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现在，有一个转变的起点叫古今之变。古今之变的本质就是自然的变成了不自然。这种转变，说不上是不是更好。我们用三个例子说明我们和古人已经不一样了。
一、为什么我们喜欢说我喜欢？
我们今天的婚姻都要有感情为基础，可是古代却不一定这样。中世纪法国有种爱情法庭，曾经裁决如果一位贵族女性结婚了，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情。因为婚姻里不存在爱情。结婚意味着恋爱关系的结束。既然已结束，就可以开始新的恋情。
我们现在人无法理解，但当时的观点认为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维护财产与家族延续，和爱情无关。
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婚姻是在于稳定的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以前的婚姻在财产上要匹配，要门当户对。这个因素现在也很重要，但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现在喜欢用“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以前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明星总要说出一些理由，现在只要三个字，我喜欢，就无需理由。我喜欢本变得如此重要，不是人更浅薄了，而是对人的尊重增加了。而尊重人，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等级体系建立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事物，只要说一句“与我无关”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当我们做出这样的标准是“我愿意”这样的主观意愿选择不需要解释，不需要验证。可是选择就会变得脆弱，不稳定。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于被解放的轻松与兴奋中；另一方面又处于不确定没有把握的焦虑中。一边是轻率与傲慢，一边是恐惧与不安。
总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客观价值。主观上不会轻易动摇，而现在个人主观价值如此重要，我愿意、我喜欢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标准，这是古今的巨大变化。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结局。
如果有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都想争一只笛子，如果你当评委会把笛子给谁，才算公正？其实很简单，笛子的主人是谁，就给谁。笛子属于它的，他是所有者。而亚里士多德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的所有权与擅长之间有关系吗？亚里士多德在实践，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这套自选自然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奏出优美的音乐。谁吹的好？谁就是笛子的主人？这是正义。这里的正义就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定义。这个意义，自然给定也理所当然。
我们现代人不相信什么自然给定了。没有什么天生如此，“我们信命不由天”，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我们得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如果我们相信共同的神话，就会有对错的共同标准。
但失去了共同的神话，就会遇到一个难题。不同价值之间很难区分出高低优劣，每个人都有理，但彼此之间互相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但也让我们有共同的准则。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陷入了慌乱与茫然之中。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秩序打破了。
我们为什么生活在城市？
传统社会 人们与熟人合作，而现代化找到了更高效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就是把大量劳动力聚会聚一起。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聚集，而到春节几亿人 回家过年春运是现代化独特的风景。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把人的工作巧度推向了极致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可磨损的零件。这些变化的思想动力是什么呢？是个人主观价值的提升，是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
古代人相信自然秩序，是天道和神灵。而现在我们不再相信什么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只相信一切意义。有人赋予历史上一系列演化包括：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大事件背后的思想。
动力就是理性
启蒙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发动机，它推动我们前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个人生活的意义。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接下来会信仰什么呢？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用理性回答几乎无解，所以我们感到焦虑和空虚。
第二个挑战是社会生活秩序
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我们相信人人自由、平等，这时候谁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的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这些理由。经得起推敲吗？
接下来，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将一一登场，为我们揭示现代思想的起源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