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班,就去练摊!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建议,在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活力。其实,早在去年夏天,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城市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环境整洁而牺牲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毫无活力的“死城”。今年春天,成都市也放开了“地摊经济”,允许商户临时占道经营,不仅为饮食男女们提供了便利,更保障了餐饮行业的数万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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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看起来很low的“地摊经济”,其实承载着我国的城市商业变迁。

先秦时代的城市,更多担负的是政治职能和一部分军事职能。直到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得以扩大,带动了商品需求的增加,“地摊”成为贩夫走卒们为城市居民提供商品交易的渠道。

隋唐时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的扩张。大运河的开通使运河沿线的港口城市经济得到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造就了沿线城市商品经济的崛起。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用来商品交易的“市”,也就是最早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坊”分开,既形成了商品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又方便了城市治理,可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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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市”和“坊”的界限被打破,不仅生活得到了便利,商业气息也愈发浓厚。当时的都城汴梁,甚至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可以说,“地摊经济”造就了城市经济,城市的扩张也带动了“地摊经济”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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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落(待)后(业)青年”。在“铁饭碗”思想尚未完全破除的当时,“练摊”和“倒爷”一样,成为了对小个体户的贬义词,一句“让你到街上练摊”,绝对是对待业青年们最好“鞭(吐)策(槽)”。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练摊的态度也更为宽容,马云爸爸当年练摊卖过袜子,刘强东也练摊卖过光盘,就连吴京也练摊卖过牛仔裤。在当时,看一个人能不能成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练没练过摊。

“地摊经济”的优势十分明显,除了便利生活、缓解了就业压力,也为周边正规商铺“引流”。之所以屡屡成为城管执法人员的打击对象,原因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地摊的占道经营堵塞了交通,造成了出行的不便;同时,地摊给街道到来的脏乱差和噪音污染也是为居民所诟病的。就商品本身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管,地摊商品的质量层次不齐,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了损害,甚至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挤压正规商家的正品销售空间。

所以,“地摊经济”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和规范,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堵死。后疫情时代,经济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练摊”也不啻为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对于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练摊”也是增加社会阅历的好方式--直面客户,了解市场。

随着政策的日益完善,“地摊经济”也会重现活力,条件允许的话,你会去练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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