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学习笔记12

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

南宋的国都——杭州，是制造业中心。造船业、丝织业、瓷器与纸张的制造在南宋尤其突飞猛进。

西湖胜景。西湖原先是杭州湾的一部分，后来由于钱塘江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盐水变成了淡水，形成了今天的西湖。白居易和苏轼都在西湖边上当过官，他们应修筑堤坝（白堤，苏堤）而留名。白蛇传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不为不祥。（时至今日，人们则认为浪漫的邂逅带来的婚姻是爱情。）

岳飞因抗金被官僚集团内部人士杀。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养同时发挥。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前些年有一种说法，说与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因为金朝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想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它寄托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由于宋朝的赢弱，官僚集团和与战相互交替。12世纪最后几年，韩佗胄为南宋权臣，企图推翻和局。公元1206年。北伐出师不利时，由于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私生活骄奢，很少有人同情他。（成王败寇，失败的了的人，人们总要从他的私生活和品质中找瑕疵。）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不发展的话，社会各层面积累的矛盾，就会充分的爆发，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经济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人民得到更多的获得感的原因。）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 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时至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这头眺望，才发现了宋朝问题之根源，可悲的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弱点，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解决。）

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对于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我是不能认同的，这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产物，所谓的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所以谈不上，宋朝时代有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

《清明上河图》虽然反映了宋朝经济的繁荣。但是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当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那由它起也就不能产生变革。）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感觉一直滞后于世界。中国较为发达的往往是哲学和文学。然而在当代社会里，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有限。）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因为上层的压力，军队中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必缩短。宋朝的税收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

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他们的征兵政策达到了行政上的最高效率，而动员时具有伸缩性。操作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的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虽然少数民族与南宋通市，但是少数民族禁止自己的马匹向南宋运输。而南宋培育出来的马不及少数民族的马好。

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汉族与汉人是有分别的，汉人中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混血，还有部分已消亡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演变，部分消亡的少数民族的人被汉化后成为汉族。）

宋朝向南后撤后，由于湖泊河流与运河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因此宋朝苟延残喘了几十年。由于连年战争，税收成为一大问题。宋朝开始大量印发纸币，却缺乏适当的存积金，结果导致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这也是宋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落后的文化，总是被先进文化所吸引，起初是单纯的模仿，后来再是融合创新。以少数民族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很难发现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 万比1。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天文时钟，航海造船技术都领先于世界。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商业的影响力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现在还有庞大的从事农业的群体，国家一直十分重视三农问题。）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农业工资极低，大量的劳动力极为廉价，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而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历史之发展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人物必然因素是历史环境中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而不由于意识形态。

宋朝的覆亡。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贾似道。宋后期军需问题恶化，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了极致，贾似道最后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用少量现金和债券强迫收购私田。这些土地收入又是南宋朝廷支撑了约12年。（贾似道恰逢一个无法挽回，风雨飘摇的宋朝后期，能使南宋苦苦支撑12年，实为不易。）后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还是幼童的宋主跳海而亡。至此宋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