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帝国和传播还在继续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媒介思想家和经济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创作的传播学著作，于1950年首次出版。

  《帝国与传播》着眼于媒介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它改变帝国的能力。该书提出了“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媒介的重要性使之依据自身特性转化为倚重时空的不同偏向，从而表现为一种新形式：知识垄断。一方面，媒介由知识垄断这一中间环节进而影响社会权力结构以及文明兴衰。另一方面，知识垄断是一个不断形成又消解的循环过程，背后永恒不变的推手是权力。媒介偏向与知识垄断相互影响，文明不断以新的形式延续。

《帝国与传播》一书中，伊尼斯着重分析了莎草纸、羊皮纸、从中国西传的纸张、印刷术、广播等传播媒介，重点描述了媒介偏向是如何对帝国的兴衰产生影响，以及各种媒介载体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见解或也促进了伊尼斯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媒介偏向”是伊尼斯独到的洞见，他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

      由于强大的权力基础，无论是集权君主或是教会阶层，都利用媒介的偏向建立知识垄断。同时，技术变革催生的新媒介逐步与主导媒介竞争，抵消其偏向，最终决定着帝国的走向。截至羊皮纸的盛行，国家的知识阶层与社会阶层处于基本吻合的状态，权力塑造的垄断使得知识紧紧握在王族与教会之手，以便施加对社会底层的压力。

    政府对报纸的影响推广到广播上。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伊尼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

  《帝国与传播》出版时，伊尼斯正在多伦多大学任教，讲授“帝国经济史”。该书的内容基础是他1948年在牛津大学六堂课的讲稿。这个系列讲座被称为“贝特讲座”（Beit Lectures），主要目的是研究英帝国的历史。

伊尼斯讲媒介的演进颠覆了帝国的文明 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导致了印刷术更多为科举服务，而不是知识传播。媒介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一个从专制到民主的过程。封建社会，媒介发展缓慢，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最多只有官报，人民的思想容易被控制。到了现代社会，媒介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视听媒体，网络新媒体获得信息，思想不再容易被禁锢，限制，然后通过媒体人们也开始跟多的参政议政，所以政治权利得到了下放。纵观这个媒介发展史空间偏向的媒介发展似乎都有这种特质。宗教政治的控制把控让大众的思想受限，宥于现状；文字初处萌芽阶段，普及率不高，造成知识阶级分化严重，公共话语空间受限；埃及农耕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与外界的交流发展，不利于学习外来文化。

媒介以及文字对于整个社会治理的反作用，在传播活动当中，口语传播的优势还是在面对面传播中传播隔阂要稍微小一些 ，文字传统似乎让这种平等的参与性打了折扣。口头传播中，语调语速作为一种多的符号，传递出内容之外更多的信息。当然从这本书的介绍来看 这种差异体现在对应的文学方式 、对应的阶层 、对应的媒介制度等多个层面的差异。羊皮纸相比纸张能保存更久，但是主要靠手抄，用于僧侣教徒抄书，在造纸术通过穆斯林传到西方后，加上活字印刷术可以复制批量生产，所以纸张偏向空间传递。印刷品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产生了一些专业的印刷工人；印刷品大量流通使底层人民更容易接触到知识，知识普及——促进文化的发展传播——俗语，白话文，戏剧，文学都随着它发展，最重要的是在西方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才有了后来的宗教改革。

在声觉空间之中，表达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的强度。因听觉世界永远只存在于此时此地，没有强度，就没有存在感，内容不正确，却会转瞬即逝。人们将很快忘记他们表达的内容，只记得他们表达的强度，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误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逻辑和语义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场修辞的喜剧。我们应当尽早抛弃对逻辑和语义的牵挂，才能在修辞的洪流中毫无心理负担地逐波弄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