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伟/文
曲阜市作协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同志先后给我打电话，说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出一部红色系列丛书，我父亲位列抗战老兵名单，让我写写他的事迹，年底交稿。
还剩8天截稿！又是“时间紧，任务重”。我有些犹豫，不大想写，就推说：老爷子没啥可写的，普普通通一个凡人。虽是抗战时当的兵，但当时他年龄小，没文化，完全是被村里“动参会”动员出来的。他什么也不懂，没有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思想境界；参军后也是当卫生员，没在前方打过仗，都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总之，没有闪光点，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可他们坚持要我写，说这是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的硬任务，要展示老兵风采，传递正能量，相信我能写好；并且补充一句：有稿酬。
没办法了，我只好勉为其难。
我父亲国普庆，生于1929年，山东省沂南县依汶镇冯家村人。那是典型的革命老区。离冯家村西四、五里的万松山，就是著名的鲁中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沂蒙母亲王唤于、红嫂明德英以及众多革命烈士；再往西不远就是马牧池，当时号称“山东小延安”。而我老家小院，曾是八路军鲁中军区卫生部第三卫生所所长刘子珍同志办公兼住宿之地；刘子珍建国后担任过济南军区总医院院长。《大众日报》社在我们村呆过好长时间，我父亲曾亲眼见过报社的同志为保护印刷设备和新闻纸免受日寇侵袭，将其埋藏于麦田之中，覆土后仍种上麦子。鬼子来扫荡，根本就没想到麦苗下藏有八路军的物资。
我问父亲：“日本人来了，没汉奸举报呀？”
他讶异地看着我，对这话感到很不解：“那里哪有汉奸啊！”语气坚定的一点不容置疑。
附近几个村子几乎都住过八路军，处处是红色革命遗迹，留下众多抗战史话。
冯家村先后在1938年、1942年、1944年多次遭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被反复扫荡清剿。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村有人没及时撤走，被鬼子当场枪杀1人，抓走3人。一年多后，那3人奇迹般逃回来了。原来他们被送到东北当劳工，下井挖煤，最后摸清门路，想法逃出牢笼。鬼子知道这里都是八路老窝，进村就烧房子。至今我老家小院和近邻都还残存着鬼子放火烧过的黑色烟痕。当地老百姓一提起日本鬼子，无不满腔怒火，切齿痛恨，真心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这里的确是一片红色热土！
我父亲是两次入伍。
第一次是1939年，他虚岁才11，跟随刘子珍在第三卫生所当护理员。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都分散住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安置在可靠人家。我父亲的主要工作，是跟着三所的医务人员到伤病员住地巡回护理。他回忆说：“那叫啥护理呀？缺医少药，能用盐水为伤员洗洗伤口就不错了。夜间提个小马灯，到各户去帮他们送水送饭；侍候重伤员拉屎拉尿，换洗被子衣服，清洗伤口。三天两头得转移。有时眼睁睁看着伤员就那样死去了，你却无能为力。” 到1942年9月，正碰上日酋冈村宁次将“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改为“拉网合围”，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5个多月的大扫荡 。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父亲在山中藏来躲去。鬼子撤走后，他找不到原单位，只好回家。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奶奶以为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哪想到他破衣烂衫地出现在眼前，一时悲喜交加，母子俩抱头痛哭。这以后，奶奶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出去了，叫他跟着两个哥在家老实种地。
