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户口本上的年龄，2021年，我已经66周岁了。
在我这个年龄，回顾以往走过的人生，貌似顺理成章，毫无违和感。
这就是此刻正写这篇文章的本人
一个普通的老头。
但我却经历了很不普通的人生。
可以说，我把65年的人生，活成了195年。
截止目前，我分别在传统中医学徒、专业田径运动员、知青、军人、药材经销商、成人大学生、文字记者、体育记者、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电视编导、电视导播、导演、制片人，从事新闻和影视工作期间，我还在九十年代中期旅居美国，担任美东诊疗机构自然疗法首席专家和董事，后在广告公司、科技公司、民营医疗集团、二甲医院分别担任副总裁、ECD、COO、CBO、CHO、院长、副总经理等职务。2010年自己创办上海金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2年遭遇相差27岁的忘年恋，为了陪伴老婆和女儿，我把上海公司0元转让，跑到越南做了家庭煮男，2年后女儿上幼儿园，我重新创业，成立了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目前成为越南南方通风除尘降温废气处理方面的领先企业，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这一切，都得益于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50年代出生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
我父亲是八路军一一五师老战士，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跟随罗荣桓司令员承担锄奸、干部甄别、敌军工作等隐蔽战线任务。后来在东北战场受林罗首长直接领导，解放后转武汉军管会等单位继续从事隐秘战线工作。
我从小生活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但我父亲并非工作单位在武汉军区，而是他工作的单位在武汉军区司令部而已。
很拗口，但事实如此。
你要问，什么单位可以在那个院子里办公？还可以住在里面？
我无可奉告。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我父亲55年上校，但他的工作并不用向武汉军区陈上将以及其他将军汇报，而是直接向北京某个上将、有时是大将、甚至直接向元帅（比如林彪）汇报。
而且我父亲这个解放军上校，解放战争后期起就从来没有公开穿过军装。
我们家也是一座3层的独立小楼。
但是这座楼的归属权是一位红军爷爷，他们一家5口从正门进去。不过事实上楼里面是完全隔开的两个独立单元，红军爷爷一家好像只有4间房子。其余包括整个后院、后院车库、整个地下室以及楼内10多间房子都属于我父亲他们，还有就是偶尔回家住几天的一个嬢嬢（武汉话，阿姨的意思）和我，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嬢嬢就是我母亲。
我们都是从小楼的后院进出。
后院的门平时都是紧闭的，外面并没有哨位。但门里面有持50冲锋枪的明岗，楼内门口也有挂武装带别手枪的明岗，但这两道岗哨其实很少把来访的军人或办事人员拦在外面。
来访者进了楼以后，在最后一道不带枪也不向来访者起立敬礼的坐班岗哨那里，还会经受非常严格的各种检查。
据我观察，90%的来访者都是到此一游就转身回去了。
我父亲真叫神出鬼没，我嬢嬢也很少回来，我更多时间是和几个不同的年轻的解放军叔叔在一起，他们自称是警卫员。但是我看到他们除了其他警卫员有的手枪，几乎每个人都还有冲锋枪，甚至，地下室还有机枪。
这就是我幼儿时代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经历。
更大的不同发生在我6岁那年。
某一天，我父亲告诉我，我要去拜师，拜一个师傅。
父亲嘱咐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这是我家族的荣耀，是我家族延续几百年的传承，今天轮到我去继承中医世家的第37代传人。
由于我父亲的身份和分不开身，我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亲叔叔带着我舟车劳顿，来到了江西清河县樟树。然后在那里，我被履行了庄重而繁琐的拜师礼。
我首先给供奉在祠堂里的药王孙思邈、医宗华佗（可能记忆有误）、还有自唐宋以来我家族列祖列宗依次跪拜，然后给将要成为我师傅的第36代传人跪拜。
我师傅倾身上前把我从地上扶起来，带到家族尚在世的第34代族长面前，我再次跪下磕头，然后作为太爷爷的他拿起毛笔，在厚厚的家族族谱上画圈册封为我为第37代正宗传人。
