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教师、不像学者、不像诗人、不像作家。——题记
“四不像”是麋鹿的俗称。麋鹿长相非常特殊，它的犄角像鹿，面部像马，蹄子像牛，尾巴像驴，看上去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因而人们称其为“四不像”。相传，《封神榜》中姜太公的座骑就是“四不像”，给这种珍稀动物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我为什么要无奈地自称“四不像”？希望你有耐心看完下面的故事：
（一）母亲的怪梦
1977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后来载入史册的大事，邓小平宣布恢复被文革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从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到这一年高考恢复，整整过去了十一年！对于我们这些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来说，这不蒂是个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那时，我正在大庆路小学（现在的芦笛小学）以一个普通的工人的身份担任小学老师。工作虽然是小学老师的教学工作，但是，名不正言不顺，身份却是普通工人，各种福利、待遇只算普通工人而不算小学老师，而且随时有可能退回钢厂当装卸工。如果我不去参加高考，恐怕就一辈子只是个普通工人了。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一年，我已经29岁了。
就在我高考期间，一天晚上，我母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飞龙从天而降，落地以后却变成了一只似凤非凤的大鸟，转瞬之间，那只似凤非凤的大鸟又变成了似兽非兽的怪物，把我母亲惊出了一身冷汗。母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当时不敢说，怕影响我高考的情绪。几年之后，等我当上了师范学校的正式教师，母亲才忐忑地告诉我这个梦，她担心这个梦预示着我将来有可能高不成低不就，最终一事无成。母亲把这个梦告诉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我那时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
（二）诗人、数学家与知青
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个诗人。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读诗，我特别喜欢诗的旋律，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读起来很是享受。那时候，班上或者学校的什么文艺活动、什么汇报演出之类，我最拿手的节目就是诗歌朗诵，而且赢得了不少掌声。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诗，我读了一大堆，读得多了，就觉得读诗还不过瘾，不如自己写诗痛快，于是尝试着写诗，一写就不可收拾。虽然多数是不入流的打油诗，但偶尔也有那么一两篇“佳作”。我的一首爱情小诗，曾在校园里广为流传，还被好朋友老杜配上了乐谱传唱，感动得许多小美眉流下了眼泪。上高中的时候，我自认为得意的作品已经积攒成了一本厚厚的诗集，我曾痴心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出版。可惜，文革一来，诗人的美梦破灭了。我所写的那些诗，不是被扣上“封资修余毒”的大帽子，就是被贴上“无病呻吟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黑标签，“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格格不入”，百般无奈之下，我在桃花江边含着泪亲手撕毁了我的诗集，扔进了桃花江。
做为知青插队农村之后，自知诗人是肯定当不成了，着实消沉了一阵。然而，我并不是那种听凭命运摆布的人。我的好奇心特别强，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渐渐地，我的另一个才能又开始不安分地崭露头角了。起因也很简单，当地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不太看得起我们这帮下放农村的所谓“知识青年”，常常拿一些他们自以为很难的民间流传的数学问题“拷问”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有知识，的确也有些问题把某些“知青”难住了，但他们从来没有难倒过我。以我当时一个优秀高中生的眼光来看 ，他们“考”的问题也未免太小儿科了。而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出几个问题便把他们统统难住了；他们去向当地一个颇有声望的中学数学教师请教，连那个中学数学教师也束手无策，甚至不得不连夜赶过来向我请教。于是乎，我渐渐在当地有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名气。
我对数学的爱好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兴趣，很多人都觉得数学枯燥无味，我却被数学的美感所吸引、被数学的逻辑所折服、被数学的威力所震撼。我在数学中遨游，忘却了时间、忘却了烦恼，真是乐在其中！我找来了我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数学的书籍，满满的一个小木箱，大概有五六十本吧，比当时一所农村中学数学方面的藏书还多，很令农伯们（知青对贫下中农调侃的称呼）惊讶。除了初等数学与数学科普方面的，还有一些高等数学书籍，如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俄罗斯数学家鲁金的《微积分》、美国数学家齐格尔《多复变数解析函数》、波兰一个什么数学家的《抽象代数》，等等，无论青红皂白，我都一股脑儿地啃了下去。应该感谢文革前老高中三年的严格训练，使我具有了可以引以为自豪的自学能力，《微积分》只看了一遍，所有的习题便一扫而光；《抽象代数》也就两遍；《数论导引》耗时多一点，大概三到四遍吧。
