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的生存绝招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也是红色中央特科的最高首长。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情报科人才济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行动科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汪精卫政变后，特务科由武汉迁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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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统的要员杨登瀛，清除叛徒何家兴，清除叛徒白鑫。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恩来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与当地的黑帮势力关系良好，从中也得到不少情报。从上海的外滩北行，是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名叫黄浦路，全长仅456米，既短又窄。根据上级的安排周恩来旋即入住黄浦路上的理查饭店3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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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4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周恩来的活动半径是，以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为圆心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浦江饭店是一位名叫礼查的外国人创建，是中国及远东最著名的饭店之一。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中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第一部露天电影在这里首次放映。中共地下工作者在这里神出鬼没地开展工作，其实处境非常凶险。周恩来为了防止窃听，从来不打电话。外出时，周恩来都会设法找到上海地下党同志，帮助传递和寻找他要约见的人。当时被捕的人很多，叛徒也很多。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及追随者倒在了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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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化妆后的周恩来和一位地下交通员，悄悄登上了一艘去武汉的英国轮船。周恩来躲在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直到到了长江江面的九江境内，周恩来才换上便装，走出舱房到甲板上透气。2个月后，震惊世界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又辗转从香港回到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进行工作。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大病未愈的周恩来奉命离开香港赶赴上海。中统正在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郭亮、向警予、陈乔年、罗亦农相继遇害。周恩来冒着风险展开工作，在秘密战线与敌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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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与邓颖超等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险些在船上被日本人拘捕，凭借过人的化妆术过关。1928年周恩来自苏联回到上海，继续领导特委会与敌人周旋。由于叛徒出卖，彭湃、杨殷等同志遇难。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更加小心，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上所知的名字，与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在那个困难时期，周恩来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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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周恩来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旁边人：“老板，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还有一次和别人在谈工作时，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签什么名都可以。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等化名。“胡公”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很美，“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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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周恩来和上海地委，又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深夜紧急来到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此时永安里44号的主人是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夫妇，周恩来和堂弟周恩霔一家关系很亲密。这里距离黄浦路的浦江饭店，不过2500米！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及时销毁了文件。中央特科大改组，原来的人马撤往苏区。新特科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负责，康生为副手，兼行动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长。12月初，化妆为工人的周恩来，来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在一位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登上了一艘太古洋房或怡和洋行的轮船，悄悄离开上海。经广东和福建，抵达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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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底，离别5年后，周恩来再一次重返上海。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来到上海，指挥重建的上海地下党，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星期的时间，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保密，从不超过两三人。西安事变以后，周恩来去上海，住在新亚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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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特务去搞监控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上海地下党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而最激动人心的是，就在这里酝酿了新四军的诞生。7月，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通过潘汉年的安排，秘密约见了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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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希望叶挺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于是叶挺向正在上海逗留的陈诚提议，由他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宣告成立。从此中共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汇成一支新的抗日铁流，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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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只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并且出门必化妆。正因为有这些“绝招”，使得对手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迹，加上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和各行业的大佬都熟悉，即使有风险时，也能及时得到情报，从而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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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接见特赦的战犯。沈醉首先向周恩来告罪，说1937年曾在上海的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周恩来风趣地告诉沈醉，他清清楚楚知道在左右和对面房间都有人在监视他，可是他每天都在电影院中和同志见面。在黑乎乎的环境和地下党同志交流，特务只好站在电影院大门口，他们看到出来的是周恩来，而不会看到早已离开的上海地下党。2012年4月1日，台北“国史馆”也揭秘了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国民党特务在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的绝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