那套族谱已经有2块砖厚，但我怀疑并非原始族谱，一定是后人转抄过来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识字，但我同时看到日后也捧读过的《X家秘籍》，非常明显要陈旧很多倍！而这本《秘籍》保存的年代显然要比族谱久远。
后来是我的亲叔叔代替我父亲在族谱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并让我捺了手印。
然后鞭炮声就响起来了，祠堂内外摆下了十几桌酒席，全家族的亲戚共同举杯为我成为第37位衣钵传人而开怀畅饮。
然后我被交给了我师傅。根据安排，我师傅并没有把我带回武汉，而是把我带到了湖北宜昌我婆婆（武汉话里奶奶的意思）也就是我父亲的妈妈家里。
这里就要说到我的爷爷，也就是我父亲的爸爸，作为我们家族的第35代，他并没有成为家族“秘籍”的传人。
第35代传人是我二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二哥。而我师傅就是我二爷爷的大儿子。
为什么选择我做第37代传人，应该是当时我父亲是全家族最光宗耀祖的“共产党的大官”这个原因。
我爷爷虽然不是家族传人，却也是家族能人。他凭借二哥本地名医的声望，从事药材加工和销售，在清末民初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我婆婆（奶奶）是我爷爷的三姨太，也是我爷爷最宠爱也最年轻的姨太太。
我父亲是我奶奶的大儿子，在我爷爷整个大家庭内排行老5，上面还有大奶奶和二奶奶的2个哥哥2个姐姐。
而大奶奶（我们叫大婆婆）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伯。他因为早年在武昌读书，有幸参加了辛亥革命，成为我们家族在推翻帝制后第一个吃公家饭的国军军官。
我大伯虽然没有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但一直是在中央军服役。
我大伯告诉我，他先后在陈诚、宋希濂、胡琏部队，从大头兵到上尉参谋主任到少校军需官到最后中校职衔，也曾经是我爷爷一时的风光和骄傲。
可惜的是我爷爷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军残忍杀害。
因为老人家在鬼子占领宜昌，驻防宜昌的我大伯的部队仓惶撤退到三斗坪、茅坪一线后，自己主动帮助我大伯的部队筹集药品药材医疗器材时，结识了在宜昌附近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老人家看到红军（当时已改称抗日）游击队不但缺医少药，更是缺枪少弹，所以主动利用自己在汉口、沙市、宜昌都有的分号和商行以及各种关系，甚至直接从自己大儿子也就是我大伯手里换来一些枪支弹药，免费提供给了抗日游击队。
这件事后来被汉奸告发，老人家不幸遇难。
后来，我大伯的部队被我父亲他5弟所属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击溃，他主动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最后在我父亲协助安排下，认罪悔过，得到新中国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下放到蒲圻（今赤壁）某农机站监督劳动，免除了牢狱之灾。
可以这样说，当时我们整个家族，最有成就的就是我爷爷。富甲一方不提，大儿子在国军时代就是中央军挂中校衔的铨叙少校，然后三奶奶的大儿子又竟然是共产党解放军的上校，自己更是抗日英雄。
所以，第37代传承人还真是非我莫属。
由于我爷爷在抗战中的表现，解放后人民政府虽然没有追认他为烈士，但对于继承我爷爷家产的我奶奶，在当时还拥有3家商行的情况下，依然定性为城市平民而不是资本家。
就这样，我奶奶一直定居在宜昌。
我师傅把我带到奶奶家，从此我开始了一段暗无天日的练功学艺时光。
每天早上4点钟被叫起，先沐浴更衣，然后到后院由师傅一对一带着站桩、行拳、举石担石锁、深蹲、劈掌，一直到6点，吃早饭，再接着更要命的诵经、书法。
当时我大字不识，完全靠师傅一字一句领诵，什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等。那一个小时比一个世纪还漫长，诵错了都得重新来。我一个6岁孩子爱玩的天性，生生被扼杀在无比枯燥无比疲惫的早功课中。
相对经受皮肉之苦的练功，和悬腕运笔之颤的书法，我最忌惮的就是诵经。
但师傅可不管我忌惮不忌惮，每天周而复始，连星期天也不间断，连寒暑假也没有，甚至连大年初一也一早4点钟把我拉起来，完全不给我丝毫偷奸耍滑的机会。
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从司令部大院弄出来。在那个院子里，他搞这一套，我可以随时让警卫员叔叔把他轰出去。
况且，他根本就进不了大院。
后来我的小学也是在宜昌读的。
三年级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开始了。
很快，“5.16”通知下来了。整个社会开始沉浸在一片大革命的红色热潮中。