第二次参军是1944年6月，村里“动参会”找上门，动员他再次入伍。我父亲怕奶奶伤心，又不甘在家种地，只好瞒着她偷跑出来，成为鲁中军区卫生训练大队的学员，也才16虚岁。学习三个多月后结业，分到鲁中军区野战医院任卫生员。当时野战医院在沂南岸堤的上高古村。1945年3月8日夜，鲁中军区发起蒙阴战役，两天后攻克蒙阴城，下来不少伤病员，其中还有两个受伤的日本俘虏，八路军一样善待他们。闲时，医务人员请来翻译学习日本话，以便与日本俘虏勾通。我父亲要为他们护理，现在还记得几句日本常用语。医院自编话剧在村里演出，其中的歌词父亲还会唱：“日本洋干儿，你别害怕。八路军的政策，是优待宽大，没有错查。”我一听笑得不行，这叫什么词呀？父亲红着脸说：“当时就是这样唱歌的嘛！”共产党八路军，对待先前残暴的敌人是这样宽大，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仁义之师了，最终是胜利之师，无可战胜。
1990年11月25日父亲离休，组织上认定他参加革命时间是1944年6月，享受副处级待遇，工资160元，多拿一个月工资并有护理费。
因他中间有两年在家，离开了部队，“文革”初期为此挨斗。造反派非逼他说是“开小差”，“当逃兵”，专门派人到沂南调查。经查证，确实是因战争残酷，部队打散，他回家是无奈之举，造反派才算作罢。
我对他说：“定你44年参军，有点不合理。当时你就该找找去，让老首长刘子珍或其他老战友给出个证明，就能算到39年。”
他却说：“找什么找？组织上有规定，只要离开部队一年以上，都不算数，谁找也白搭！”
我说：“就你忒认真，一辈子吃亏。人家只要找当时的人写个证明，就能落实好几年。哪有什么真事？”
他倔强地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我不服气，争掰道：“你就是‘万事不求人’！当年我在刘家村当‘知青’，被招到济宁建筑公司干泥瓦匠。我不想去，叫你给找人说说情，你也不找。我的事你不管，连你自己的事也不去办。你说冤不？从39年干到42年，不等于白干啦？要是找回来，起码工资能上一大截！”
父亲气哼哼地白了我一眼，教训我道：“冤什么？当时一块儿出来俺四个，活到建国后的就我一个。李庄的一个排全被日本人打死了，在村西朱家林埋那一大片坟头。我现在都活90多了，跟他们比，还有什么可冤的？”
顿时说得我哑口无言。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父亲被抽调到淄博特区警备司令部矿务大队（团级单位）任卫生员，住地淄川。以轻金属厂（后称501厂）为界，厂以南为我军占领区，厂以北为蒋占区；国共相隔不远，当时还是合作时期。
他在那儿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一次是与机枪手庞之大在淄川东北城角阵地驻守。庞之大是当地人，矿工出身，非常实诚憨厚，架的机枪是那种捷克式。城外恰有一队鬼子兵路过，汽车一辆接一辆，是到张店去准备向国军交枪投降的。因上级有命令，不准攻击投降的日军，父亲他们只做警戒。谁知那队日本兵忽然向城角上发射了三发迫击炮弹，其中一颗在他们附近爆炸，有块弹片从父亲大腿下“嗖”地一声穿过，正好击中身边的机枪手庞之大。他连一声都没吭，当场就牺牲了。我父亲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眼看鬼子行凶，营长却不能下令还击，悲愤地用自己的皮锤狠狠砸那墙头，手都砸出血来。另一次，是内战爆发后，父亲随矿务大队去破铁路。有一根电线杆被砍倒，电线却没断，一甩，正砸在父亲后脑勺上，他当时就摔倒在路沟里。昏迷前一刹那，他还有意识，心里念叨：“完了！交待了！”谁知大难不死，又被抢救过来，捡回一条命。
