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第一章，“语言学史一瞥”简要概括了语言学这门学科曾经过的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语法”，其后是语文学，第三阶段是比较语文学或“比较语法”。
语法阶段最早，也最为简单，规范和狭隘，它的目的即是定出一些语言使用形式正确与不正确的规则。就像我们学一门外语，要背单词，学语法，学习怎样的词语组合形式才是最正确的。如汉语和英语的主谓宾顺序，日语的主宾谓顺序等。语法阶段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但没有涉及真正的语言本质。
第二阶段出现了语文学，这一门学派不以语言为唯一对象，其研究内容是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运用考订的方法解读用古代的晦涩难懂的语文写的碑铭。我觉得这一学派走向了历史考古方向且又太拘泥于书面语言，忽略了语言与人本身的关系。
第三阶段是将语言进行比较，从而发现规律。但索绪尔认为“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单靠比较不能得出结论。”并且在比较语法中，从来不研究他所做的“比较”意义何在？而只是单纯地像博物学家一样去考虑和比较。
第三阶段后（索绪尔没有明说这是第四阶段，但的确是在比较语法学之后产生的。校注里提到“新语法学派”的出现是比较语法学的完成阶段，所以直接说第四阶段又不符合，因为不是新阶段的产生，因此称之为第三阶段后）是通过冲击“比较”而产生的新的学派，新语法学派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利用比较所得的成果思考比较的意义，并放在历史之下，将语言看作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产物，而不是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这就是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重心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前人在不断探索语言学的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而直到今天语言学的全部问题也还不能说都已阐述得很清楚了。
二
第二章，很清楚的提到语言学的材料、任务以及与之毗邻的科学的关系。
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讲语言的定义和地位。首先抛出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即语言学的对象是什么？是具体的某个语言吗？比如中文的一个字“好”，它可以是一个声音，一个观念意义的表达，也可以指英文中对应的“good”等等，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很多研究对象。这就是索绪尔提到的“是观念创造了对象，而不是对象在观点之前。”既然有如此多方面，必然会有列举所遗漏的部分，因此不能从哪一方面去解决语言学完整又具体的对象这一问题。因此他提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即“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然而这也是差强人意的。
于是重点就落在解释什么是语言？以及言语活动的差别了。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主要部分，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是社会集团的规约，是一个整体，一套原则。并且他认为人类构成语言的机能可以说是天赋的。言语活动是大的、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宽领域的。
此外语言与言语也有区别：①语言是社会的，不是个人的，（虽然他是个人被动记录下的产物）是个人独自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只能通过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而存在或改变的。言语则相反，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行为。②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是可能的，如一本词典和语法。③语言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即使一种语言不再被人们使用，被称为“死去的语言”，但我们也能完全掌握其语言机构。④我认为前面提到构成语言的技能是人类天赋，并不意味着人生来会使用语言，只是说在我们现知的、诸如手势言语、视觉形象言语、音响形象言语[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等指挥这些器官言语的运用之上有一种更一般的技能来指挥他们，这正好是语言机能。故这里的天赋不是与生俱来之意，而是个人也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的，一种天赋技能的运用。
三
在第三章第三节中，索绪尔提出一个概念后来成为著名学科，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称为“符号学”。在本书中索绪尔只是设想，建议建立一个名叫符号学的学科，而并非在下定义，但实际上他的这句解释现在却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这里我就跳过许多著名学者对符号学定义的探讨争论和符号学如何被称为是20世纪形式论思潮之集大成者的，而回到本书，提问符号与语言有何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学又是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即将语言学归为符号学，又将符号学归为心理学的一部分。由此，各个学科也就有了自己的地位。
第四章涉及到研究范围界限问题。语言学这一名称实际上包括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前面已经区别过语言和言语，这里再进一步以求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的界限得以明亮。首先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要是言语，即我们所说的话别人能理解则必须有语言。比如只会说土耳其语和只会说巴西话的人是无法用语言沟通。而使用同种语言则可以，并产生语言的一切效果，因此语言是言语的工具。另一方面从小听英语长大的孩子自然会说英语，一种语言要经过无数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脑子里，因此言语又促进语言的演变，语音是言语的产物。又提到1+1+1……=1（集体模型），前面的1代表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语言，后面的1以集体的形式存在；而在言语里只有1+1*+1**……的个人的、暂时的、特殊的、而非集体的。于是索绪尔在本书中提到的语言学，是以集体的方式存在的，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语言学，而非个人的特殊的言语的语言学。这属于确定领域研究界限的问题。
第五章谈语言学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索绪尔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即外部语言学诸如种族史、文化史、政治史、地理、宗教学的与语言研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结构机构。因此索绪尔提出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即：严格分开内外部因素，且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四
