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了我一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初初一读，就被它真挚、质朴的语言吸引。没有浮丽的粉饰，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笔墨间流露的真挚情怀。千年岁月在眼前拂过，我在那漫漫飞舞的黄沙中看见千疮万孔也掩盖不住辉煌的敦煌莫高窟，看见在戈壁荒漠中跋涉的一代代信徒、开拓者、工匠，一代代守护人。
敦煌石窟是中华历史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道伤痕。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一切皆天意，就因为夜幕降临时，他不经意地一望，对面三危山的佛光显耀，令他顿悟，决定留在这里坐禅修行。于是千年旷世石窟在他开始了第一凿。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凿、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一代代僧人的虔诚还有后来的皇室宗亲，商贾以至普通百姓，以他们的追求、憧憬凝固成一个个石窟，一幅幅壁画，用千年的时光在一片荒芜中创化成宏大的佛教圣地，留下辉煌的艺术奇迹。
佛教的传播并不能阻止人类的战争。千年间，对敦煌的争夺不断，最终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融汇进中华民族广阔的怀抱中。敦煌处于️中西方陆地交通要道，陆上丝绸之路门户，经济贸易发达，文化艺术也在这旺盛的宗教政治经济土壤中，兼容并蓄，吸收不同的养分，融合了中原、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元素，蓬勃发展，孕育出独特的灿烂文明。
莫高窟就是敦煌文明的一颗光芒万丈，见证历史的璀璨明珠！莫高窟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在那荒芜的黄沙之地，在战乱纷扰的岁月，它是人们的心灵故乡，安放人们的忧惧、悲苦、欢乐和向往。
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敦煌渐渐失去东西方交通中转和西域门户的地位，莫高窟也渐渐衰落，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嘉峪关锁关，莫高窟彻底被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无人管理，任人破坏。这个曾经的佛教文化艺术圣地，就这样渐渐颓败不堪，满目疮痍，湮没在历史的灰烟中。
直至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惊醒世人，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可惜当时的中国，积弱落后，任人摆布，民不聊生。敦煌石窟的重现，引来的是一拨拨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外国探险家的强取豪夺，其掠夺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陈寅格的一句话把中国人的痛心说尽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伤心，要用多少的努力才能抚慰？更甚的是，这饱经自然的岁月的人为的摧残的人类文化瑰宝如何修复如何续存？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伊始，这份沉甸甸的使命落在一代代的守护者身上。
从第一代所长常书鸿启动，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困，科技落后，又遭遇政治斗争风暴的形势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樊锦诗，接过前辈的棒，承上启下，担起使命，为敦煌事业奉献了大半生，“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
樊锦诗，原本是一个身体柔弱的江南闺秀，或许是命运一早巳经暗中安排，少年时代，敦煌就是她的一个美丽向往，此生与敦煌的缘分从那时就萌芽了吧。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她与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择去敦煌毕业实习，当时敦煌是大家向往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的地方。实习期间，她就因为水土不服被迫提前回京，没想到，她之后的人生却留在这个水土不服的地方！
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敦煌，她不想，找到校方，学校承诺两三年后会有新毕业生去替换她。就这样，抱着可以回来的希望，又带着内心对敦煌、对莫高窟的热爱，踏上了黄沙之地。但是，世事无常，不久文革开始，“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无法实现，之后种种机会，也失之交臂，或许一切正如她说的“敦煌是我的宿命”
1963年的那天，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穿过茫茫的戈壁，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了柳园火车站，坐研究所的拉煤卡车走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举目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卡车开进一个长两千多米的山谷，到达莫高窟，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樊锦诗两腿发麻，两眼发晕，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就这样来到荒凉寂寥的敦煌，伴着遗世独立的莫高窟，开始她的人生。
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还有段文杰等专家、研究人员、职工，已经扎根大漠多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住土房，地上是永远扫不完的尘土，喝的是咸水，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而且他们还忍受着与家人的长期两地分居，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天伦之乐。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劳在风沙肆虐的尘土中，卷缩在洞窟里，修复、临摹壁画、研究、分析、整理、撰写，守护着这座文化遗产。
书中有一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深，樊锦诗第一次见常书鸿是在她毕业实习到敦煌的时候，她想象，这个她慕名已久，放弃优越的生活，从巴黎回来的大学者，应该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几个衣衫陈旧，面黄肌瘦的老农。
从1944年至今，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几代人的青春和一生就过去了，而原本危危可岌的千年艺术瑰宝却延续下来了。从最初的抢救性修复到八十年代后依托科技不断进步的“预防性保护”从敦煌艺术临摹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研究，开展国际合作，逐步形成了国际水平的敦煌研究体糸，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樊锦诗的自述是这么的朴素真实。时光一点点地流走，樊锦诗也如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进行着个人生活的轨迹，结婚、生子，所不同的是，她赋予私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是那么的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独自在大漠中条件恶劣的医院生下第一个小孩。孩子无法带在身边，只能寄养在亲戚家。所以，回忆往事，她对丈夫、孩子始终抱有深深的遗憾和内疚“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却难以实现。然而在她内心，已深深地爱上敦煌莫高窟，难以割舍。“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好象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象要和大地分离”所以当1986年，组织上终于松口的时候，她内心是如此留恋、不舍。是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一名优秀的考古专家，最终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已经颇有建树的事业，来到敦煌，两个儿子在兰州读初中，从结婚开始的十九年后，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知她者，莫如老彭，“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这年她46岁。藉着时代的发展，敦煌事业也迈上新台阶。为了将十年文革磋砣的岁月补回来，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夜以继日，扑到工作上，硕果累累：巜科学记录档案》将敦煌石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科学地汇集成册。参与或领导制订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巜敦煌莫高窟保护和管理条例》等一系例规章制度，不仅以法律形式规范对敦煌文物的保护，而且也启发、推动全国的文物保护思路。把握时机，积极寻求与国际合作，推动与国际保护研究机构关于莫高窟壁的保护合作。适应新时代人们文化生活需求，创建“数字敦煌”不但解决了保护与开放旅游的矛盾，而且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更在她古稀之年，完成了巜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巜莫高窟第266一275窟考古报告》这是莫高窟第一份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不负四十年前宿白先生对她的重托。
从青春年少到成熟中年再到白发暮年，樊锦诗始终守护着敦煌。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在荒漠里度过大半人生？也许是莫高窟艺术的感召力和她赤子之心的契合铸造了她的精神支柱吧。她有过痛苦和迷茫，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家乡，举目无亲，就象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中。每当心情烦闷时，她会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尽情释放心中的苦闷。洞窟里美丽的飞天滋润她的心田，静谧安详的佛像启迪她的精神。她说，那尊禅定佛的笑容启示着她，活在当下，回归内心。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的人生巳经不知不觉地和莫高窟艺术融为一体了，无法分离。正如书中所说的“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最后分享一句樊锦诗的独白作为结束语“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他就可以面对所有困难，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的那个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