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江西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叫槎江的乡下农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也不是普通农民，至少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父亲少年时聪慧过人，成绩优异，然而因文革时期家庭成分问题，初二辍学，回家务农，实在是一大遗憾。虽然只是初二毕业，但父亲颇有才情，知识储量丰厚，总让我觉得高山仰止。我一度怀疑，当时中国的教育水平是否远超当下，最终只好归结为爷爷的熏陶和个人的天赋。
父亲能写文章，作对联，善书法。记得早先，每年春节都是爷爷写春联，后来写不动了，父亲就接过了这件活。父亲很少写那些书上抄来的通俗对联，总要构思拟出新内容，表达自己思想，又要符合时代背景。父亲书法自学成才，每个字细看没什么章法，但整体融合为一，自有一股气势。村里或者家族中有红白喜事，也常请父亲前去帮忙，主持仪式，写文书对联等，尊一声“江楼师”。
父亲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会拉二胡，曾经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入文工团，成为一个歌唱家。每每在地里干农活，父亲心情好时总要唱上几首。那嘹亮的歌声，如同盛夏的酷暑注入了沁人的凉风，身体的疲累也感觉不到了。上学时家里有台留声机，那是父亲的宝贝。扣上唱片，挪上唱针，缓缓旋转，美妙的音乐荡漾开来。我没少被父亲念叨，唱歌多好，怎么就不喜欢唱歌呢？我其实还是很喜欢音乐的，也没少摆弄那台留声机，大抵还是没遗传到父亲的音乐细胞。至今想来，至少我从爷爷那里学会了唱《我的祖国》，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唱《国际歌》。
父亲务农，秉承勤俭持家祖训，兢兢业业。山区人多地少，五口人只有三亩地，还被分割成十几块，分布在不下十个地方。为了增加田亩，父亲到沙洲开荒，可遇到大洪水，却也是空忙一场。每到农忙，起早摸黑，也就勉强糊口，却不能解决经济困难。为此父亲于种田之外也一直操持副业，慢慢地，副业反而成了父亲的主业。年轻时入陈山林场伐木，撑排下洲湖。后来养猪专业户盛行，也学人养猪，始终不成规模，收益不佳。中期行医，做得时间最长，也是最有技术含量。最近十年远离故土，到厦门经商，销售旅游用品，虽小本生意，却也有些收益积攒，能回乡买房建房，算是终于摆脱了穷困。
父亲是通过江西医学院的函授班走上行医道路的，从业二十来年。那时候农村的赤脚医生是个辛苦活，亦农亦医，经常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父亲一直帮助四邻乡亲，为人诊病。犹记得，一有病人家属召唤，父亲就背着那个红十字的医药箱，匆匆出门。有时病情急迫，一家人正在吃饭，也只好放下碗筷。行医的日子毫无作息规律可言，碰上境况好的人家，能够就地解决一顿，但饿肚皮基本是一种常态。那时家家户户不宽裕，行医收费微薄。对此父亲倒是比较乐观，救死扶伤，也是积德行善。父亲从不携恩图报，自也受人尊敬。除了本村，父亲也会到邻村去行医，或走路，或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走夜路，对父亲来说是家常便饭。令我佩服的是，父亲不迷信，从不害怕，走夜路多了，没有手电筒，抹黑也能回家。每次听着老远清亮的歌声传来，一家人就知道父亲回来了，放下担心，心情也便愉悦起来。
父亲爽直似关西大汉，一生好酒，平日可以不吃饭，但不可无酒。父亲也不从限制我喝酒，干了农活到饭桌上通常也给我倒上一碗酒。好酒之人，自然也好交朋友，印象中，父亲到哪都有喝不尽的酒。父亲酒量过人，也非常健谈。有时在酒桌上，高谈阔论，能奋战四五个小时，酒菜冷了热，热了又冷。通常喝醉了倒床上，人事不省。喝酒误事是肯定的，通常都是耽误了原定的计划，该做的事没有做。严重的一次，父亲骑车从马路边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十多米高，下面岩石林立。不幸中的万幸，只是摔断了腰骨，养了很长时间总算恢复过来。为这杯中酒，母亲不知与父亲吵过多少次。
父亲于文革时期步入成年，因家庭成分不好，却没有能够及时成家立业。那段黑暗的历史很容易让人对生活绝望，但未来永远充满各种可能。似乎一夜之间世界就变了，于是父亲也可以娶妻生子，也就有了我们兄妹三人。
母亲是隔壁任头村人，能够嫁给成分不好的父亲，家庭境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母亲没有文化，不认识字，是标准的文盲，自然也容易被心高气傲的父亲看低。父母亲在文化艺术方面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每每父亲听音乐被母亲埋怨太吵，或者拉二胡被指责不务正业，又或者一本好书被母亲拿去垫了桌子盖了酒坛，父亲只能无奈叹息，知音难觅。然而，农村的贫苦生活本就没有浪漫的诗与远方，日常的柴米油盐才是主旋律。