鲁中军区整编后，父亲随矿务大队编入野战部队鲁中4团。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部队再次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七纵21师62团，他仍干卫生员。先后随部队参加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但他都是在后方，从未亲临前线。七纵也因为是从地方部队升上来的，武器装备很差，小日本的三八大盖都没有，全是些杂七杂八的武器。部队战斗力低下，基本没担任过主力，都是在外围打增援或打阻击；直到淮海战役，才露了一把脸。但我父亲离淮海战场很远，只在台儿庄一带后方救治伤员，连山东省界都没走出去。
我问他：“你当会子兵，放没放过枪？”
他嘿嘿一笑，说：“我只放过两枪。”然后说：“那是在莱芜战役前，我们一个营去打国军一个粮站。其实，天黑后我们到那个村，敌人就已经跑掉了。我跟着几个人到了当地伪乡长家。他家也没人，有个一头沉的二层小楼，就是半边二层、半边平房那种。我怕有埋伏，就朝那二楼上开了两枪，也就吓唬吓唬，给自己壮壮胆。打那以后，再没开过枪。”
我一听，大失所望！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竟然什么战斗都没参加过，更没亲手消灭过一个敌人，仅仅放过两次空枪！没打日本鬼子，倒是迭哈着把鬼子俘虏侍候了。嗨！他这兵当的，毫无精彩之处，想把他想象成抗战英雄，都找不到闪光之处，再没兴趣听他闲唠叨了。
可是，在今年9月份，曲阜市卫健局打电话，让父亲去领什么钱。他年纪大，我替他代领。那位女同志说是发给抗战老人的慰问金，整个卫生系统仅剩两人有资格领，很光荣。我马上有一种自豪感上来，为父亲骄傲不已。
因不是本人来，那位女同志非让我举着红色信封照个像做证不可。我一看，有1000元哪！高高兴兴地照了像，替他领回了钱，感觉还挺实惠的。父亲也挺高兴，说上一回发过5千哩！平时他够扣门的，这回一激动，当场抽出500元，很大方地说：“给你，愿买点么就买点么去！”我喜不自禁，也“大方”地接过来，马上掖腰里去了。
父亲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先是在临沂公路局工作，1950年在曲阜参加整编，然后分到滕县专区大坞医院。1953年参加调干学习，到济南白求恩医学院补习文化，两年后转江苏镇江医学院，又学习两年医疗业务，然后在南京工人医院实习一年，是正儿八经的“大学专科”。他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奇好，现在一张口还能将化学原素表背得烂熟。什么代数、几何、解方程等，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他都有一套口诀，背得让我目瞪口呆。要知道，他当年可是一个农民大老粗啊！竟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了，真是令人佩服！1957年分到曲阜县医院，工资试用期42块5，一年后，一下子定到63块5，是县医院最高的。他在县医院一干24年，成为曲阜有名的内科大夫，城乡四百多个村子他几乎跑遍了。当时一提县医院的国大夫，老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下乡出诊都是骑自行车，赶上急诊，半夜也得去，救护车那是后来的事。1981年他离开县医院，调到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工作，直到1990年退下来。
这期间他倒是有点闪光点。1965年麦收前，书院村二百多人因食用病死牛肉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最小的才8岁，最大的80岁，两辆救护车轮流往县医院急送。重大病情惊动省里，省卫生厅医政处张汉章处长亲自到曲阜县医院指挥抢救。我父亲判断：牛肉应是因天气炎热，腐烂变质，产生沙门氏菌，“三月狗，四月羊，五月牛肉不能偿。”这是有数的。村民食用后出现沙氏感染，应以氯霉素、维C加葡萄糖盐水对半液吊瓶滴治，对症治疗，最为有效。张处长紧张地问：“老国，咱能保证不死一个不？”当时父亲不敢保证，只能说尽力抢救。万一患者有其他疾病呢？结果，经过96小时救治，人一个没死，全部康复出院。这一下张处长对我父亲可是服气了。不久，省厅破格“戴帽”下来指标，晋升父亲为“主治大夫”。这是当时县人民医院唯一最高职称了。提起这一节，我敬佩地称赞他真不瓤。他倒很谦虚，说：“那个时候，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
