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关于晋江文学禁止创作者，在小说中出现自杀情节，以及自杀描述的消息在网上疯传。
之后晋江方面表示，不是不让出现自杀情节，而是不让作品中出现鼓励自杀的情节。
但是，从晋江出示的这份公告里，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它的本意是好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读者模仿性轻生，毕竟，最近青少年的自杀率越来越高。
但遗憾的，公告里很多部分语焉不详，具体规则边界没有定论，别说写作者不知道如何把握尺度，就连编辑也不知道什么该禁什么不该禁吧？
比如说，请作者严格自查作品中是否存在宣扬自杀的有害信息，这些有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直白的描写自杀情节，赤裸裸的展示血腥暴力的内容，教唆犯罪等。
首先，直白的描述自杀情节，就是在鼓励自杀吗？那莎翁的所有作品几乎就可以全部毙掉了，什么伍尔夫，卡夫卡，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作为作家几乎都不合格。
另外，血腥暴力的描述不允许，那么悬疑剧怎么开展，战争场面是否可以描述，暴力美学是否是美的？丁·塔伦蒂诺、三池崇史，北野武，究竟配不配当导演？
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规避自杀，淡化自杀，就能缓解人的心灵痛苦，降低自杀率吗？
生死爱欲，一直是文学作品的母题，对于自杀的文学痴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别的不说，《梁山伯和祝英台》，写得不就是殉情吗？
就在近代，也有很多专门描述自杀的影视作品，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就涉及了一次特别离奇且绝望的自杀，以至于所有观看该作品的人后来都表示，看完整个人丧到不行，简直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
而华莱士经常写到关于抑郁和自杀的文章，这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46岁时，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自杀，此前他一直在长期服用抗抑郁症的药。
和他经历相似的还有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小说《钟形罩》中，描述了一位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痛苦挣扎，以及追求和向往精神世界的她，被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击垮的心境，后来，普拉斯也自杀了。
擅长描述精神痛苦，将自杀作为解脱的作家，最后大多选择了自杀的归宿，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所以，文学推崇自杀，或者进行大量的自杀描述，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死选择吗？
无疑是会的，当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爆火时，欧洲就有无数青年模仿主人公为浪漫爱情献身的精神。
而以后这种情况也出现过，比如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迷惘一代，几乎在所有作品中都描述人的困惑和迷失，纸醉金迷和无意义感，而这种纵情声色，尽可能挥霍青春的做法，一度也成为欧洲青年的流行风尚。
所以，表面上看，文学作品确实对时代的价值观有很大影响，但如果你细细追究就会发现，不是文学创作者在引领价值取向，制造价值取向，而是文学家比较敏感的捕捉和描述了时代的整体价值取向。
比如在莎士比亚时代，以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浪漫主义爱情一直是文学的追求，殉情也好，激烈的爱情也好，都是文学生命力的表现。
这在中国表现为琼瑶作品盛行时，无数少女热衷于私奔，热衷于爱情至上，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女性的择偶观。
在整个20世纪，作家们对自杀的意义探讨，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缪将对于生死的思考，视为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叔本华认为自杀是一项人权，如果惩罚未遂自杀者，那是惩罚不成功的尝试。
但文学作品对自杀的痴迷，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
早期文学作品过分浪漫化自杀，浪漫化爱情，是因为文学通过自杀来夺回人的生命控制权，以浪漫爱情来反抗封建礼制的压抑天性。
在早期的宗教文化中，尤其是基督教教义中，人是不可以自杀的，爱情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为人们得不到，无法自控，所以才会将这一切浪漫化。
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会引无数青年跟风，更多的是无数那个时代的青年，随着接触进步思想，开始迫切的渴望浪漫爱情和自由，而整个社会的严苛制度依然在束缚着他们的天性，所以，当维特内心痛苦不堪选择自杀后，他们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我可以通过自杀结束生命。
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有自杀念头的人来说，不是小说在鼓励他自杀，而是因为他内心的痛苦，让他失去了活着的欲望。
人们觉得自杀可怕，是因为体外的死亡，是肉眼可见的，而很多自杀的人，生前就已经在经历体内死亡，或者说精神死亡的过程了。
弗洛伊德认为，任何看似非理性或不相关的行为，都有其内在合理性。比如口误，神经质症状，记忆力减退，哪怕看似杂乱无章的梦境，也有其内在逻辑性。
所以，他在《梦的解析》里，根据很多真实的梦，解读了很多心理问题。
这种元心理学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是，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适应性的，或者确切的说，可以从现实的适应性功能的角度来加以观察。
适应性意味着，人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刺激，必须以某种和谐的方式共存，一个人才会生存下去，这是人的一种本能驱动力，即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要和外在真实世界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一个人才可以立身自处。