第六章，文字表现语言。主要谈文字与语言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首先本书（姑且说是索绪尔说的）用较短的篇幅肯定文字的效用以及文字作为一种表现语言的手段工具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然后用大部分的篇幅分析其缺点和危险。索绪尔认为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并提出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观，在此他举了立陶宛语从1540年起才有书面文献但依然忠实反映出印欧语的情况的例子。但我表示怀疑，的确没有文字某些语言也能保存下来，但也属于极端例子毕竟除立陶宛语之外的例子很难再举出更多。，而且并不排除立陶宛语言体系内部的易口传性，或他们有其它与书面文字不同的记录方式。相比之下因为没有文字记录而且损害了语言保存性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上古时期中国没有文字流传的历史，已经消失了的众多古文明比如楼兰、古巴比伦等。因此我对索绪尔关于“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观点表示怀疑。
当然，即使索绪尔对文字之于语言学的态度不很友善，但还是以理性清晰的方式分析了文字优于口耳相传之处。比如文字书写形象的永恒和稳固性、视觉形象的明晰和持久、文字语言受规则支配等。
在第六节文字的体系中索绪尔划分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据我阅读理解，表音文字书写与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在于，表音文字是摹音的，随时代变化，语言语音不断发展而文字却停滞不前，如果文字随语音而变化则会出现多种文字形式表现同一意思，十分混乱；如果文字不随语音变化，表音文字也就失去了摹音的作用。这种龃龉产生的后果导致了许多符号表示同一个音，文字成了遮掩语言的假装，甚至影响语言。然而索绪尔只是分析，而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五
第一编，一般原则。在这一编第一章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以及两个原则。这里分别按我的阅读理解来阐释。语言符号连接着概念和音响形象。（注意不是声音，是我们的感觉，是一种心理印迹）所指就是概念，能指即音响形象，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举个例，“树”这个字本身以及其的发音都是能指，是浅层表面的。而这个字代表的树木意象所引发的，在我们脑海中关于翠绿、生机、春天等感觉，带有联想抽象概念性的就是所指。而符号就是这两者的结合。
两个原则即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和能指的线条特征。
第一个原则证明起来非常简单，但索绪尔对他进行了与象征的比较和可能的反驳意见的阐述。首先证明符号是任意的，因为在不同语言中，同一所指可以有不同能指来回答，如姐姐，sister（英），soeur（法），姉（日）等。这种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索绪尔在此之上将符号与象征进行对比。他认为象征的特点不完全是任意的，象征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点自然联系，这一点可以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来解释。此外他强调这种符号的任意性不是完全的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而是以集体习惯约定俗成为基础，是不能由个人来改变的。可能的反驳意见是某些拟声词的感叹词的非偶然性，但是依索绪尔来说都是次要的，因此不予评论。
第二个原则即能指的听觉性质，这里不强调能指的其他性质。听觉的能指体现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量。比如此刻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以链条形式输出，是在时间上展开的，但读者无法听到我说的什么，于是我只能用文字把这句话表示出来：“我刚吃饱。”即用书写符号的空间线条来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于是读者看到了这个能指的线条特征即第二个原则。
六
第二章，根据原编者注[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索绪尔只是想用两个引人注目的术语的对立表明这个真理：语言可以发生变化，但是说话者不能使他发生变化；语言是不可触动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即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根据我的理解不变性的意思是，对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来说，语言的使用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如何解释语言的不变性呢？索绪尔给了五个理由：①符号有任意性，其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完全任意（这一点在上文提到过），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进行讨论的基础。为什么“牛”叫做“niu35”？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释，是社会所定，其不变指产生后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②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这一点不明白姑且放着。
③语言系统太过复杂，非人力所能改变，甚至要理解都十分困难。将这一点作为不变性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原因因素来解释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观点可能不适用于今天网络信息时代众多新词的诞生，也不适合文化交流冲击中一种语言文化语言对另一种的影响，如麦克风microphone、的士taxi等外来词的本土语言化（以日语中片假名为例最为典型）。因此索绪尔的“对它（语言）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改创制的，后者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是一种保守的因素。”观点我表示怀疑。我的理由是：如中国繁体字变简体字的改革在百年间就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政治力量是可以做到语言（能指）的改变的。但是十分抱歉，在反复阅读后，我将推翻我的上述观点，姑且将这一过程保留在这里，先让我继续索绪尔观点的转述。
⑤语言的稳固性不仅来源于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还因为他处在时间中。
语言的可变性，即上面提到的，时间保持了语言的稳固性，可同时也使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发生变化。因此必须澄清可变性这个词的意义，变化不单纯指能指概念所受的语音变化，或是所指概念的意义变化，而是指所指和能指的关系的转移。我认为，举个通俗的例子，“妻子”一词在古汉语中指“妻子儿女”，而在现代汉语中仅指“妻子”，而“儿女”一意脱落。因此不用强调是所指意义变化，能指没变，而只要从总的方面看到观念和符号的联系已经松懈记即是变化了。
关于语言的可变性索绪尔陈述的要点可概括为一张图：①在任何时候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②没有时间，我们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离开了时间，语言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做出。”
回到刚才，反观之所以我要推翻我的观点就在于，中国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的变化就是语言可变性的体现，我不应该用这一个例子来怀疑语言的不可变性。因为书中两节内容强调点不同，如果照我的说法则两节内容互相矛盾，逻辑不和，但实际上索绪尔只是讨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读者而不能用一个方面来反驳另一方面，而只能用反驳一方面的材料去证明另一方面，于是反而逻辑吻合，毫无矛盾，这就是索绪尔的妙处！
注：本版书中正文和注释人名的使用可能印刷有错误，正文是语言学家辉特尼，注文是辉持尼。索绪尔这一观点一部分来源于辉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