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刺部入侵，明英宗因为听信宦官王振谗言，率数十万大军亲征，结果大败于土木堡，英宗本人被生擒。一个月后，瓦刺部首领也先率军挟持英宗至北京城下，要求明朝献城投降。
在此危险时刻，朝廷人心惶惶，议论迁都南京之时，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一锤定音，并在他的力荐之下，由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继位，稳定了人心和朝局。
而后，在于谦的指挥之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也一战成名，名留青史。
然而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却因为小人的妒忌，在夺门之变以后，被徐有贞等奸邪之徒恶意中伤。重新复位的英宗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于谦，其家人被发配边疆。
忠臣的下场，令人唏嘘，不禁令人想起当年的岳飞。
除了其经天纬地之功，于谦的为官做人也十分令人钦佩，尤其体现在清廉刚正方面。
在济南铁炫祠门口有一幅对联，上书“功让王文成,河山再造; 祠比于忠肃,湖水双清”，这是赞扬铁炫的功绩，也从侧面突出在当时人认为于谦的清廉如同湖水一般。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被升为兵部尚书，作为一个二品大员，于谦却能够保持俭约，始终住在一个仅能遮风挡雨的破房子里。
景泰帝知道以后，在西华门给于谦赐予了一座宅第，但于谦却认为正值国家多难之时，他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多次推辞，最后才不得已接受。
于谦被冤杀以后，英宗曾抄人去抄家，却发现于谦家无余财，唯独正室有一个箱子被牢牢锁住，原以为是什么宝物，打开一看却是皇帝赐予的蟒衣和尚方宝剑。
讽刺的是，于谦死后接替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贪污被弹劾下狱，赃物达数万之众，这让英宗大为感慨：“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前后两任兵部尚书一对比，更突出于谦之清廉。
于谦死之时，全天下都在为他叫屈，因为他是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的功臣，其罪名“意欲”和岳飞之“莫须有”如出一辙。但明末清初的学者们在评论于谦时，却在一件事上对于谦颇有微辞，那就是于谦在景泰帝易储时的表现。
从西周起，中国就建立起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礼法制度，这一思想在南宋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和传播，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无所不在的“天理”。
土木堡之变时，英宗被也先俘虏，当时英宗的长子，也是太子的朱见深只有2岁。面对危急的情况，于谦等人提出让英宗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钰继位。
当时朱祁钰的第一反应，不是天上掉馅饼，白捡了个皇位的喜悦，而是“退让再三”，还大声训斥群臣：“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耶！”
朱祁钰的推脱，除了是因为当时情势危急，担心当上皇帝有性命之忧，此外也是畏惧他所提到的那个“法”。所谓的法，就是指嫡长子继承制的礼法。皇帝不在，应当是由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是当时人的一种共识。
不过从当时的形势而言，由朱祁钰继位无疑是更适合的选择，于是于谦等人用“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说法劝服了朱祁钰，登上帝位。
朱祁钰身为次子，在危急情势上登上继承皇位，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在北京保卫战成功后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策略，这为后来英宗奉迎后，景泰帝继续当皇帝提供了理论依据。
局势稳定下来以后，有大臣提出要从也先那里奉迎英宗，景泰帝犹豫不决，他担心英宗回来后危及自己的皇帝，一再找借口拖延。但问到于谦时，于谦说“天位以定，宁复有它”，这里“天位”其实就是指朱祁钰在特殊情况下获得皇位是合理的。
但到了易储问题上，却不一样了。朱祁钰作为庶子接替皇位，是因为非常时期，但当时英宗的长子朱见深还在，仍然是明朝皇室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景泰帝想要废掉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则是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
在这场易储事件中，迫于景泰帝的威势，“众相顾莫敢发言，为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以为不可……时文武诸臣议者九十一人，濙及陈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尚书王直有难色，循濡笔强之乃署”，大臣们中只有李侃、林聪、陈英三人反对，其他人都在联合书上签了字。
在上面签名的吏部尚书王直深感懊悔，“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认为是一个羞死人的事情。
后来景泰帝强行册立的太子朱见济夭折，群臣又急忙上表，要求复立朱见深为皇帝。要知道当时朱祁钰才26岁，仍然有产子的可能，但群臣依然希望由朱见深当太子，这才符合礼法。可见，朱祁钰易储是如何不得人心。
但在这件事情上，深受景泰帝宠幸的于谦却好像局外人一样，丝毫不像他在土木堡之变时的坚决，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默默在景泰帝易储后接受了“太子太傅”的职务。
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在《于谦论》中，对于谦这一做法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于谦“非社稷臣也，可谓功臣也”，虽然在景泰帝登基、北京保卫战、英宗南归上立有功劳，却不是一个有功于社稷的臣子。
废太子而立见济，谦之力能争也。谦虽位大司马而其权过于相，盖景皇帝帷幄腹心之臣也..使谦造膝密陈其不可，则景帝亦必徘徊而不敢出，而况其率臣面折朝廷乎...而诏草一传，谦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为非我发之而我又秉钧者，天下无以专责也。
易储之事不合礼法，废掉太子立朱见济，是于谦能够和景泰帝力争的。于谦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又是景泰帝的心腹之臣，他如果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景泰帝必然会犹豫，群臣也会站出来支持他。但于谦却选择了沉默，只是默默地签了个名，认为易储之事不是由他发起的，以后就算有人指责也不会专门怪罪到他。
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然证明了景泰帝易储是一个错误。
景泰八年，英宗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帝位。随后，景泰帝被废，软禁于西苑。一众当初拥立朱祁钰登基的大臣也被以谋逆罪下狱，处于极刑。
假设于谦当时能够劝阻景泰帝不易储，仍由朱见深担任太子，英宗虽然被软禁，有怨气，但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皇位继承人，能登上帝位，有所指望，也不会冒然发动政变。如果夺门之变不发生，就不会再有一次朝堂的震荡，众多忠臣良将被冤枉，于谦本人也不会死于冤案之中。在易储一事上的沉默无为，不得不说是于谦人生中的一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