我那时大啃数学书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书籍好看，文学方面的书籍，禁的禁、封的封、烧的烧、毁的毁，历史与政治方面的就更是重灾区了，除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供“群众批判”的“反面教材”，就是官方指定的充斥着空洞的口号、千篇一律的小册子。“红宝书”倒是值得一读，只不过，《毛泽东选集》不知翻了多少遍，早就腻味了，《毛主席语录》也堪称倒背如流了，总不能不换点口味吧。而我又是个书虫，早就养成了“宁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书”的坏习惯，做为精神食粮的唯一选择，就只剩下了数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我看数学书，周围的农伯没有一个知道我在看什么，他们也看不懂我在看什么，我感觉到了一种无人监视、无人打扰的自由自在。那时的知青在农伯面前，毫无隐私可言，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言论、任何一本不合时宜的书籍，哪怕是只字片语，只要有人举报、甚至无意中传到某个“领导”的耳朵里，都有可能成为毁掉前程的可怕证据。我刚下乡插队的时候，曾经带了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很快就不知被谁举报到大队党支书那里去了，党支书马上就阴阳怪气地来找我要书，并叫我解释这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书名那么奇怪、为什么你要读、为什么你还带到农村来了，一连好几个为什么，人都问懵了。我解释了半天，不知是我太笨，解释不清，还是书记不够聪明，听不明白，总之，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最终还是被莫名其妙没收了。所以，我能够自由自在地看数学书，不能不说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意！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自学成才成为一个“一鸣惊人”的数学家！初生牛犊不怕虎哇！
“自学”而得不到高人指点，就有可能会走弯路，我的“自学成才”就栽在无人指点上。我自学华罗庚的《数论导引》，知道了有一个被称作“费尔马大定理”的世界难题，历经三百多年，一直无人破解，后来又从几本科普书籍上得知了“费尔马大定理”的一些传奇故事，更激起了我攻破这一世界难题的欲望。既然想“一鸣惊人”，总要有点作为，我不自量力地把破解“费尔马大定理”当作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之一。从此，我便陷入了“数论”这个迷人女妖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女妖毫不留情的把我引向了歧途，让我白白浪费了十年最宝贵的青春！我痴迷于“费尔马大定理”的破解，朝思暮想，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赔进去了。有好几次，我自以为找到了突破口，欣喜若狂，可是一旦冷静下来，却又发现了推理中的致命漏洞，顿时全身冰凉！其实，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就像是用最原始的武器去对付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三头六臂的魔鬼，根本没有一丝一毫胜算的把握。可惜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任何人能够为我指点迷津！当我读完大学，清醒过来的时候，十年的宝贵青春早已无声无息的流逝了。
十年之后，我站在了师范学校的讲台上。我知道，数学家的梦想已经远离我而去了，我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一鸣惊人”的数学家了。
（三）心头的梦靥
我站到师范学校讲台上那一刻，我才算有了“正式教师”的身份。而在之前，尽管我已经有了足足十年的教龄，而且是同行公认的佼佼者，却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式教师”，这样的怪事恐怕只有在中国、在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
我初为人师，是在作为知青插队的乡下。知青插队，说白了就是当农民。干农活的辛苦，远远超出了城市知青的期望与想象。当时，插队知青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泪满面，腰酸腿痛还挨饿，起早摸黑为哪般？”我足足干了两年农活，犁田、耙田、插田、踩田、施肥、除虫、打谷、……，几乎所有的农活全都干过；由于“表现好”，第二年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插队后的第三个年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到当地的最高学府——大塘中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代课”者，以插队知青身份暂时代行教师职责上课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滚蛋。我深知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所以，特别谨小慎微、也特别努力工作。我的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要争取一步步把“代课”转为“民办”，再把“民办”转成“公办”（也就是所谓的“正式教师”），最终跳出“农门”。
为了心中的这个小秘密，我自告奋勇包揽了大塘中学惟一一个高中班的数理化三科、外带两个初中班的英语教学，每周六天共20节课，数理化英四科轮番转，不是备课、上课、就是批改作业，忙得头昏眼花，真的是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我自知自己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又不愿误人子弟，所以只好拼命地认真工作、努力工作。好在老天垂怜，我天生就是一块当教师的料，加上吃苦耐劳、肯于钻研，再加上文革时期的教材浅一点、要求低一点，我的教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学生欢迎与好评。
