同夹击辽国,事成之后取回燕云十六州,即为海上之盟。但宋徽宗忽略了自己士兵的战斗力与被大量消耗的国力,同时也忽略了若辽国抵挡不了金国,则宋朝是否有力抵挡等问题,最终在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后,导致靖康之耻与北宋的灭亡。

    如同历史重演一般,南宋的存在与灭亡跟北宋如出一辙。在宋高宗赵构南逃建立南宋后,借助岳飞等人的努力,以及长江天险,最终与金朝达成和谈意见,即绍兴和议,其内容基本与当年和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别无二样,同样是提供岁币,仅是辽国换成金国而已。与北宋相同,虽然高喊着要北伐,但诸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南宋与金国只得并列和平相处下去。但与北宋不同,南宋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古代土地几乎为单一生产资料,因此各类官员士大夫与地主天然有着占据更多生产资料的欲望,即占有更多土地,这即是土地兼并。历朝历代对此都采取各种措施,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皇权力量强制限制土地兼并,宋朝也不列外。虽然宋朝大量征收商业税,但农业税也是重要收入之一。同时土地也是稳定人心,保障统治的重要手段。当大量老百姓失去土地饱受剥削,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往往也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之时,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是各朝各代皇权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因南宋为宋高宗赵构跑至南方建立,其在建立过程中大量借用南方士大夫和地主力量,使南宋皇权力量相当薄弱,无法抑制土地兼并。至宋度宗时期,终究未能抑制土地兼并。丞相贾似道被逼采取公田善举,强制把各类土地收归国有,来限制土地兼并,但遭到各类官员与大地主的反对,最终依然无力回天以失败告终,同时南宋财政也接近崩溃。南宋与金国的灭亡,简直就是北宋与辽国灭亡的翻版,南宋与蒙古联席夹击金国,金国被蒙古灭掉后,南宋无法抵挡蒙古大军,最终被灭掉,由蒙古最终完成一统天下建立元朝。

元朝建立后,作为第一个以少数族裔一统天下的王朝,首先就要解决如何统治的问题,以及总结宋朝如何灭亡。针对宋朝的灭亡元朝认为这是因为宋朝被繁华腐蚀,同时不注重武力,仅仅采用文治,而这使得宋朝面对元朝时不堪一击。而基于此元朝定下来可以吸纳宋朝的一些经验,但绝不能向宋朝学习,不能被宋朝同化,要重武功,轻文治。

同时如何统治人数众多的汉人是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元朝采取的措施是把人分为四类,即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第三等为原来北方地区的汉人、第四等为南方地区即南宋的汉人,希望以此来维护统治。但其忽略的是作为最后被征服的地区,统治本来就较为不稳,再对人采取歧视态度,更容易造成反抗情绪,同时把蒙古人与色目人置于南北汉人之上,但忽略了这二者都为少数族裔,其人口占比都相当之小。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还进行割裂则必然会激起反抗情绪。虽然元朝建有完善的行政机构与法律制度,但由于统治人口为蒙古人与色目人,他们同样缺乏长期统治大规模地盘与人口的手段与措施,同时由于对文治的轻视,因此虽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却出现大规模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同时由于元朝连年对外征战使得人民负担不断加重,这无疑更会激发人们反抗。在此基础上元朝有着极为发达商业贸易网络与相当宽松的文化氛围,因为其贸易极度发达,使得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纸币流通制度,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但同样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货币滥发,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产生。同样也因为文化的宽松与放任,使得虽然论述元朝统治合法性的著作大量流传,但缅怀南宋故国、提倡民族气节、华夷之辩、民族主义的文章同样大行其道,给予人民思想理论反抗的基础。基于此类思想,再加上元朝吏治腐败,横征暴敛使老百姓民不聊生,最终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元朝最终被推翻。如果说宋朝重文治而轻武功,从而造成自己虽然富庶,但面对外敌不堪一击,而元朝就是重武功而轻文治,这无疑很快激起老百姓的反抗,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

    明朝及之后的历史,笔者将在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终)为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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