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这一词最近在国内火了。与此同时，纽约市长（Bill de Blasio）亦在上周宣布，纽约市警察局将不再对街头商贩进行执法与管理。乍看之下，两地政府好似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对街头商贩的鼓励政策，亦有网友戏称美国在“抄中国作业”。霎时间，地摊被花样包装成恢复就业、复兴经济的良方。而这些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与吆喝，是否能真正触及到那“人间烟火”在与“钢筋森林”的博弈中的无能为力呢？我曾有幸在课题中，见证过纽约街头商贩，在城市建设中受尽挫败的时刻。而其实在这些或许是不经意瞬间里，我们都早已输给了那位名为发展的巨兽。
纽约是否在抄作业？
不是。
虽然纽约市长宣布了让纽约警察不再打击小贩的举措，然而其目的并不旨在去鼓励“地摊经济”。实质上，此举措是他为平复连日来由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大型反对种族歧视与警察暴力的示威活动，而提出的警察局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场改革的目的旨在强化纽约市民与警察之间的信任，但并没以此鼓励市民从事地摊行业。
实际上，要在纽约摆摊，可谓是难上加难，其原因在于纽约市苛刻至极的牌照制度。由于摆地摊的生意成本小，且技术含量低，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大多都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他们里面有很多人连英文都说不溜。直接在纽约街道上摆摊是不合法的，小贩需要从市政厅申请小摊贩营业许可牌照（permit）。牌照分为两种， 一种针对于销售普通小商品和杂货类的摊位，另一种则是为食物摊位而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倾向于维护地产商利益的纽约市政府，将杂货类牌照限制在853个以内。而所有小摊贩牌照，包括一些只允许在某个地区经营的，或者只允许在某个季节经营的食物摊位牌照，加起来总共不能超过5100个的上限。纵使四十个春秋已然过去，纽约市的市貌亦完全改变，但对小摊贩牌照的总数额限制却未曾有过松动。
除去退伍军人，以及贩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言论类产品的小贩可以摆脱牌照上限的限制，其他所有小摊贩都被牌照限额牢牢捆绑住了。一方面，牌照的上限在过去四十年内都没有变化。另一方面，已经发出去的牌照只需每年缴纳200美金便可以无限次地续期。也就是说，只要已经获得牌照的前辈不出局，新人连进排队等号的名单的资格都没有。纽约市普通摊贩上一次开放牌照申请是在2016年，而再上一次开放牌照申请则是1993年，而再当时就已经有5367人在等待名单中了。也就是说，在纽约，合法地通过排队等待获取营业牌照，至少需要十年以上。
这种不合理的牌照上限，滋长了牌照租赁黑市的势力。现有牌照持有者通过缴纳200美金的续期费垄断牌照的使用，而想要经营街头贩卖生意的小贩只能向牌照持有者非法租用其牌照，据维权机构“街头摊贩项目”(Street Vendor Project)的观察，黑市中一个牌照每年的租金高达2万到3万元。于此同时，由于租用牌照并不合法，所以在这个交易中，小贩并不能获得任何保障 —— 所有的交易都是用现金达成，且不会有任何合约证据。所以，非法租用牌照的小摊贩们不仅要担心来往的警察会随时给他们开出高额罚单，还要提防来自牌照持有者的剥削—— 曾有牌照持有者主动报警，以小贩租用的牌照作为证据，声称小贩窃取了他的餐车。
于此同时，市政厅严苛的地摊管理制度，与城市管理条例，不断地挤压着小摊贩的生存空间。依照纽约市的规定，小贩摊位离人行道马路、十字路口、公交站、或附近大楼和商店之间的距离都有着繁琐又复杂的规定。同时，规定对摊位的占地空间，甚至到食品摊上洗槽的尺寸都有着明确的要求。然而，虽然大多数地摊从业人员都是新移民的情况下，直至近几年，市政府将官方的小贩摊的行为手册翻译为九种不同的语言。同时，在街上允许摆摊的位置规定错综复杂，某些路段只允许出售某类商品，而某些路段只允许一天的某个时段摆摊。一些情况下，甚至执法的警员也弄不清楚纽约小贩的管理规章。
警员弄不清楚规章制度，然而他们仍持有执法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一碗水端不平”的情况。“街头摊贩项目”的主管穆罕默德·阿蒂亚(Mohamed Attia)就在最近的讲座中提到，就“食品摊位携带水箱或其他物品必需放在摊位内”这一条例来说，警察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精致高档的农夫市场与在唐人街里的执法力度完全是天壤地别的。警察如何执法，跟对象是不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移民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受尽打压的移民在遇到诸如此类不合理的状况时，亦已经习惯了打掉牙往肚里咽。