从“代课”转为“民办”，倒没费多少功夫，大概也就一个学期多一点。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教学的确不错，差不多成了当时大塘中学能够引以为自豪的一块牌（只是“万金油”而已，呵呵！）；另一方面，在接连两次的“推荐”“工农兵学员”入大学的选拔考试中（陪公子过考而已，呵呵！），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只是“政审”不过关而被刷了下来（家庭出身属“黑五类”，成绩再好，也抵不上一个“红五类”的家庭出身），我的真才实学令许多教育界的人士刮目相看。
然而，从“民办”转为“公办”却没有那么简单了，领导几次“郑重的”许诺都未兑现，直到我最终“被招工”离开大塘中学也没办成。当时，学校的和公社的领导倒真的是想把我留下来，为了我能够转成“公办”，甚至还破天荒地力排众议，把我送到广西教育学院，参加了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子女才有资格参加的为期半年的师资培训。然而，政策就是不允许“黑五类子女”当老师，你本人就是再努力、学校领导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仍然无济于事。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听说“民办教师”了。所谓“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没有正式的教师身份，却要担当教师的职责、干教师的工作，工资待遇比起正式教师则要低得多，一般要由当地生产队“统筹解决”（也就是分摊到每个农户头上）。说白了，“民办教师”就是由老百姓资助的、不占国家编制的、非正式的中小学教师，“公办教师”才是国家承认的、拿国家工资的正式教师。然而，相对于“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工作稳定一点、工资待遇高一点、受人尊重一点，所以，仍有不少人煞费苦心地想钻进“民办教师”的队伍中去。我能够从“代课”转为“民办”已经是很幸运了，令很多知青和当地农伯羡慕不已。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时我在大塘中学从“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我的父母大概也就不会在后来的知青招工中托人找关系把我招进了钢厂去当一名装卸工，我的命运大概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一系列戏剧性的改变。
“装卸工”？没错，就是“装卸工”！一听，就知道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别的不说，只看粮食定量就知道装卸工的活有多重了：那还是粮食配给制的年代，普通居民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仅仅22斤（1斤=0.5千克），国家干部职工每个月也不过28斤，而装卸工每个月却有足足45斤，可见其工作之重！我那时穿着厚重的帆布工作服，一天8小时跟着大货车到处跑，装这样、卸那样，什么钢材、钢锭啦，焦炭、煤渣啦，矿石、石灰啦，大米、白面啦，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耍不得巧、偷不得懒！比如卸大米，200斤一包，一个人扛一包，你不可能指望两个人抬一包，更不可能指望一包拆散成两包来扛，你只能咬着牙扛起来就快步走，你越是慢慢腾腾，200斤的重量就压得你越厉害，压得你直不起腰、喘不过气！一天的重活干下来，整个人的骨头架都像是散了，只想蒙头睡大觉。不过，装卸工辛苦是辛苦，工资待遇却比当时的教师要好一点、地位也高一点，毕竟，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装卸工再脏再累、再没有技术含量，也还是“工人阶级”嘛！
干了几个月的装卸工，不知是招工时就事先说好的，还是又被哪个领导发现了，钢厂人事股指派我到大庆路小学去当了一名“工人教师”。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我还是当老师，还是名不正言不顺！什么是“工人教师”？就是工人的“身份”，教师的“工作”，就像是介于水陆之间的两栖动物！工人看不起你，因为你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的“臭老九”，你得夹起尾巴做人；教师看不起你，以为你是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配来教书？你还得夹起尾巴做人；两头不得好，真有点在夹缝中生存的味道！“正式教师”的“名分”，成了我心头挥不去、抹不掉的梦靥。
（四）是教师非教师 非官亦非民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给了我命运转折的一个机会。1981年，我终于以一个正式教师的身份站到了师范学校的讲坛上。数学家没有当成，当起了数学教师。至少，有了教师的正式身份，与我向往的数学研究多多少少也还沾边，我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了一段比较平坦的大道。
人生道路平坦了，就容易贪图安逸。而我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始终兴致勃勃地怀揣着“与众不同”、“出人头地”的梦想。我教书，最不喜欢“照本宣科”，而宁可用加倍的努力、十倍的时间去自编一套独创的讲义、教材或者教学方法；我解题，也不喜欢用大家都用过的思路和方法，而宁可撞得头破血流，去另辟蹊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自认为在我的这段教师生涯中还是有一些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成就的。
