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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巴伐利亚王国的路德维希一世为了表现德意志身份认同而建造了一座殿堂。殿堂中纪念的那些历史伟人，无论男女，都说着某种形式的德语。路德维希的瓦尔哈拉，可说是对民族文化颇有意趣而又异乎寻常的全景展现。姑且不论这座建筑当时在德国境内外的知名度，单从长远来看，与后来的赫尔曼纪念塑像相比（详见第 7 章），它并未成为民族情感的强烈聚焦点。或许是它曲高和寡，仅使小众侧目，未能吸引大多数民众。
有很多考古证据表明，那些与罗马帝国英勇作战的古日耳曼人消耗了大量的啤酒。许多 19 世纪的画家常以熊与啤酒为衬托来描绘古日耳曼人。画中，他们总是躺在熊皮上，用镀金牛角杯大口喝着啤酒。所以 19 世纪时，啤酒成了一个全民事业。回顾 19 世纪众多啤酒馆，尤其是在慕尼黑的那些，建筑设计师们定是受了瓦格纳笔下那些北欧英雄梦的启发。
这一争议于 1990 年德国重新统一时再次出现。当时，所谓“勃兰登堡啤酒之战”遍及全德，甚至在法庭上展开唇枪舌剑，这一事件持续了十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原民主德国酿制的一种被纯正法明令禁止的、含有糖分的黑啤。
过去常常通过举杯祝酒的方式来缔结法律契约、贸易协定以及效忠誓言，以此表达一种诚信的承诺。人们喝着葡萄酒，或者更多时候喝着啤酒，就像握手那样来达成交易。盛大的礼仪场合使用这样的啤酒杯，缔约各方轮流饮用，即是以一种公开的、礼仪性的举动来相互认可。而已知一些大啤酒杯的容量，有些达到数升。
除啤酒以外，德国民族饮食的另一个显著代表就是香肠。像啤酒一样，香肠也“定义”了德国的城市与地区，各式香肠都有着自己的用材配料和特别的制作传统。比如在慕尼黑，当地的特色食品便是白香肠，而且非常适合搭配当地奥古斯丁修道院酿制的啤酒。
在德国，啤酒与香肠体现了数世纪以来民族的、区域的、地方的历史，它们是地方多样性的鲜活体现，这些美食可与蓬勃发展的地域方言相媲美。它们在区域的与地方的记忆中占有特殊席位，而在民族精神中也是如此。
普普通通的法兰克福香肠原本却不是这样的。它可有着高贵的皇室出身。几百年间，法兰克福大教堂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场所。作为众多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会宰杀一头公牛，并用最为精细且昂贵的猪肉馅制成的香肠把它填满。人们以这样一件巨大的奢侈品来纪念一个伟大的事件。这种香肠的制作尤其费工费时，但用于一个隆重的公共场合倒也值得。
犹太人当然不能吃像法兰克福香肠那种猪肉馅的香肠，于是他们特殊处理，用纯牛肉制成香肠来吃，而这一做法也逐渐在全体居民中流行起来。犹太传承仍旧保留在德国人的日常饮食中，这是很少见的一例。
戴高乐将军就曾经抱怨过，治理一个光奶酪就有二百四十六种的国家何其困难。其实他应该感到庆幸，没尝试去治理一个拥有更多种类香肠的国家。然而，这些在德国如此常见的巨大差异，都包含于一个总的民族框架里。
日耳曼人与法兰西人各自主张查理大帝的政治遗产，即控制西欧的权力，二者间为此展开的斗争持续了上千年。而亚琛大教堂便是其间一个有着伟大象征意义的战利品。查理大帝于公元 814 年安葬于此。在公元 936 年至 1531 年近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十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在这座建筑里接受加冕
为支持各自的主张，从中世纪直至 18 世纪末，法德两个君主政体都罔顾历史的真实性，将查理大帝的“遗物”用于各自的加冕仪式。法国人声称自己使用的是查理大帝之剑，而德国人则是用“查理大帝之冠”
数世纪间，帝国皇帝选自不同的家族，皇冠也随之游走于德意志不同城市间。公元 1500 年前后，哈布斯堡王朝巩固了其对帝国的掌控。于是，皇冠终于得以安顿在纽伦堡。这使得那座富足而有实力的自由城市，有了非比寻常的帝国意义，也使其成为德意志和谐与统一的梦想世界的中心。
农民战争最终以血腥收场。路德，就是将福音译成民众的语言并声称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那个人，如今被民众愤而疾呼的那种平等吓坏了。他呼吁那些王爵贵族去无情地镇压造反行动。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汉堡与不来梅，这两座欧洲仅存的中世纪风格城邦，现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两个自治州，它们仍然保有各自的地方立法机构。它们不同于诸如巴伐利亚王国和萨克森王国那样的前邦国领地。政治联盟往往存在地域性变数，德式实践于此却获得显著成功，汉堡和不来梅便由此而来并延续至今。这种实践也创立了史上最为持久的商业网络之—汉莎同盟。
汉莎起源于 12 世纪。该词本意是指一群人，并带有某些军事层面的潜在含义。但至 12 世纪时，它被用来描述中世纪的行业协会。 15 世纪处于巅峰时的汉莎同盟，是一个由约九十座通行德语且自治的城市组成的联盟。该联盟由吕贝克与汉堡主导，以相互协作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就那种方式来说，它的确是非常德式的。
