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因恨而万劫不复

说来惭愧，《恶意》竟是我读过的东野圭吾的第一本书。

虽然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东野圭吾和他的《白夜行》，直到上周末我才第一次跟他有了交流。合上书的那一刹那，内心百感交集。在小师妹的再三嘱托下，终于又在周一到家后，动笔写起这篇读后感。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八点钟我起床，头脑十分清醒，开始翻阅这本《恶意》。同样是写书的人，我自视自己还是懂一些写作技巧的。当书读至6%，我已经可以确定，杀死日高先生的凶手，就是文中的“我”。

我把这一推想告诉了小师妹，小师妹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让我来写一个杀人案件，那凶手必然是在案发时就出现过的。我无法接受读者看到最后，突然出现一个人，“啊，他就是凶手，但是这个人好像之前都没出现过啊？”这个例子，可以在最近我看的一部韩剧里找到佐证，韩剧的名字叫《如实陈述》。凶手同样是很早就出现，但却让人很意外的家伙。

再确认了凶手何许人也之后，就是作案动机了。“我”为什么要杀死日高先生？国中时的伙伴，此时已经是成名的作家。同样爱好写作的自己，却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儿童读物作者。

是嫉妒吧，我猜。从小师妹疑惑的眼神里，我确信自己又猜对了。

就在我怀着沾沾自喜的心情继续阅读时，至25%，我竟发现案子已经破了。加贺警官已经逮捕了凶案嫌犯的“我”，也就是野野口。这么早就结案了？那后面还写什么？当时我就懵了，我发现我太小看东野圭吾了。他的故事像一张大网，缓缓的从半空降了下来。

反转，再反转，直到最终反转。东野圭吾用手记体，完美的误导了每一个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东野圭吾与我，凶犯野野口与加贺警官是两组对立面，他们一边是叙事者，谎言编织者，另一边则是辨析者，真相探寻者。在如同抽丝剥茧的故事开展中，一点点触碰到事情的真相。而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东野圭吾对读者的化身——也就是加贺警官的描写上，我的智力明显不如前者。我和加贺看见的东西一样，从野野口那获得的线索也一样，但我却比他晚的多的起疑，更别提推理出真相了。是的，虽然我在读到6%就发现了凶手是野野口，但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耍的团团转（我对野野口的定义是：一个被迫反抗的无辜个体，没有杀人的天赋。而事实上，野野口是深思熟虑的高智商犯罪者，并且心里阴暗，跟无辜不沾一点关系）。直至读到86%，我才幡然醒悟，我被作者耍了！

阅毕，合上kindle。我脑海里还是念念不忘书中人物的形象。日高先生的正义感与散发出的能量，加贺警官的执着与机敏，还有，野野口的处心积虑和那没缘由的恶意。

这世界上真的有没缘由的恨吗？我们这代人，都或多或少的见证过，参与过，旁观过校园暴力，也知道童年阴影对一个人的未来会有多大影响。那些无端的偏见与刻薄，并不是没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我们之所以善良，是因为我们选择善良。任何时候，不幸都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

我可以理解，一个从小倍受欺负，内心有创伤，家庭教育缺失，长大一事无成，身患癌症的人对世界有多么绝望。但是那些在黑暗中慢慢滋生的恶意并不能把人从悲凉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只会让人在绝望中坠落更深。社会或群体（家人，朋友）对个人的帮助作用是至关重要。地震海啸瘟疫战争后对人的创伤需要疏导，少年时的校园暴力却很少有师生父母认真的关注。老师也许能指认出班里的哪些孩子是混在一起的，是“坏孩子”。但是老师却分辨不出哪些人是施暴者“长尾”，哪些是备受蹂躏的跟班“野野口”。那些遭受过校园暴力在内心埋下了一颗仇恨种子的少年，如今也和我们一样，出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地铁上，商场内，写字楼里，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上。我们惊讶于多年前的北京西单商场持刀砍人的恶性案件，却无法得知报复社会进行无差别攻击的人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归结为变态，是因为司法体系中缺少像加贺这样执着的警官吗？不是，并不是。

读书与看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影带有导演强烈主观色彩的表达，观影者只能被迫的跟随着镜头走。而读书，是读者与作者心灵上的交流。电影导演需要结合顺叙，倒叙与插叙去讲好一个故事，用长镜头或是回闪来传达意境，作者更是如此。很佩服东野圭吾先生，于千百种叙事方式中选择了手记体，给我带来了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

经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手记叙述历来是推理小说的惯用表达方式，第一人称视角易于促使读者产生代入感，而在身临其境的同时，视角与感受的潜在同化，便使得作者更有机会、更顺利合理地利用心理盲点巧布迷局，引人入彀。自阿加莎·克里斯蒂颠覆华生模式之后，手记叙述与第一人称就告别了百分之百忠实、安全系数不容置疑的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新本格推理潮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叙述性诡计的外延一再扩充，已渐渐将第一人称视角推到了“绝对不可信任”的另一极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蒙蔽的对象是读者，还是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是分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是否属于叙述性诡计范畴的一条分界线，《恶意》中的手记叙述，大体上并没有迈向叙述性诡计的彼岸，加贺恭一郎视角和野野口修视角的双线结构的运用精巧而大气，随着阅读进程，读者必须不断回溯前文，一次次修正自己的立场和猜测，在小说由直进单性延展到立体迷宫的过程中，阅读的乐趣也因此得到最大的发掘。作为一部手记体作品，《恶意》环环相扣的侦破进展百转千回，将手记体叙事的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其实还是会在无意识之中，去对故事的结局做一个想象。而我想所谓的意外性，应该就是对于这种想象的一种背叛。”东野圭吾如是说。

其实有些东西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并不是它超出了读者的事前想象，而是它原本就隐藏在某处，只是读者并未发现和重视罢了。这种对本格推理创作模式的反拨，集中体现在贯彻“解明动机”要素的《恶意》中，它可说是东野在踏袭传统推理小说元素之下，却又充分呈现了属于现代风貌的鲜明代表作。当然，这种作品中的时代感也正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

《恶意》与之前的推理小说不同，东野圭吾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重点放在“犯罪动机”上，《恶意》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唯一的悬念，作品中加贺通过不断问询凶手，犯罪动机也不断发生改变，从开始的“影子作家”到与日高前妻有染，直到最后的只是憎恨日高邦彦，恨意层层深化，逐渐将真相拨开，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人性”中深沉的恨意展露出来，让人不寒而栗。

一直以为，知道了罪犯是谁，推理小说也就结束了，《恶意》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我想我会很快开始他的下一部小说了——《白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