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与宋代“清”风之比较，宋朝更注重的是一种“清俗”“典雅”

我爱宋史。纵观五千年历史文明，古代封建王朝更迭易主，但就我个人而言，在十几个浩浩荡荡的朝堂之中最偏爱的便是宋朝。在一些史料阅读后相比较之下，我总觉得前朝盛唐以胖为美，不免雍容浮夸；而汉朝多纹饰辞藻，则显得过分华美。在我眼里唯独宋朝总是带着一股清新自然之风扑面而来，自上而下给人以质朴清明之感。而在粗读了《世说新语》之后，我才发现，汉唐之间我亦遗漏了魏晋时期；魏晋与宋有他们的相似点，宋朝更注重的是一种“清俗”“典雅”，而在魏晋这一过渡阶段所呈现的是一股奇异的“清谈”之风。

人们往往用英雄、名士盛行来形容《世说新语》的时代，称魏晋是继先秦以后的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所谓“清谈”主要是指士族名流相遇，既不谈国事又不言民生；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强兵裕民以及政绩方面的内容全被贬讥为俗事，因此魏晋时期多崇尚老庄 ，空谈玄理的风气，出现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众多张扬的名士。《世说新语》就是这么一部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其三卷36门中，德行、文学、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等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形成了令后人艳羡千古的魏晋风度。

那相比于宋朝而言，两者社会风气的着力点各有侧重。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谈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不仅政权更迭不断，而且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我们所熟知的宋代，无论在北宋还是南宋都曾经有过一段繁荣安定的时期。宋朝在艺术文化上的杰出表现也可谓是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一大批深邃先哲、风流雅士名留史册，在思想哲学、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成就斐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有着浓厚思辨的理学产生自北宋开始在经历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大家的补充和完善，经由南宋朱熹的集大成之后，确立了其正统地位，对社会的价值观怀和现实改论推陈出新；而心学的兴起则更是把思想研究由外在置放到人的一个内在不可知的世界，从主观意志来解释心、理、性与社会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文学艺术上，宋朝亦刚亦柔，不仅有著名的爱国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江湖名士姜夔，还有闺阁才女李清照，流连烟花之地的柳永等等，美誉并称的有书法、绘画四大家，另外光是细数唐宋八大家中“唐二宋六”的比例也可想而知当时的文学艺术成就之高。而魏蜀吴三国归晋，但历史上却对这个统一的王朝并没有过多的赞扬，不单单是西晋统一后陷入的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三百年大分裂，老庄玄学的出现直接导致儒学的衰退，传统的忠信礼义逐渐崩溃。士大夫们以率性洒脱著称，挣脱了礼教的束缚，这种思想上无关朝政热衷于玄学清谈，行为上又隐逸山林放荡不羁，造就了一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最受争议的绝版时代。

另一方面，在南宋时期，理学大盛，并且在学术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理学更是崇尚简朴。它以儒学为本位，揉进佛家的禁欲，到家的清静寡欲，形成“明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主张妇女的服饰不必华丽，“惟务洁净”。理学大师朱熹就提出，衣冠要“便身”、“简易”，这对整个社会崇简风气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缩减了宋政府的开支；这种风气下人人和谐共处，也有利于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一个崇尚美的时代。社会的审美不再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魏晋男子对美的追捧远远不同于其他朝代。像阮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那些名士表面上放浪形骸，追求飘逸优雅的风度，实则是以这种极端的“非常之行”向这个社会发出沉默有力的控诉。他们有傲骨，但更多的是无奈，也难怪千年后鲁迅先生会为魏晋名士正名“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很郁闷”，让宗白华先生大加称赞他们“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无论有人说宋朝好或不好、魏晋差与不差，历史终究是过去而无法重演，惟独他们的精神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一部《世说新语》将那一代的卓尔不群的人物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也让我们当代人领略到这段“魏晋情怀”，不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