而我和师傅的小院，却依然刻板地进行着。不同的是，这时我已经认识很多字，可以自己读，自己写了。
我师傅也开始拿出那本“秘籍”，开始结合人体经络血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给我传授独门秘术。
此时的我，已经不把练功学艺视为苦差事，反而在不服输的劲头下，按照周而复始的节奏，每天盼望着师傅又教给我新鲜的技艺。
这时我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
她就是我嬢嬢——妈妈。
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而我却只有一大群叔叔，和一个不怎么和我亲热的“老爷子”或者叫“师傅”，还有一个只要见到我就无比亲热的“嬢嬢”。
我父亲在那个全是解放军的院子里，是为数稀少的完全不穿军装的人。而且他连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都没有（后来我继承他遗志自己也成为反特秘密部队一员时，才知道不能在任何地方留下照片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基本守则），所以在外面所有的解放军都是叫他XX师傅。而在我面前，那些叔叔对他的称呼是“你家老爷子”。
但是，我在那些叔叔之间听到过“副部长”的称呼，比如某个叔叔对另一个叔叔传达我家老爷子的话（指示、命令）时，会说“副部长”命令你去啥啥啥的。
而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嬢嬢，就是我的生母。
我父亲的婚姻，并不是他自己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组织上的安排。
当时我妈妈还是武昌幼师的进步学生，经过组织牵线，和我父亲完婚。
后来我妈妈怀孕了，因为还是学生，她羞于见人，便休学躲在大院小楼里，直到我出生。
在喂了我几个月的奶以后，我妈妈又开始去上学，每天早上出门前用吸奶器给我留一瓶奶交给专门请来照顾我的女军医（护士），然后中午自己骑自行车回来给我喂饱又去上学。
那时候她的婚姻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怎么可能让我叫她妈妈？
既然我连妈妈都还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爸爸？
也就是说，为了保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我妈妈和我的安全，我们一家三口的关系，在我整个少年儿童时代，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开过——其实那些叔叔和大院里很多首长、包括有一次来武汉军区特意召见我家老爷子和我的杨得志司令员都很清楚整个秘密。
我妈妈绝对是个漂亮的女学生（我特像她，只是我不漂亮），爱美，爱臭美。可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她也是许多年都没有进过照相馆，没有留下自己青春靓丽的照片。
这是她70多岁时的照片，依稀还能看到她曾经的风采。
应该是75岁后的照片
她本来就是一个进步学生，受我父亲影响，更加无条件听党的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席卷全国。
当时作为人民教师的我妈妈就是其中堪称狂热的代表。
她亲自带着红卫兵，把我师傅和我练功学艺的所有古籍，包括我太爷爷几辈人传抄的《伤寒论》、《千金要方》和我家族36代人归纳传承的“秘籍”，用一把革命的火焰，烧了个一干二净。
几百年的传承，戛然而止。
30几代人的心血，付之东流。
我师傅当时也深感无力，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红卫兵，他们代表的是我和师傅都无比热爱的毛主席。
我们只能说，如果毛主席说这是“四旧”，那就应该让“四旧”见鬼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不能责怪我的妈妈，她只是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潮流而已。
我和师傅其实在当时，也并不以为自己放弃的是祖国医学的瑰宝。
而我们几乎可以断言，这一切的发生，绝对不是运动发起者的初衷和原意！如果当时发起人在现场，我敢断言他老人家一定会制止焚烧古籍的愚蠢行为。
人类历史就是在这样违背初衷和原意的波折中前行的。
古籍虽然被烧了，我和师傅的练功依然在坚持。
因为当时我们也有一句响亮的革命口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继续坚持了将近一年，这一年师傅手把手传授了我许多特殊的手法，主要包括男子强肾养身，女子月事调理、孕育杂症、丰乳催奶、美肤塑身的家传手法。