随着英格兰与荷兰不断扩张它们与美洲及远东的贸易，其造船业、海上力量及金融中心也同步发展。此时，那些汉莎城市发现它们日益处于劣势。波罗的海无法与大西洋抗衡。汉莎的诸多特权也被逐渐收回，比如俄罗斯和伊丽莎白一世先后于 1594 年和 1598 年中止了其特权。至 1604 年，同盟仅存十四座成员城市。
在普鲁士，特别是 19 世纪的普鲁士，铁这种毫不起眼且通常用于制造刀剑、头盔及工农业器具的金属，已经成为制作饰物的选材。这些铁质饰物并非用来展示财富，而是为了表现爱国主义，是抗击法国入侵者的一种象征。
1805 年前后，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是德意志最为暗淡的岁月，法国大军几乎征服并占据了其全境。一段中立期过后，普鲁士注定——也许是不自量力地——对其眼中拿破仑的挑衅做出反应而重整武备。国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公开极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铺张浪费，主张推行苛刻的节俭。在公主玛丽安娜的倡导下，普鲁士王室鼓励国中女性公民捐出她们的金银饰物，作为个人对战事的一份贡献。作为回馈，她们收到了像这条项链那样的铁质饰物。这些饰物上通常都刻有“Gold gab ich für Eisen”字样，意即“我为铁捐金”。这便是民众自我克制而体现忠诚与爱国主义的一份见证。普鲁士人，无论男女，均有铁一般的特质。
滑铁卢战役之后，自由主义者期望会出现一个新型社会。在此社会中，公民权利由宪法保障，公众表达也以某种方式得到保证。国王则有其他想法，数年间普鲁士倒退回其旧有的专制王权体制。自此便少有变化，直至 1848 年发生剧变与革命。
1821 年 3 月 30 日，那些自由主义者参加了克罗伊茨贝格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今日的欢乐结局，或许会使他们大吃一惊。外敌入侵导致的诸多危机已安然平息，于是德意志诸部的统治者很快就下定决心，他们可以很好地执政而无需那些平等与民主的理念。改革的希望旋即遭到彻底的压制。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那些自由主义者虽持续斗争却徒劳无功。 1848 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革命也历经数次难堪的失败，斗争就此告终。
直到以 1848 年革命为主题的展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种德国国旗才首次出现。它与之前的那些旗帜相比，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因为这面旗帜并非来自某一个统治者或某个已存在的邦国，而是源自对一个崭新国家的构想，即创立一个统一而奉行法治的德国。这是一面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旗帜。而在 1848 年，这几乎成为现实。
不选用某种议会模式，而是倒退回君主国及大公国的专制架构，对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言，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不仅是不公平的，更是不可接受的。法兰西人或许曾是侵略者与压迫者，但他们更带来了平等与自由的革命思想。许多德意志人热切地接受了这些观念，他们希望在彻底击败拿破仑后，能有一个全新而自由的宪政秩序。对这许多人而言，回到过去是无法容忍的。
1848 年后，德意志三色旗只飘扬了不到两年。因派系与争端而被削弱的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于 1850 年瓦解。德国的宪政实践就此失败。那些保守派君主的信心得以恢复，而自由主义者则被镇压。于是，统治者们在各自的邦国内重新主张他们的威权。奥地利再次取得邦联的主导权，并在德意志南部维持了大国地位。而普鲁士则掌控德意志北部。宪政体制在各地均被稀释，三色旗再次被禁止。
1848 年的另一事件，短期看来也是一种失败，但对德国长期的政治影响却同样深刻，乃至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一位富有的年轻商人与一位时年三十岁、律师出身的哲学家共同出版了一份仅二十三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以此鼓舞一个全新的尚属边缘团体的成员们。这一团体便是“德国共产主义联盟”。这份发表于德国社会剧变前夕的《共产党宣言》，使该组织的发展步入正轨。
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圣经》，那么《共产党宣言》便是公祷书。”
在修整后的柏林东部区域，卡尔 · 马克思大道仍旧是最宏伟的街道。柏林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中心，在其核心地带的上佳位置依然伫立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英雄——卡尔 · 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的壮观的铜质塑像。源自 1848 年的道路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