纽约市不再让警察打击小摊贩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小商贩的压力。曾经，纽约的街头摆摊事务一直是由商业服务局（NYC Department of Business）负责的。是在2006年，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市长当政时，将执法权交给了纽约警察，并且将针对小摊贩的最高罚金提高至1000美元。而直至六年后，在上百个商贩，维权机构和市议员的努力下，最高罚金才被调整为较为合理的500美元。今天，白思豪市长虽宣布收回警察的执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市将鼓励小摊贩生意，小贩们仍会受诸多其他执法机构，以及既有的城市管理条例的限制。阿蒂亚指出，警察执法不公平与过界的问题一直存在，而近十年来，“街头摊贩项目”等维权机构都有持续地向市政厅谏言收回警察对小摊贩的执法权，建立监督和帮助小摊贩群体的机构。但是“撤资警察部门（defund the police）”这个议题，其实在最近才因“黑人的命攸关（Black Life Matter）”示威活动的原因走向公众视野中。而在去年曾否决了取消小摊贩牌照上限提案的白思豪市长，如今却毫无预兆地主动站出来推进这项帮扶小摊贩的改革。“虽然，由于白思豪尚未具体地指明将来会如何对摊贩进行管理，对小摊贩来说仍有很多未知数，但不可否认这是个好的进步，”阿蒂亚最后提到，“亦不清楚他在设立条例时，是否有被我们提出的研究和倡议所影响。”
纽约小摊博弈
白思豪亦极有可能并未受“街头摊贩项目”提出的倡议所影响。事实上，在向城市管理者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上，街头小贩群体一直都屡战屡败。而我亦曾在2018年，见证过一次纽约摊贩们的 “至暗时刻”。
2018年9月底，纽约市政厅突如其然地通过了两条法案（Intro.0959, Intro.0969），限制摊贩们在世贸中心和法拉盛的主要街道进行摆摊。这两条法案的横空出世，一下子将在这两个地区摆了十几年地摊的小贩们打了个措手不及。Adu Ghlasium（音译）在一辆名为“世贸中心里全世界最好喝的咖啡“的餐车里工作。他在即将被法令中规划为“无摊贩区域”的街道上，贩卖中东小吃法拉费（Falafel）。 据他所述，他全家人都靠这辆餐车的收入来维持生计，“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有埃及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还有尼日尼亚人。”对Ghlasium来说，离开这个固定的摊位，便意味着失去客源和工作，“我在这里呆了很久了，和在附近邮局工作的顾客很熟悉。一旦我们要离开了这边，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开始。”
据“街头摊贩项目”的法律部职员毛维琪（Vicky Mao）介绍，大约会有20到30个摊贩从事者会被这条政令所影响。这些摊贩们大多数都是新移民、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怎么办，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甚至不会说英文。他们没有足够的职业技能让他们去重新就业”毛维琪说道，“有很多摊贩告诉我，比起成为政府的负担，领取政府补贴过活，他们更希望通过摆摊自给自足。”然而，现实上，这座城市留给摊贩的空间在不断地被挤压，而这其中亦有着很多不同的考量与博弈。譬如，扩大世贸中心里“无摊贩区域”的Intro.0959提案，便是在纽约警局的游说下通过的。警局方面表示，考虑到归零处（Ground
Zero：世贸中心废墟代称）的特殊性，摊贩造成的行人道堵塞，有可能会阻挡到保安亭和车辆检查点，或者让一些恐怖分子以经营清真餐车的借口趁虚而入，造成安全隐患。
这条提案里面所隐含的“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因素，受到非常多的社工和摊贩的指责。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Ryan Thomas Devlin教授则提出，摊贩和警察的立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提到在2010年，正是因为一位摊贩率先发现可疑车辆并且上报骑警，才成功阻止了时代广场的一场大型的爆炸袭击。“摊贩比起其他人更了解周边的状况，所以对周遭环境的变化会更敏锐。”然而，在警局的大力游说下，此提案仍被顺利通过，成为新的法令。