后来运动的形式发生变化，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开始激化，我们小学生也被要求参加运动，师傅的诊所也被迫关门歇业，传艺和练功被迫中止了。
师傅心灰意冷，告别了我奶奶，收拾行装，独自回了江西。
后来，师傅和我一直保持了密切的书信往来，又传授给我许多祖辈们归纳提炼的独门秘籍，并一再嘱咐我不要急于单独应诊，对经络穴位气息的把握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多体会，有十足把握后，可以在家人身上慢慢找回应，有什么疑惑随时告诉他。
师傅一直对我学艺的进程保持关注，他自己在赤脚医生岗位上更是大展身手，大放异彩，后来成为全国赤脚医生模范，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卫生大会，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
这里有个小插曲，1969年10月1日，我也作为湖北省红卫兵代表之一，荣幸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到了毛主席！我们师徒俩都是那个时代最幸福的人！
师傅回江西去了，没有人催促、监督、指导我练功学艺，我却因为四年不间断的练功，形成了固定的生物节律，每天早起锻炼已经成为习惯。
学校田径场成了我新的用武之地。
说实话，没有师傅在一侧指点陪伴，让我一个人独自站在一人多高的木桩上面入定，我真坚持不了几天。但每天凌晨4点钟就无法控制的会醒来，然后根本无法赖在床上，既不能继续入睡，浑身关节还难受，我就换上练功服去学校运动场跑圈、深蹲、蛙跳、玩单双杠。
最先发现我运动潜质的是一位印尼归国华侨，他叫李万蜀（音），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同时是羽毛球高手，和林水镜打过交道，还认识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汤仙虎侯家昌。
他先吸收我参加学校羽毛球队训练。
后来他发现我弹跳、速度、灵敏度、肌肉反应都非常理想，虽然当时我面临小学毕业，他还是把我推荐给了我中学的体育老师。
从此，一条百米跑道和一个沙坑在我面前铺开。
我12岁时第一次百米比赛成绩还只有13秒，经过训练调教，在14岁时达到11秒4，当时就被省体校教练看中。
我回到了曾经熟悉的武汉。
省体校的专项训练更专业，而当时我的跳高成绩已经达到188CM，对不到170CM身高的我来说，田赛组教练也是志在必得。
2位教练为了我的归属，在教研室竟然动了粗。
最后学校领导要求征求我个人意愿，我选择留在径赛班。
跳高教练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的父亲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部长，利用部长亲自施压，和学校径赛组协商，达成在照顾我百米训练为主的前提下，留出一定空间由跳高教练对我进行专项训练，并且双方都不在身体训练上进行对对方项目不利的特别训练的协议。
1971年9月，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父亲受到牵连，我们一家的命运遭到变故。
此后我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运动会，适逢我父亲告病危，我状态严重不佳，两个项目都进入复赛，但未能进入前8名。
省体工大队田径二队决定录取我继续深造，这意味着我从此成为专业运动员，这辈子将在运动场挥洒汗水了。
但是，我拒绝了。
因为我父亲不幸逝世了。
戎马一生的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几个木箱，一些衣物，几本书，一段留给我的话：
一，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要为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贡献自己全部力量；二，他和老首长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不管历史做什么结论，他都要我保证确信这一点；三，美帝国主义已经打进来了，别看他们没有拿枪炮，但他们一定是来害我们的，我绝对不相信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我决定继承他的遗志，报名参军，然后力争进入援越抗美部队，弥补他一直念叨未能入朝参战杀美帝的遗憾。
但是，我还没等来征兵通知，一张上山下乡报名表放在了我面前。
我毫不犹豫填写了插队落户报名表，很快被批准上山下乡，来到湖北当阳，成为了光荣的知青战士。
到了生产队，第一天受到热烈欢迎。贫下中农杀猪宰羊接待我们男男女女一伙10多个，场面甚是热闹非凡，气氛也无比融洽。
