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胖三

                    堂叔胖三

      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过年应该是最热闹的。小时候我总是盼望着过年，长大后虽然觉得整个年味淡了，但我还是喜欢过年的时候，而且一般都会在老家过年。今年也不例外，我不远千里从北方到南方的老家，为的是与家人团聚，见见儿时的伙伴，走亲访友感受新时代的年味和人情世故的冷暖。

        刚进门发现家里好多人，比往年热闹。原来是爷爷上半年大病了一场，下半年这些外出打工的叔叔伯爷左邻右舍回家后就来看望爷爷。我放下行李就忙着和大家打招呼。

        “大侄又回家过年了。”听声音我知道是胖三叔来了。胖三叔一进屋就从裤袋里摸出一包红塔山香烟满屋散，那气场那派头不减当年，只是没有了先前的神态。年轻的阿强接过香烟仔细瞧着，嘴里念着“红塔山”，那表情好像是不太熟悉这香烟牌子又像是有点不屑，再倒过来看看香烟叶子，皱了皱眉毛，然后亮出一包和天下香烟笑嘻嘻地对胖三叔说:“还是抽我的吧。”胖三叔露出有点难勘的神色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然后摆摆说:“你们抽，我不抽，我抽红塔山抽惯了抽了几十年。”

      说起这红塔山，还真是能勾起一代人的记忆，红塔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走了，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永久的。也不记得是哪年过年的时侯，胖三叔在外打工回家，穿着喇叭裤，做了个波浪头，上身套件牛仔马夹，腰里挂个BP机，手里拿着大哥大，嘴上叼根红塔山。满脸堆着笑，眉缝里都是笑意，那样子神气得很。记得那时是在众堂前，胖三叔拿了两包红塔山满堂散，抽烟的接过烟左瞧瞧右看看总舍不得点着，不抽烟的也睁大眼睛看着他，眼里流露出来的全是羡慕的神情。我那时还在念书，心里想着以后也要像胖三叔一样风光。胖三叔那时可是我们村里的风云人物。我们村的第一栋洋房子是胖三叔家先盖起来的，当然现在也是最旧最矮的房子。如今的胖三叔坐在我家堂前的一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红塔山的香烟，很少有人和他搭讪，和以前大家都围着他转绝然相反，他自己也仿佛变了个人似的，筒值是判若两人。胖三叔大口大口地吸着烟，那烟圈一环扣一环袅袅升起，由于人多嘴杂，本来就有点沉闷的空气里，缭绕的烟圈久久不能散发开来，仿佛将胖三叔的传奇人生连成一片。

      胖三叔的传奇还得从他的名字说起。我没有吃过生产队的大锅饭，但听过吃大锅饭的故事。那时人们吃饭没有什么讲究，普遍都吃得比较快，大家都吃得快时，盛饭就有讲究了，因为僧多粥少。胖三叔盛第一碗饭时盛得跟别人差不多，盛第二碗时就盛大半碗饭，到盛第三碗时会扎扎实实地盛一碗。这样胖三叔每餐都能吃上三碗饭。大家都瘦下来时，他就显得更胖了。“胖三”这外号就是那时人们给取的。

        一个在特殊时期都能吃胖的人，当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时，便会如鱼得水。1979年，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就是经济特区。胖三叔是第一批去特区打工的农民。他在家会做木工，运气也比较好，到深圳的第二天就进了“深圳华侨家俬有限公司”。这可是深圳特区一家大型合资公司，董事长是位台商碰巧又是我们村的，胖三叔很快套上近乎。那时的台胞也是“近乡情更怯”，董事长隔三差五就会找胖三叔询问家乡的情况。正是这层关糸，加上胖三叔脑子又灵活好使，他很快被提拔当车间主管。工资待遇好得是连他做梦都没想过的。胖三叔是个苦命的娃，七岁丧父十岁丧母基本上是由我爷爷抚养成人。俗话说爷死崽乖。胖三叔懂事得早，从小就吃了不少苦，所以他非常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特别卖力。鉴于他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几年后董事会又推选他当营销部经理。工资待遇又上了一个档次，拿的是年薪。他在经理的位置上又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年，他淘的人生第一桶金是这样满满的。作为农民工，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可称得上是“深圳速度”。

      当那位老人再次来到南海边，来到昔日的渔村时，老人号召全国人民“胆子要更大一点，步伐要更快一点”。胖三叔深受启发和鼓舞，胆子真的大了，步伐真的加快了。他在“深圳华侨有限公司”从车间工人到主管再到营销部经理，不仅熟练了家俬的生产流程，而且熟悉了销路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他有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干当老板。很快他从关内来到关外，在横岗找了块空地建了厂房，办起了家俬厂。手续办得很顺利，生意也是异常地红火。不出几年，胖三叔的固定资产就上千万了。从一个贫苦农民到千万富翁，这条路走得太顺畅了。胖三叔也几乎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这一点很可怕，因为当金钱点燃人的欲望时，金钱的膨胀远远跟不欲望的膨胀。金钱点燃欲望后又会不断刺激欲望，欲望也就会无限地膨胀。

      人的贫苦出身有时是好事，有时又是坏事。发迹后的胖三叔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忘了本更不会忆苦思甜。他开始了刺激而享乐的人生。刚开始他为把资本的雪球滚大，就用闲置的资本炒股票。内行干外行，效果还不错，资本又翻了一番，但他嫌炒股周期太长。澳门回归前后，听人说赌场的钱来得快而且刺激，胖三叔很感兴趣。第一次就携带了大量闲置资金去澳门豪赌了三天三夜，运气也不错赚了不少，但这是一条不归路。尝到甜头的他，没过几天又去了，结果输得一踏糊涂。他的钱虽赚得有点容易，但毕竟是吃过苦来的人，他并不甘心，所以很快又携巨款去了澳门扳本，结果又是血本无归。赌场的失意又突破了他的其他人生防线，特区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大门，早已向有钱人敞开着。他开始光顾KTV、唱歌、喝酒，主要是撩妹，从深圳到东莞、厦门，整天魂不守舍，甚至做梦都想着厦门的“红楼”，只可惜不够资格。后来他干脆一个二个三个地包二奶。胖三叔的钱赚得并不是很容易，但去得太快。很快，由于疏于打理，他的公司效率低下慢慢由蠃转亏，投资的股票也被套牢。而他不断膨胀的欲望又需要大量的金钱来不断刺激。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个小企业，小股民是不具备抵抗这种风险的能力的，胖三叔的公司也彻底倒闭了，而且他是负债累累，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从此一蹶不振。

        “大侄你等下过来我家玩，我先回去了。”胖三叔客气地跟我打招呼要走了。我知道大家都冷落了他赶紧回答:“好，好，好的。”胖三叔走后，我看着堂前一角满地的红塔山烟头，又陷入了沉思。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既是泥沙俱下，又是大浪淘沙。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胖三叔一样由农民工成为爆发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褚时健那样在遭灭顶之灾后由“烟王”华丽变身成“橙王”。谁知道有多少改革开放以来树立的典型倒下了呢？更不必说胖三叔这样的小人物。在时代的大风大浪里，又有多少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