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家乡“ 北宋运河 ”的历史古迹(七)---大宋赵王河

寻觅家乡“北宋运河”的历史古迹---大宋赵王河

本人:南雁北望,古诗文爱好者,家乡文化的整理者,乡土文化的传播者。

      如果说起“赵王河”,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山东、河南、河北有许多地方河道称“赵王河”,网上一搜数不胜数,如河南开封一带,山东省菏泽、济宁、济南、聊城等县市;河北省雄县、任丘至天津静海一线,都有“赵王河”,还有许许多多已经淹没在民间田埂之间古赵王河道,它们只能以传说故事形式一代代口头相传,而不绝于耳。如果我说这是北宋运河在哪里?相信大家都会蒙圈了,第一反应是北宋挖过运河吗?北宋也就在开封疏浚汴河,把开封搞成世界大都。最多能查见到记载也就:开挖开封至巨野至济宁的广济河,因宽五丈,也称五丈河,也别称“赵王河”。至于挖运的记录历史只有:秦朝灵渠运河、隋代隋唐运河、元代京杭运河。所以在时间跨过一千年后的今天,几乎没人听过有“北宋运河”说法。至于它有能力挖运河吗?它怎么挖地运河?北宋哪位皇帝下旨开挖运河?等一连串疑问都会出现。

       我们要明确古人开挖及疏浚“运河”目的与用途。

其一:在古代开挖运河都是艰巨工程,不像其他兴修水利工程,来解决一个小地方农田灌溉以及排洪防涝的用途。开挖大运河都是国家级大工程,所以必须是服务国家整体利益的,如秦始皇的“灵渠”就是解决平定百越地区运粮问题。隋炀帝开挖“隋唐运河”北段也是解决对高句丽征战而运粮问题。

其二:解决南北物资交流,保障王朝首都供给,如唐代西安人口暴涨,粮食供给困难,才有东都洛阳之说,直接在运河边上,保障供给问题;北宋疏浚汴河,也是保障漕运便利进入开封;元明清定都北京,既有军事需要,更有城市补给需要。

其三:就是促进人员交流,繁荣经济等等,暂不论述。

       我们再从北宋实际看看,当时社会背景,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实力对比,来分析北宋是不是真的需要开挖或疏浚故有运河。

首先唐王朝中晚期,繁镇割据,战争频发,原有运河无人管理维护,在几百年后已经淤塞,特别是北方地区,黄河泛滥也加剧隋唐运河北段已经失去功能,再经过五代十国,共以百年无人问津。所以北宋接手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乱摊子,就连京城也由洛阳东迁开封,更靠近南北运粮中心。

其次,中原北方的天然屏障“燕云十六州”,被后唐石敬瑭拱手送给契丹,也就北方门户大开,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随时突袭北宋腹地。经过“高粱和之战”失败后,北宋再没有主动出击契丹。但是在宋朝北境屯兵几十万,做被动防守,这些人吃马嚼的物质补给就是一个天大问题。

最后,北宋时,是黄河决口、改道最频繁朝代,黄河在庆历八年(1048年)形成北流与东流的“二水分流”局面。原本河北大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的重要经济人口地区,财政来源地,结果成立黄泛区,城乡被毁,人口流失。

        北宋建国之初就疏浚汴河,连接江淮,保障南方物质供给京城。还开挖惠民河、广济河(五丈河)。但宋代史书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征用上万人的农夫开挖运河的事,而且北方几十万兵马也没有断了补给,就像北宋不需要运河,北宋时杨家将镇守“三关”几十年,如神一样存在那里。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年,直到最近翻阅《平原县志》提到“赵王河”,追查“赵王河”路径,又从《禹城县志》《高唐州志》《阳谷县志》,以及还有这些沿河村庄名字的传说故事中,都在记载讲述一个事实:赵王河也称“宋运河故道也”。而《阳谷县志》看到,“沙河,故黄河故道,或称赵王河”。河北威县《威县志》记载:赵王河系古清河故道,在县城东20里有赵王河,又称宋运河。

