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7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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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东京绮梦》

我也喜欢奇特的印尼——荷兰版中国菜：肥硕的春卷，油乎乎的炒粗面，配上用辣椒和蒜做成的印尼辣椒酱，火辣辣的；本来原汁原味是非常好吃的，但因为北欧人过于贪吃，这些菜也日趋粗糙。我父亲的姐姐时运不济，在二战前夕被送往荷属东印度做保姆，最终，她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一个特别阴森恐怖的日本战俘营度过的。这就没有什么可怀旧的了。

于是我选择学习中文。中文与众不同，听起来魅力无限，也许有一天会很有用；我喜欢中国菜，也许在潜意识中还盘踞着关于阿拉丁、迪士尼乐园或“花花世界”那个台湾小帅哥的回忆。

中国古典文学的遣词造句是那么讲究简练，而当代文本对此最糟糕的羞辱之一，就是无穷无尽的冗长句子，仿佛是从卡尔 · 马克思（ Karl Marx ）的德语文本中直译过来的。其中还有些笨拙的讽刺，根本没有传统中文里精彩修辞的影子，更多地借鉴了苏联官方文件的风格。

氛围充满暴力，加之我们有时候会被关进铁笼子里，观众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犯了恐慌症，因为这一切让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被禁闭在日本战俘营的经历。剧团在德国的一次演出中，有观众意外地被火点着了；还有传言说，演员和观众曾经拳脚相向——这很符合寺山的想象：戏剧是某种犯罪集团。

1975 年秋天，我与东京见了第一面，叫我震惊的是，这里太像天井栈敷的剧场布景了。我本以为寺山修司的戏剧场景是出自一个诗人极度狂热的想象，是疯狂而夸张的超现实主义幻梦。诚然，我并没有遇到穿着 19 世纪法式服装的腹语者被裹着皮衣的女施虐狂鞭打。但东京的都市风光本身就有种戏剧感，甚至让人产生幻觉，没有任何东西是朴素低调的；处处都是风格鲜明的产品、场所、娱乐、餐馆、时尚等等，无一不在以自己的方式尖叫呐喊，吸引关注。

日本的视觉密度可以把人淹没。最初的几个星期，我在一副茫然而孤独的外国人躯壳中到处走，随着穿着整洁的黑发人组成的人流颠簸起伏。在还没学会说或读日语之前，我先用双眼吸收周围的一切。我就那样走啊走啊，常常会在新宿或涩谷迷宫般的街巷中迷路。很多广告都有着和初秋蔚蓝的碧空一样鲜明的色彩。我终于明白，那些古早日本版画中的色彩，完全没有进行什么非写实的艺术加工，而是对日本光线的如实描绘。狭窄的商业街两旁挂上了连串的鲜橙色和金色塑料菊花，表示秋季已至。霓虹灯、深红的灯笼、电影海报，一切都像密集的视觉炮火，扑面而来，还配上了刺耳的机械噪声——来自日本流行音乐、广告歌曲、唱片店、歌舞厅、剧院和火车站的广播系统，还有咖啡馆、酒吧和餐馆里那些整日不曾关闭的电视机发出的巨响。这些声音让A. 西泽为天井栈敷所配的演出背景音乐都显得几乎安宁肃静了。

一个人日语说得越流利，他言语中的失礼之处在当地人听来就会越刺耳。不过当时我的日语还处于相当基础的水平，所以我在青叶台的不当言辞也就得到了原谅。

东京和很多亚洲战后城市一样，那无处不在的广告牌和沿公路林立的单排商业区，都对南加州的模式多有借鉴。但东京的那种密度——人群、噪声、拥挤的视觉冲击——让洛杉矶相形之下显得沉静保守。

洛杉矶从未有过悠久深邃的历史，而东京，或从前所称的江户，在 12 世纪就已经是个小小的城邑。 18 世纪，江户是世界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北京。因此， 1975 年我遇到的那个充斥着塑料梦幻的东京，虽然有着东拼西凑、风格混杂的建筑物，借鉴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风格，在形式上做出了很大改变，但它其实是修建在一层层厚重的历史之上的。

这些学生电影中的女性大部分时候都在遭受这样或那样的虐待，这就免不了脱掉她们的衣服。我很好奇地向同学们打听这些业余女演员，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日本女孩子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我做这些事情，因为她们在外国人手里是甘愿任其摆布的。那时候，这在日本是根深蒂固且基本全民认可的观点，也许可以追溯到日本被美国军队占领的时代。

唐纳德告诉我，很多人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以为自己能被当成一个日本人来对待。这里的人们会很礼貌，甚至温情，与日本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永远是个“外人”，而日语中的“外国人”一词本身就写作“外人”。

日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别人不会管你。在日本做日本人，就是陷入了一张几乎让人无法容忍的巨网，里面交织着各种规矩和义务。但外国人就拥有完全的豁免权，他能以平静的超脱去观察生活，不必与任何事或任何人有牵扯。在日本，唐纳德感到了全然彻底的自由。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日本人，也并无此意愿。不过按照里奇的那种说法，我应该是个浪漫的人。我很愿意接受改变。在我日本生活的早期阶段，这就意味着几乎完全沉浸其中。我和一个日本女人同住在西武新宿线上的一个中产郊区，周围都是拉面店、神社、“钱汤”（公共澡堂）和带盆景花园的木质老房子。这些都对我的沉浸有帮助。

后来，谷家的父亲和长子之间发生了代际冲突，导致父子永久失和。冲突源于两人对广告事业的不同态度。长子名叫和夫，他认为父亲出于手艺人的骄傲，坚持手工绘制商店招牌，或仔细临摹电影剧照把它画成大幅宣传画，这些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他更偏向于使用塑料模板或者其他技术捷径，认为这样成本更低，也更节省时间，他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并不将自己视为一个匠人，而是现代生意人。

数十年来，日本其实一直是个一党独大的国家，执政党是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全国都处在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的监视之下，工业财团、农业游说集团和美国安全利益集团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了十多年的学生抗议之后，激进好战的左派已经分崩离析成日本赤军那种极端暴力的派系，总是爆发场面很大且常常带有自杀行为的恐怖行动。最后，赤军那些战士们有的死了，有的去了平壤或黎巴嫩贝鲁特（ Beirut ）那样的地方，而他们当中一些致力于拍电影的同路人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色情片的漩涡。政治颠覆行动遭遇了挫败，就转化成屏幕上色情挑逗的社会反叛。不过这种情况至少催生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杰作。

我实在是什么都没看明白。但其震撼效果和我在阿姆斯特丹米克里剧院经历的差不多。我被运送到了一个全新的奇异之地，既令人不安，又充满诱惑。当最后红色帐篷的帐门打开，露出月光下散发着神秘光辉的莲花池时，这地方的奇异程度也丝毫未减。在日本的第一年，我在现代东京这个迷宫中游走，破译文字、密码和符号，却只是一知半解；这种神秘困惑的状态，感觉和唐十郎剧作的精神有种奇特的异曲同工之妙，剧中那些迷失的人物都在超现实的世界中努力去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