虽然法令已经被通过，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摊贩的管理并不是如同法令规划中的那般死板。“很多时候，警察也会在业主的压力下，驱逐在合法的区域设摊的合法的摊贩。”Devlin教授介绍到，由业主和商家们组成的民间管理组织商业改良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BID）会定期收集业主对附近摊贩的投诉，然后向警局施压，让他们协助驱赶摊贩。商业改良区的目标是通过改良和维护区域内的环境，来促进当地商业发展，提高房产价值。他们通常有着更大的政治力量，也都不太喜欢摊贩的存在，所以在城市管理政策的决策中，他们往往会站在摊贩的对立面。
市议员顾雅明便是一位崇尚商业发展的城市管理者，他提出了在法拉盛的主要街道中禁止小摊贩设摊的Intro.0969提案。据其办公室所述，禁止摊贩经营在某些时段的原因，在于摆摊所间接导致的人行道阻塞以及污染气体的排放，会对法拉盛繁忙的商业区造成负面影响。顾雅明议员提出的观点，借用了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提出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理论。在理论中，哈丁假设若牧羊人们在同一个公共草地上畜牧的，他们便会因为争取个人的利益，而过度放牧，造成牧草枯竭的悲剧。同理，顾雅明议员认为，若在街道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放任摊贩自由发展，会直接导致公共区域的缩减。
然而，现实的街道管理并不会完全按照这样的套路出牌，很多时候，街道并非如同我们想象中的来去自由，摊贩们之间在争位置这一问题上，亦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和竞争。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的，那些打着美化城市的口号、功能单一又整齐划一的城市改造工程，只会不断地毁坏城市的多样性以及商业活力。要挽救大城市活力，首先必须要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关系。城市应被理解为一个有着复杂的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功能的系统，在这其中的城市规划应该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一方面，驱逐摊贩或许会简单化城市管理的章程。但另一方面，此举砸了本就在夹缝中生存的摊贩们的饭碗，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从而制造了更多社会矛盾。
今天的“地摊”和今天的我们
2018年提出的两条限制摊贩的提案，在没有于主流媒体中泛起一丁点涟漪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然而，这两条政令的实施对我们的影响，也许不过是在世贸中心逛到口渴却找不到卖廉价咖啡的餐车时，那转瞬即逝的疑惑罢了。“看不见”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对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保持沉默，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悲哀。
直至今天，在美国，终于有无数人重新聚集起来，为种族平等而抗争。诚然，这样的群众力量推动了一项有益的警局改革，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小摊贩们的担子，然而这并未意味着抗争获得了胜利。阿蒂亚提到，一方面，在新冠期间，没有任何收入的摊贩们每个月仍然需要缴纳政府设立的餐车停车场中高昂的停车费以及保险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复工后，餐厅将被允许在门口设立摊位，以“地摊”的形式经营，小摊贩们则会面临与以往相比更为激烈的竞争。摊贩群体的困境，并没有因为市政厅政策上临时的松动而又所改变。
对这群在社会中夹缝生存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的政治势力仍然微弱，而他们的切实需求仍然饱受胁迫。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关于种族平等的抗争，会如同“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一样在时间的流逝中热度消退，但对于因此而受到触动的人，希望你不要停留在喊口号上面，而是在往后的每一天，都去认真关注和了解自己身边的社区，让每一揣怀着小小梦想的人间烟火，不要被名为发展的怪物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