       再查史籍有记载:宋代开挖疏浚汉唐黄河故道、古清河故道,而用于运输粮食,称宋运河。而沿着宋运河两岸都发展成当时极度繁华的城镇,如平原县水务镇、禹城黎济寨镇、固河镇等,还有为屯运官粮形成的村庄,如清平镇东大官屯村、西大官屯菜等。把山东西北部几个记载“赵王河”地方在地图用笔连接起来,看到就是汉唐以来的黄河故道大体一致。“北宋运河”就像套娃一样一层层装在里面,有些神秘感。

现在仔细想想,也真得佩服北宋文人政治人物高明之处,这样做几个好处。

其一:利用原有故旧河道,开挖时不占用良田破坏原有村庄布局,不会背上像隋炀帝“劳民伤财”的骂名,减少社会矛盾的机会,使得工作顺利展开并完成。

其二,利用黄河“二分流”,多方分路疏浚,即能让黄河分流“切换”入海,还能有效利用黄河水量满足水运条件,保证北方几十万人马物资补给问题。

其三,占用劳工不多,而且不集中。不像隋炀帝调集十几万农工集中修建一条大运河。北宋是分段施工疏浚,而且不走直线,按河流自然流向疏浚,或只是在两个河道距离最近处开挖、打通联网。这样就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其四,各地多以“赵王河”形式存在,最大限度降低社会舆论负面影响。当年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百姓苦不堪言,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王朝由盛转衰中灭亡。北宋时编写《新唐书》《资治通鉴》,都为统治者提供了很好反面教材。这就是我们多从当地百姓听到“赵王河”,而不是“宋运河”。只有史籍中偶尔才会提到“赵王河即宋运河”。

北宋黄河故道图


这样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宋运河”大体走:从京城汴梁开通广济河(严格说这是后周皇帝柴荣时开挖的,北宋只是加宽到五丈,也称五丈河)经定陶、巨野、郓城再到济宁的梁山泊。一路东北沿着小清河到今济南(所以济南也有赵王河原因)向东等;一路北上借古清河故道到大名府(史称“北京”)集散地,再沿着黄河故道、清河故道、永济渠以及现有黄河水道,分多路运输,保障北境几十万兵马物质。如果看过《水浒传》观众,这时可以想到《智取生辰纲》那章节:大名府“生辰纲”走得路线,就是从大名府向东南到郓城,转梁山泊,再西南去开封汴梁城,而不是从大名府正南走去开封。这就那时宋运河水路最好路线决定的。

宋运河开通后,社会利好方面也就逐步显现出来:

一是,促进南北物资交流,结束自唐末以来地域局限与封闭状态,生活物质丰富。

二是,北宋打破汉唐的“坊市”制度,突破了“市井”的局限性。原先禁止设市的城郭、乡村,也被允许置市贸易了。市的启闭也不再由官方统一规定时间,出现了夜市、晓市、鱼市等。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视,城市的经济功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在运河沿岸的乡村地区,发展成运河特色村,经济发达地方形成“镇”,如平原的水务(即水坞)镇、禹城的黎济(黎济)寨。还建立“场务”的税收机构,保障国家财政。

三是,地方经济发展,也促进政府税收,据史料记载:在北宋年间,德州十个缴纳商税的市镇中,而水务镇,年税606贯。

       现仅把山东鲁西北一方地方的有“赵王河”地址标注,用笔连接起来,就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及时北宋灭亡,金国接手中原后,这时黄河改道南流经淮河入黄海,“宋运河”进行优化路线而保留利用。金国从开封北黄河处“金堤”斜坡水引水渠,进入今天金堤河,金堤河在下游范县入阳谷和御河(宋金时称永济渠为“御河”)与原来赵王河(金国称金河)连通。东北走向为直接到海的运输通道,《金史》中称金河。《平原县志》中也记载:金时有金河。