如果从1981年开始，直到我退休，都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我的成就还会更高，我也就不至于发出“我是一只四不像”这样的长吁短叹了！可惜，1992年，我被“提拔”成了学校的“科研室主任”，大小也是算是个所谓的学校“中层领导”，我便不能一心一意地搞教学了。课时量减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其实也只是勉强应付，大大小小的会议、没完没了的应酬、繁杂不清的公务，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哪还有什么心思搞教学呢？哪还像个教师呢？
什么“中层领导”？所谓“中层领导”，无非是更高的“领导”为了让你死心塌地卖命，而给你套上的“紧箍咒”。有了这道“紧箍咒”，在更高“领导”面前，你就得察言观色、俯首贴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而在一般群众眼里，你根本算不上什么“领导”，说得好听一点，你是领导的助手和传声筒；说得不好听，你就是领导的“走狗”、“爪牙”和“帮凶”！
“科研室主任”的头衔，把我摆在教师不像教师、领导不像领导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摆就是六年！我的感觉，学校“科研室主任”，还不如我当年插队时干过的“生产队副队长”有实权。我在农村当生产队副队长的时候，分管“农业生产实验与先进技术推广”，手下还有七八个青壮年劳动力可供调遣，手上还有一笔小小的实验资金（尽管很少，聊胜于无）可供支配；我提个什么意见或建议，生产队至少还当回事，采纳与否，领导班子还要郑重地开会讨论决定。而“科研室主任”呢？谁也不拿你当回事，既无权、也无钱，纯粹就是个摆设，要干的杂事倒是不少，什么计划啦、总结啦、汇报啦、调研啦、座谈啦、培训啦、……，不是摇笔杆子、就是耍嘴皮子，……，绝大多数都与“教育科研”无关！说实在话，我真不想当这个有名无实的“主任”，只想平平淡淡教我的书，踏踏实实做我的学问，可是，几次提出辞职都得不到批准，身不由己哇！
你越害怕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我连做梦都没想到，1998年，市教育局的一纸调令，又把我从学校“科研室主任”“提拔”到了市里当什么副所长，彻底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如果说，我当学校“科研室主任”时，多多少少还兼了一些课，还算得上半个教师，那么，完全脱离教学第一线，就连半个教师也不算了！尽管我还属教师编制，还拿教师津贴，还研究教育教学，但毕竟不再直接从事教学活动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很多人不理解教学在我心目中的意义：教学不但是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我的兴趣和爱好，甚至还是我的生命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我感觉我就像一棵生长在教学的沃土上硕果累累的大树，突然被人连根拔起，移植到了某个公园里去做点缀，供人观赏，……，心头充满了无助与无奈的悲哀！
我在“副所长”的位置上呆了十年，可是，“副所长”算什么东西，我至今都不明不白。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亲戚朋友见面，少不了要问“副所长”究竟是个多大的“官”？我说不清楚，我觉得“副所长”根本算不上什么“官”，因为手中没有一点行政意义上的所谓“权力”，你要想办什么事，没有几上几下的“请示”与“汇报”，没有上级领导的“恩准”，什么事也办不成；在诸如“副局长”、“局长”、“副市长”、……、面前，你充其量只算是个随叫随到的“办事员”；然而，你说不是“官”嘛，县区级更小一点的“官”、基层单位的领导却又煞有其事地把你当“官”看，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生怕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搞得你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我做事的风格，一贯是独往独来，率性而为，而不习惯受制于人，更不习惯求爷爷拜奶奶，所以不讨上级领导的喜欢；反过来，我也不愿意别人以我为中心、围着我团团转，对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厌恶至极，所以也不讨基层领导的喜欢。
我不愿意别人拿我当“官”看，别人又不能不拿我当“官”看。于是，我便成了非官非民的“怪物”。
更悲哀的事情还在我的学科归属上。按道理，我学的是数学专业、职称是数学高级讲师、荣誉称号是数学特级教师，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项绝大多数也是数学的，到了教育科研部门，理所当然应该是数学教研员。可是，我并不是以教研员的身份调来的，我来的时候，高中数学教研员不缺人，初中数学教研员不缺人、小学数学教研员也不缺人，我插手哪一边人家都不欢迎。为什么呢？说白了，“学科”就是教研员的独立王国，在分管的学科中，教研员享有绝对的权威，几乎一切都是教研员说了算，更何况这当中还有不少与经济利益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谁愿意你去分享权威、分享利益呢？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屁颠屁颠地，中学数学教研有事就去帮中学数学教研，小学数学教研有事就去帮小学数学教研，碰了几次软钉子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不但多余，而且有争权夺利之嫌。只好自知之明，老老实实退出！
我自认为是一个称职的、优秀的、经验丰富的数学教师，小学数学我教过、中学数学我教过、中专数学我教过、大学数学我也教过；我可以在业余学校兼职教中学数学、可以在电大兼职教高等数学、可以在师大兼职上研究生的课程，却偏偏不能做一个“数学教研员”，成了一个“似数学非数学”的怪物！你说悲哀不悲哀？！
（五）母亲的安慰
我退休之后，母亲又多次提到几十年前我高考时，她所作的那个奇怪的梦。现在看来，那个梦的确灵验，我真真实实感觉到自己就是母亲梦中的那只“四不像”！不过，“有些人看似成功，人生却缺乏绚丽的色彩；有些人看似并不成功，人生却多姿多彩。”母亲这样安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