酒席散去，大家各自回家，我们这些城里知青就问题来了：没有厕所，整个生产队都没有一处公共厕所，好一点的在屋子后面有个简易茅房，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在猪圈解决。
我们男知青相对还好，女知青就遭了罪，那种茅房一是没有隐秘性，二是黑地里女生根本不敢进去。
于是女知青们带来的塑胶桶、洗脚盆和特意准备的痰盂派上了用场。
一个晚上的不方便很容易克服，问题是我们都是来“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这事在我看来，不能就这样忽略了。
第二天正式出工，我趁着头歇间隙，就近召集了几个知青，提出了两个问题：一，要求队里安排时间和人手挖公共厕所；二，要求队里找打井队打一口饮用水井。
我的提议立刻得到全体知青热烈反响，除了一位党员女知青没有表示参与联名，其他所有知青都推举我起草报告然后大家签字画押向大队申请。
当天晚上收工后，我们聚在一起，强忍第一天超强体力劳动带来的各种酸痛疲劳，由我执笔正式写出了要求尽快修建公共厕所和饮用水井的报告。
第二天一上工，我就急急忙忙把报告递给了在我们队居住的大队贫协主任，本指望他公事公办给我们一个回话，谁知道他一听内容看都没看，一把就揉成一团给扔了。
我的火“轰”的一下就窜上了头顶，当时就大喊正在出工的知青们先不要上工，今天这事不解决，我们知青就罢工了。
对方根本没料到我会来这茬，虽说论力量我们不一定打得过他们，但毕竟知青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当地农民怎么敢对知青动手？
靠说服？全生产队社员绑一块也说不过我一个，理由可全在我这边。
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有个生产队干部出了个馊主意：派民兵背上枪把带头闹事的几个人绑了。
可我从小在部队院子长大，对枪的熟悉程度和我打过的实弹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等4个背枪的民兵赶来气势汹汹要绑我们，有女知青吓的哇哇大哭时，我直接拍胸脯：来，朝这儿打，你今天不朝我这儿打你就是王八！
那民兵也是青年人，我这话也确实戳到他痛处。他哗啦哗啦拉了几下枪栓，没见蹦出一粒子弹，气的要拿枪托砸我。
我可是6岁就入师门练过3年的人，他枪托砸来，被我闪过身子顺势一拉，膝盖和髋对着他一拱，枪到了我手里，他摔了个狗啃泥。
大家一楞的功夫，我熟练地耍了一圈枪，然后稳稳当当扎住马步，持枪护枪预备突刺的架势一拿，明显比他们民兵训练有素。
而且我不失时机发话：我可是单身一人，只要我今天不打死你们当中的谁，我也不是死罪，抓进去还会放出来。但是，你们的家搬不走，园子（自留地）搬不走，你们也总会有小娃儿。今天你们谁敢捆了我，只要放我出来我就去你家把你的瓦全给扒了！今天你们谁敢打伤我，等我出来我看见你们家的娃儿见一次揍一次打到他喊我爷爷！反正只要我活着，今天打了我的捆了我的我一个不饶，出来就刨你们的地拆你的猪圈打你的娃儿！
我这番话其实是学习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来的心得：农民革命性不彻底，容易被利益分化，在自身或自家利益遭到真实威胁时会犹豫害怕。
但同时我不能光靠这种蛮横的武力威胁，因为毕竟兔子逼急了也咬人。我接着的话才是核心震慑：毛主席要我们知青下乡，一方面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另一方面是教育农民！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没有说知青接受再教育是严重问题，而是说很有必要，这就说明我们下乡来接受再教育是必要的，但教育农民是重要的，而且是严重重要的。
我一边说，一边挥手让知青们都发声，一边用眼神和表情对特定的农民进行或凶狠、或坚定、或愤怒、或委屈的分化。
我的一番话让本来有点蔫儿的知青们顿时活跃了过来，大家立刻七嘴八舌都和我站在了一起，而农民中果然有人不负我望开始息事宁人，更有怕事的社员已经悄悄溜了。
我一看气氛已经缓和，便顺势而为，主动把枪递到当时最大的干部大队贫协主任手里，并平静地说，我坚持必须迅速改变我们队卫生落后的状况，发动社员和知青搞一场送瘟神的革命运动，你和大队要是不同意，我就去公社，公社不同意我就去县革委会，县里不行我去地区，去省里，去给毛主席写信！
贫协主任其实嘴都气歪了，但他闹不明白明明是我是知青们不对，怎么一下子好像成了他们犯错误；但动强吧，他又感觉我要是真被抓进去放出来，他家屋顶的瓦，园子里的菜，圈里的猪，还有特别是3个小孙子孙女的安全，那肯定是不可能交给公安的。
我看出了他们骑虎难下的窘境，不失时机地退让了一步：今天的事情就算了，我马上带大家（知青）上工，晚上我再写一份报告，大队能批就在大队解决，大队不批也不要拦我，我自己去找公社找县里解决。反正我今天把话撂这了，别的我不敢说，13队今年不把厕所修好不挖专门的吃水井，就算告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不会罢休。