从适应性观点来看，无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多么怪异，都有其内在合理性，是为适应内心的需求，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比如，人格分裂症患者，通常为了逃避痛苦，只能分裂出无数人格，来保持自我的独立，避免陷入难以承受的痛苦。
比如恐惧症患者，他们往往会害怕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本质上是因为他们需要某些特定的事物，来转移自己内心真正的恐惧，比如对爱人和依赖之人的敌意，或者对父母的憎恨。
再比如很多异装癖或者拜物教，很多是因为自我接受方面存在障碍，所以需要疯狂的举动来弥补内心的困惑和痛苦。
所以弗洛伊德才会表示：神经病实际上具有生物学上的保护功能，他保护一个人规避更残酷的后果。
如果人类的全部行为，都建立在适应性原理上，那么自杀行为也是如此。
罗伯特·韦尔德非常精准的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会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觉得它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满足了内在和外在现实的需求。现实本身在不断变化，它要求生物以全新的方式适应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平衡这种变化的压力是本能的深层保守主义，即所有生物存在的古老惯性，它告诉生物体再次尝试以前有效的解决方案。来自第三方的持续压力，通过满足爱，攻击性和身体形态的变化来赢得愉悦。与这些驱动力相对立的是内部威胁，最初是母亲的威胁，然后是父亲的威胁，最后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威胁，这种威胁以无节制满足的代价威胁着生物体的身心。
所以，当一个人选择自杀时，是因为他内心的适应性已经达到极致，不愿意再做任何其他方式的配合与妥协。而自杀，是经济效益最高的方式，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所以，自杀给予他最后的自由感，最后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自己人生的支配感。
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自杀多是源于这些可能性：为了避免因疾病而更加痛苦的死亡，避免令人无法忍受的沮丧，或者在失败之前结束自我的耻辱，而自我理想正是他赖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感的基础。
所以，在外人看来，自杀是一件可怕的，悲剧性的事情，但是对于自杀者本人而言，自杀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帮助他们最有效的摆脱了无助的境地：如果不自杀，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承受着比死更可怕的消极情绪。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些自杀的孩子，很多都是因为特别小的事情自杀的啊。
记住奥布莱恩的话：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因人而异。
你不是他，怎能体会这对她来说有多糟糕，又有多难熬？
如果自杀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可以预防自杀吗？
对于自杀者而言，自杀是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案，一种最佳的平衡外在压力和内在痛苦，平衡身心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那么，如果我们外人不这么看，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吗？
首先，适应性训练非常重要，但不是可以给予挫折，而是帮助疏导。
18岁时因为失恋而痛不欲生，30时岁时就能云淡风轻的面对，这就是经历赋予的适应性平衡。
但是很多家长盲目的进行适应性训练，尤其是践行所谓的挫折教育，等于让孩子18岁的时候既经历失恋，又经历与家长的冲突，或者学校教育的痛苦，最后只能生无可恋啊。
适应性训练可以有意识引导，但最重要的是交给他自己，让他去感受去理解，去思考，去强大。
其次，给予支持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痛苦难以忍受是因为绝望，因为感到被孤立，不被理解和认可，如果身边的人，可以给予支持，那么可以极大的缓解困境。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帮助想要自杀的人，找到让他感到痛苦的根源之所在。
一个小女孩自杀时留下遗书，我为何干什么都干不成？这是因为成长环境中不被认同，久而久之低价值感特别严重，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没有任何存在意义，那么自杀的欲望会格外强烈。
所以找到她感到痛苦的根源，对症下药很重要。
因此，从解决方案来看，要求文学作品尽量减少自杀描述，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都是掩耳盗铃的无意义之举。
回到钱钟书关于孩子该不该看《伊索寓言》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孩子读这个寓言会变坏，有人认为孩子读这个寓言会变傻，钟老最后说，这全看我们给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接触文学作品中的所谓负能量，也是如此。
如果孩子永远不接触，他的心理适应性永远得不到提高，除非你确保他生活在一个特别真善美正能量的社会，否则将来他内心纯洁如白兔，出了社会发现全然不是书里的样子，崩溃几率也会更高哦。
而且，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中关于痛苦的描述时，一方面可以提高读者的敏感性，建立同情心，一方面也让读者产生共鸣，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有这样感受，原来我有同伴。
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比较乐观的人，天然喜欢冒险，阳光，幽默，有趣的书籍，而比较悲观的人，天然会选择比较晦涩，灰暗，展现人性复杂和深度的作品。
你以为是文学作品在塑造他们吗？不是的，是他们在选择可以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感受的作品，而缔造他这种内心感受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而不是文学虚构。
最后，因为作家擅长描述自杀，也有很多知名作家自杀，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其实不是哦。
一项全球调查数据显示，自杀率最高的职业是医生，是医生。
那么问题来了，医生自杀，是因为负能量的文学作品看多了吗？
不是的，是负能量的现实经历了。
文 | 巴黎夜玫瑰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