“文革”后恢复职称晋升，全县第一批晋副高的就有他，但是得去济宁参加一次考试。当时曲阜去考试的人还由他带队。
可到济宁后，一听是考英语，他头一拧，说：“我放弃，不考了。中国语我都没学好，还考什么英语？”
其实，对他们这批年近六十的人来说，哪个会英语？考试也就是走一个“过场”，只要人到场，就算“过关”。可他就是这么“倔”，谁劝也不听，门都不进。后来，别人都晋上副高了，他仍是原地踏步走，再以后更跟不上趟了，工资拉一大截。几年后，上边也对他这个老资格很头疼，不好意思了，胡乱让他填了个表，算是“赏”他一个副高职称。可直到现在他仍不买账，真是“醉死不认这壶酒钱”！
我父亲为人耿直倔强，只知埋头苦干，不会夸夸其谈，脾气又极为不好。我妈骂他犟得就像一头倔驴，管孩子简直就是军阀作风！我和大哥小时候调皮捣蛋，没少挨他的皮带抽，而且还得“立正站好”。
后来，我问他：“你那时候怎么这么狠心呀？”
他被我问得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怨你死心眼。不会学学老三？”
老三打小机灵，一看事不好，拔腿就往外跑，极少真挨揍。
我父亲对文体均不感兴趣。你要是问他成龙是谁？他准一脸茫然；问他知道哪个体育明星？他只知道一个郎平。
但他有两大爱好：吸烟、喝酒。
年青时，他酒量特别大。有一年大年三十，该他值班。临走前，他只吃了几个花生米，对着瓶吹，一气灌进一斤老白干，然后一抹嘴，就上医院值班去了，啥事都没有。现在每天晚上仍是一两多白酒下肚。要是不喝点，他吃不下菜去。
他烟瘾大，抽了半辈子烟，多次戒不掉，结果一次车祸彻底治好了。那是秋季一个夜晚，他与几位同仁乘救护车到小雪公社西鲁村，紧急处理一起食物中毒。司机小张那天本该轮休，又喝了不少酒，一直有怨气不想出车。等返回时，小张心想：颠颠你们这些老头子。结果一不小心，救护车轧到路边粪堆里，翻路沟去了。车上6人全部受伤，我父亲被甩出车外，当场撞断三根肋骨，躺在医院几个月。从那，一咳嗽就肋间疼，彻底把烟戒掉了。
他康复后说：“又走了一趟鬼门关。这是第三回了。”人们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谁知到了2020年，因为年三十在饭店吃了一顿年夜饭，竟又传染上新冠肺炎，被送到济宁传染病医院救治。我当时也是轻症，陪他一起住院。在出院之前做最后一次CT检查，他从CT机下来坐进轮椅，头忽然抬不起来了，声音极度微弱：“我不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医生们一阵抢救，他又没事了。
我说：“你净创奇迹！全省新冠肺炎治好的，你是年龄最大的，拔了个头名！这一关过去了，你又能活十来个麦季啦。”
他倒是想得开：“我这活一天都是赚的！”
他工资虽高，可与母亲两边老家都需要接济照顾，日子过得相当紧张。老妈也是部队出身，1946年入伍，脾气火爆，两人真是针尖对麦芒。因讨厌他抽烟喝酒，心疼钱，老妈经常骂他。我从小就没少听她说：“凡是好抽烟喝酒的人，上不养老，下不养小，从来不顾家！”。从年青时他们就为此经常干仗，让四方邻居看了不少笑话。
我父亲有一个破皮革公文包，里边装些杂乱物品，我一猜就没值钱的毛，对他说：“赶快扔它吧，净是垃圾！”
他瞪我一眼，说：“你懂么？”然后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显摆。
我一看，有建国50、70周年纪念章，抗战60、70周年纪念章，还有些红皮荣誉证、蓝皮技术资格证、离休证、济宁市人大代表证等，连房产证、土地证也在。乖乖，还真不能扔！
我拿起那人大代表证一看，是1984年1月10日发的，问他：“济宁市人大代表你干过几届？”
他中气十足地回答：“两届！”一脸地骄傲与自豪！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抗战老兵的平凡故事。他是我们家庭中一个普通成员，现在的角色是父亲、祖父、曾祖父，已“四世同堂”。为此他自豪而满足。
他和天下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父亲一样，组成了两个字：脊梁；和14亿同胞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写于202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