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远矣，
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
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
愚人之所以为愚，
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
择师而教之，
于其身也，
则耻师焉，
惑矣。
彼童子之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
惑之不解，
或师焉，
或不焉，
小学而大遗，
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
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
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君子不齿，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
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
年十七，
好古文，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不拘于时，
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
作《师说》以贻之。
[1]之：无意义。 学者：求学的人。
[2]所以：用来……的，……的凭借.
[3]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4]受：通“授”。传授。
[5]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
[8]乎：于，在。
[9]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年：这里指生年。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3]师道：从师学习的风尚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犹“不如”。
[1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24]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5]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遗，丢弃，放弃。
[26]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7]百工：各种工匠。
[28]相师：互相学习。
[29]族：类。
[30]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31]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阿谀，奉承。
[32]复：恢复。
[33]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34]不齿：不屑与之同列，羞与为伍，意思是看不起。齿，并列，排列。
[35]乃：竟。
[36]其可怪也欤：真是奇怪啊。其，语气副词，表示反问（诘问）；也欤，也作“也与”，虚词连用，语气词，表示疑问或感叹，相当于“啊”。
[37]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8]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北）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的由来。
[39]苌（cháng）弘：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40]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41]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2]不必：不一定。
[43]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4]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5]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通，普遍。
[46]不拘于时：指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不以从师学习为耻。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7]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48]贻：赠送。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 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知识和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以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他懂得知识和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并以他为师。我学习的是知识，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无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无论年长年少，知识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求学的传统已经失传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道理；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能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糊涂啊！那些教他读书，学习句子的停顿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道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句读）要学习，大的方面（解惑）却丢弃，我没见到他聪明在哪。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再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奏乐之人，各类工匠，是士大夫们所看不起的，现在他们的见识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多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研究，只是像这样罢了。
李氏的儿子李蟠，年纪十七岁，爱好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受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履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了这篇《师说》来送给他。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