这件事后来得到了圆满解决，军队转业回来的公社书记支持了我，同时单独把我叫到公社严厉教育了我一顿，也顺便请我吃了一顿。
后来，我在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共同生产劳动中，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发现，社员们虽然有点小私心，也不讲究卫生，不懂得文化娱乐生活，但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依然能够顾全大局牺牲小我。
比如为了挖厕所的闹剧，其实我确实有些无理取闹，贫下中农对我这种小资意识和娇气非常不满，面对我咄咄逼人的挑衅，他们完全有理由收拾我。但他们并没有义气用事，当然一方面有害怕我报复的成分，但就像大队书记教育我的时候说的，你再厉害，比日本鬼子厉害？贫协主任比你还小的时候就亲手劈死过日本兵！之所以对你下不去手，不是怕你，而是心疼你，不忍动手而已。
大队书记也是刚转业回来的革命军人，他的话确实让我感到了羞愧，从此我发誓要用出色的劳动来换取贫下中农对我们知青的真正欢迎。
当年在县里组织的兴修水利会战工地上，我标着膀子和当地青年民兵开展劳动竞赛。他的独轮车土堆多高，我就要上土的农民给我把车堆一样高或者更高，他跑多快我要比他跑更快，他半天推多少车我拼了命不吃饭也要和他推一样多。
很快工地广播员采写了有关我的新闻，县革委会主任亲自给我送来一把用起来特别顺滑的钢锹，还亲自给我的车上土，县报记者拍了照片，我一下成了全县知青的模范。
那时候是真年轻，白天的超强度劳动，使我饭量猛增，一顿吃4钵（一钵四两）蒸饭不在话下。到了晚上，胳膊肿得像胡萝卜，腰像断了，双腿像灌了铅，困极了，却睡不着。
我躺在床上，用意念控制血脉经络，调整气息，进行自我修复。
几天后，我已经日间生龙活虎不输当地青年，晚上也不需要修理调整就可以入睡了。
后来开春了，公社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
作为从来没有犁过地的知青，我要求参加春耕突击队。
此时我已经是知名知青，公社书记亲自指示，给我找一头听话老实的老牛，派一个犁田技术好的老农负责教会我犁田。
当时还是春寒料峭，田地表面还结着一层薄冰。开犁那天，红旗招展，广播高扬，春耕突击队的小伙子们个个裤腿高挽，一声号令使唤牛下了地。
我是第一次赤脚踏进冰冷刺骨的泥地，娇嫩的皮肤立刻被冰片划出几道血口子，殷红的鲜血立刻惹来了观战女知青的惊呼。
我头也不回，按照老农教的，走直线，犁头深了牛拉不动就使劲压犁把，犁头浅了就轻轻提犁把，很快一条新翻出来的垄沟在我身后向前延伸，电影里那种犁铧卷起泥土浪花的壮美画卷在我脚下展开。
我再一次感到了农民的伟大，为了让人类吃饱肚子，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打出那么一堆粮食。然后又是一年的辛劳，永无止境，却永远保持着那么高涨的劳动热情。
后来栽秧，我从知青第一，到生产队第一，到大队前三名，到公社前三名。我的对手全部是土生土长的多年的劳模或者插秧高手，而且前五名除了我，全部都是当地妇女！
我因此被推举为领导100多名壮劳力的生产队长。
后来我还出席全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并被评为优秀知青。
县委县革委会给我的奖励竟然是一杆崭新的56式冲锋枪！
我进入了大队领导班子，担任民兵连长，并保管大队库房、150多支好几种型号的步枪、几百发子弹和大队革委会公章。
此后在双抢、积肥、改田、修路劳动中，我都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远近闻名的知青模范。
我知道领导在重点培养我，如果不出意外，我将进入公社革委会担任知青办主任。
然而，意外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转移地来了：征兵开始了。
领导班子态度很明确，由我负责征兵工作，但我不参与这次征兵，我将作为插队落户典型，继续留在农村。
我不动声色，利用自己掌管的公章，给自己留了一个名额，把我的档案也推荐给了县武装部来征兵的干部。
经过政审，应征青年由我带队参加体检，就等最后入伍通知了。
县里发现了我的“阴谋”，立即派了副书记和武装部长火速找我谈话。
我态度坚决，要当兵。我不怕苦，不怕累，我热爱农村，我热爱贫下中农。但我要当兵。
我把县领导气了个半死，威胁对我进行组织处分，撤职，回生产队劳动。
我依然不低头。
他们以组织名义强行扣留了我的档案。
我被迫在父亲离世后，第一次找到我们曾经来往过的父亲战友，请他出面说情。
望眼欲穿的接新兵那天到了，没有我的入伍通知书。
但我坚信，我一定会如愿穿上军装。
上午送走了新兵，下午一辆军吉普开进了我所在的公社大院。
细节我不描述了，1974年最后一天，我成为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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