母亲没读过书，但其实很聪慧，而且情商很高。到省城南昌住几天院，就学会了流利的普通话，并且与病友们打成一片。父亲很多时候不着家，母亲一个人张罗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田里的事，爷爷奶奶的事，小孩的事，母亲照料基本面面俱到，邻里关系也是相处很融洽。可惜父亲不怎么在意母亲的感受，对母亲少有称赞，总有挑剔。不知从何时开始，家里便常有战争。每次争吵都惊动周围邻居，来劝架说和的不少。所幸还是比较克制，极少砸东西，转眼雨过天晴后，日子还是继续过。直到母亲因直肠癌住院，父亲似乎一下明白母亲的重要性，对母亲的态度才大有好转。吵吵闹闹，几十年就过去了。
父亲很重视子女教育。那个年代，农村人都希望孩子能够走出山村，出人头地，考大学几乎是唯一的道路。但考大学其实很有难度，不止在于孩子能否把书读好，还需要家庭足够的经济投入，和持续不断的精神投入。从恢复高考开始，父亲就大力鼓励鹏楼叔叔参加高考，并最终成功。父亲是憋了一股劲的，自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并将其寄托在后辈身上。终究，三个子女都如愿进了大学，但我知道，离父亲的期望有很大差距，所以父亲总归还是有些失望的。
父亲为了三个孩子上学的事殚精竭虑。一方面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需要操持各种副业，家庭经济状况难有改善。当年父母亲经常产生矛盾，想来也有很大程度是迫于经济压力。在此过程中，鹏楼叔叔慷慨解囊，常有援助，此情义铭记于心。另一方面需要争取更好的学习条件。比如为了妹妹入安福中学读初中，虽有录真爷爷协助，父亲也是多次进县城打点关系。为了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父亲很多年坚持不买电视机。后来买了电视机，也在孩子做作业时，严厉禁止有人看电视，语气通常比较粗暴，但很有效。
父亲显然是“棍棒下出孝子”的拥护者，我们三个孩子小时候没少挨揍，严重时直接扔池塘里。面对“压迫”，我们三人性格迥异，应对也大有不同。我生性懦弱，通常扮演“乖宝宝”，积极认错立即改正；妹妹多数玩“冷战”，沉默无言；弟弟则绝不认输，反抗到底。父亲的教育方式我基本是认可的，虽然粗暴了点，但至少让我们没有荒废学业。对比现在的初中生，早7点晚12点，一周七天无休，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充满童年乐趣的。父亲其实一向提倡不要死读书，对我们与同学朋友交往抱着支持态度。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也常给我们很多自由时间，当然在农村也少不了大量的劳动任务。
父亲严厉，但并非天天板着面孔，生人勿进。相反，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说话风趣幽默，不拘小节，很有感染力。父亲虽然限于农村环境和文化水平，见识面不广，但对事情却常有独到的见解。他也并非专横之人，很多事情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经常会给我讲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道理在哪里。不只是做事的道理，也包括做人的道理。因此我对父亲从小有种崇拜，也一向是信赖他的。
父母亲生活过得一向节俭，精打细算，对吃喝也没有什么挑剔，也不忌口。记得在上城时，因为海带便宜（父亲美其名曰营养价值高），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都吃海带，以至于街坊邻居打趣地称呼我为“海带娃”。 父母亲少有参与群体娱乐活动，父亲通常就是喝酒聊天，母亲最多不过串串门，喝喝茶。街坊邻里亲戚朋友或有打扑克、玩麻将的，父母亲从不参与。家里也一向不准设牌局，用他的话说“难得回来一次，专心打牌，连句话都说不上，还回来做什么？”父亲这“嫉恶如仇”的性子也让我们谨小慎微，不敢随意行事。父亲为人刚正，从不做偷鸡摸狗的事，我们耳濡目染，多少受其影响。父亲性子急，说话直接，讲话常有不太顾及别人颜面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多出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时间长了，众人知道他的脾性，也通常宽容以对，一笑了之。
父亲出生于建国后，跟随爷爷在文革时期被批斗，经历的磨难我虽有耳闻，但没有切身经历，难有体会。毕竟我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年幼时虽也有过一些苦日子，但与父亲那一代人所相比，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或许是因为从穷困中一路走来，父母亲危机意识强，很难让他们停下来，休闲度日。想来必然也有自食其力，减轻子女负担的打算。在厦门开小店挣了些钱，也从没考虑改善生活质量。回家买房盖房，基本上还是在为儿女筹划未来。
前些日子跟父亲通电话。父亲先是叹气，因为疫情生意不好；接着说他看到一本好书，推荐我也看看；转而又说他现在时间充裕，在玩电子琴，每日边练边唱，壮怀激烈，言语间不无得意。我听了内心欣喜，这不正是父亲曾经想过的生活么？投身于兴趣爱好，寄情于闲情雅致，这才是老年幸福生活的美好形态。
父亲只是一个有文化的普通农民，这不是他的传记，我写下的只是我心目中的父亲——刚正勤俭、爽直风趣。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情，那应是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