金国时

通过分析对比说一下这个宋运河系统与京杭运河不同特点,

一是,它不是一条线性运河,更像更像分段拼接性,所以我们看不出“北宋运河”宏伟大气,也就是知名度不高。

二是,它没有大量的集中民工而劳民伤财,社会负面骂声少,所以史籍也很少有记载。

三是,借用古黄河、古清河等河流故道,没有自己系统性、规范性标准,所以常被人“忽视”,“宋运河”好像就是一个“穿帮客”。

四是,善于伪装隐藏自己,常以“赵王河”身份出现各地,而“赵王”身份又不明确,一笔糊涂账。所以后世只知道有“赵王河”而不清楚这是“大宋运河”

其实后世史书多记载: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也让大家很难联想北宋也会开挖像“大运河”这样宏大工程。事实是:北宋既不贫也不弱,政治开明、文化灿烂,更是藏富于民。

       元明清三代,这条“宋运河”还在利用,在大明初期也是经过疏浚或优化路线(原来堵塞严重,借用周边低洼地势,稍微改道一下),例如平原县水坞镇,宋运河在镇东部,到明时严重淤积堵塞为,就改道河道从水坞镇村西绕行而已,而且因朱明王朝疏浚也改成“朱家河”。

这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宋时间是为了解决北方运粮问题,元明清时期南北京杭运河全线贯通,更是设立专业漕运衙门,负责运河维护管理,保障南北物资运输通畅,同时海运也很发达了。为什么明王朝在原来“赵王河”基础还修成“朱家河”,据记载:水坞村在三百年内商铺林立、经济繁荣的景象,如同“小江南”,据1590年万历版《平原县志》记载的中“市镇”篇中:排第一就是水务店。如果没有大宗商品往来交易,仅仅依靠本地物产,很难维持这么繁华。

       几番查看水运路线,以及搜集各方史籍资料,终于找到了答案:海盐西入鲁西以及中原腹地便捷通道。这就合理解释“朱家河”向北出平原县后并入马颊河(明朝马颊河也在上游改道平原境绕行向北再向东,为“土河”段),而向东到渤海。渤海优质食盐从渤海沿马颊河逆向而行,明清时代,利津县盐业极盛,永阜盐场被誉为“山东八大盐场”之冠,所产食盐运销鲁、豫、皖66州县,俱记载:乾隆初年,其盐由永阜场地拨运(在利津县),每引额征课银二钱五分八厘,共该额征课银:一千六百一十四两四分八厘八毫。。当时平原县水务镇是大宗粮食、海盐的集散地,所以在此商贾云集一直延续到清中后期,在1748年乾隆版《重修平原志》中“市镇”已经改写“市场”,虽然没有明朝时“镇”行政级别,但水务店还是排在第一位“市场”,可见它在平原、禹城、临邑三县交界处经济交易地位。

      这条“宋运河”“金河”也好,还是明朝“朱家河”也罢,最终还是退出历史的舞台,真正退出航运历史舞台原因有三个:

      一是是1855年黄河改道入山东,也堵塞上游河道。清朝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无力疏通河道,运河河道逐年被黄沙淤积堵塞,百年岁月流逝早就掩盖消磨原本辉煌,一切后掩埋于黄沙之下。

       二是: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黄河大决口,利津县盐场彻底被黄河水淹,这条内运河也就失去最重要的经济价值。

        三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公路、铁路兴起,运输格局更是重修洗牌。民国24年即1935年的《平原县志》中市集等民生处都没有水务店,取而代指是张世福庄。现在水务村也成极其普通一个村庄,只有黄沙淤泥下的古老基础,还在承载当年辉煌的记忆。沿岸村名由来传说还在一代代的讲述,例如:由“水雾村”到“水坞村或镇”再到现在“水务村”。这就是中国传统方式的讲述记忆历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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