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7月11日）

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一、孝宗的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八、代总结：三点观察

朱熹的诗文以及杨万里的文章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在“乾坤独御”的新局面下，孝宗才可能实行终生所认同的理想，这种坚持数十年之久的理想，动力则来源于潜意识。在心理延展期克服危机而建立起来的“恢复”理想，在高宗死后爆发出来。

作者从“超我”、“意我”等对孝宗的“末年之政”提供了一个比较通贯的心理解释。“超我”的理想化功能可以与孝宗最后的“恢复”理想联系起来。儒家文化强调“立志”，希圣希贤，就是指导人们建立“意我理想”。

孝宗以储位或帝位候选人的身份憧憬能成就尽复失地的赫赫功业，这是他个人“立志”的最顺理成章的选择，也符合世人对他的期待，所以“恢复”是孝宗的“意我”在于认同危机挣扎而得来的理想，并获得了“超我”的认可。

孝宗早年不但要获得高宗的信任，还夹在张、吴二妃的长期冲突之中，此后又要为扭转对伯玖的偏向，不得不讨好宪圣，立储与受禅后，仍不能自主，一切唯高宗是从。表面上“动心忍性”，潜意识中在孝文化的巨大压力下，“意我”运用防御机制（压抑），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数十年“父子怡愉”而能不失心理平衡。孝宗“乾坤归独御”之后，“意我”将生命冲力导入新的途径，更改构想与政治部署就是“意我”对自由伸张的强烈要求。孝宗的“三部曲”为孝宗扫除了心理的障碍。“三部曲”一方面掩护了他大更改的构想，另一方面又为他的政治部署卸脱了责任。他基本的设计是做好人事部署，构建一个愿为大更改而努力的执政集团，然后由新皇帝出面付之实施。两套行动系统在心理层面上是相互依存的。

孝宗在个人认同危机中是建立起来的“意我理想”引起理学家巨大回响，并造成了十几年的党争，这就涉及一个群体心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理想还存在群体的一面，它同时也是一个家族，阶级和民族的理想。艾瑞克森将“意我理想”扩大到“认同”本身，认为真正的认同有赖于从集体意义的认同那里得到支持，这个集体认同代表了与他的阶级、民族和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集体。

“两个认同的合一”对于孝宗的“恢复”也应这样理解。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抉择，也是一个时代共同理想的折射。孝宗以皇帝的身份认同于民族的共同理想，高宗一生坚持“和议”，与他个人的认同有关，他认同的是东汉光武的“中兴”，但真正做到的是东晋元帝“偏安江左”式的“中兴”。既然孝宗的“恢复”能继续他的志业，为什么高宗加以阻挠呢？除力不能敌外，另一个隐忧就是恐金人拥立钦宗，夺去帝位。高宗的政治生命与“和议”合而为一，而“恢复”则不可避免的弃“和”而“战”，所以在高宗的潜意识中就始终是在压抑孝宗的“恢复”之志。

艾瑞克森在诊治过程中发现“理想意我”有高型（追求的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与低型（在社会现实能达到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改其理想，这种修改与个人的现实感以及社会现实相去不远）之分。由此，作者将孝宗的“意我”划分为“理想型”，高宗的则属于“现实型”。

高宗自始至终带有与现实世界相妥协的倾向，“和议”与他最后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绝不允许孝宗否定“和议”。孝宗受禅后，舆论转向。在位士大夫成为现实派，转而支持“和议”，高宗的个人认同与现实派士大夫的集体认同的合流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巨大的阻力，使孝宗的“恢复”理想不能伸展。

孝宗的“理想型意我”得到了理想型士大夫的支持，这些人主要是理学型士大夫。在朝者现实派多过理想派，所以绍兴八年后主“和”成为政治主流，但就全国的军民而言，或许“恢复”更得人心。所以孝宗个人深层心理中久受压抑的冲力一爆发，与集体的民族激情汇合，就成了孝宗末年大更改运动的全部心理起源。也正因如此孝宗与理学士大夫群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是淳熙十五年以后，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尖锐两极化的根本原因。

孝宗在晚年推出的两套行动系列，在心理上完全统一。朱熹说“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杨万里曰“孝宗季年，丕乂八极，远侔贞观，近踵庆历”，叶適诗云“叹息动宸襟。岂不人思奋”，三人从各自视线抓住了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背景，无论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角度观测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最后，作者也指出了，这种心理分析只是为了给孝宗时代的政治文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不取任何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