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近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收获良多，这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以学贯中西的知识体系，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并试着为形成的这种客观实现探寻源头，开方抓药。

       引发我诸多感想的是他在总论中的说法：

       “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

       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

       第三，秦始皇的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

       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

       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庭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中华民族的基因没有缺陷，智商不输任何其他民族，中国的地大物博也远胜很多国家，尤其与资源匮乏的日本相比，优势明显，那我们在十九世纪所遇之难究竟是起源于何处呢？蒋先生给予的三个答案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科学不及人和人民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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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

       中国号称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无数的能工巧匠和奇思妙想，有一直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那为什么我们却“科学不及人”呢？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既有其辉煌的颠峰时代，也有勤劳聪明的百姓，但他们所创造的各种发明技术，都只属于一种“技”的范畴，还不能归入为“学”的系统。清华大学的吴国盛教授就曾公开表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这样看来，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何止是“不及人”？恐怕“及人之说”都无从说起。

       这种丧气的结论，简直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愤怒。但如果不想成为一个被情绪所控制的人，就得去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因此首先我们就要了解究竟何为“科学”。 科学，指的是分科而学，具体是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关于探索自然规律的学问，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科学它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研究物质由此及彼的诸多变化过程的总和，它不是某种片断式的、截取式的奇思妙想或偶然得之的东西，它是有着扎实理论论证过程的必然结果。

火药的发明 

       如果这样说比较晦涩，那不妨举例说明。比如说火药的发明，它来自于我国古代金丹家们长期的炼丹制药实践，主要由硝石、硫黄、木炭等物质混合加工而成。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硝二磺三木炭”就是它的简易配方。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发明，基本上是靠亿万人一代又一代在茫茫黑夜中的摸瞎凑巧中偶然产生，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具体研究世界各物质的本质、与其他物质的相关联系性并形成一个规律有序系统的过程中成型的。我们制出了火药，但并未透彻地了解它是由哪些更具体、更微小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的基本特性是怎样的？它们分别与其他元素相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们或许只知道，根据经验，用这个、那个和那个混在一起，它们就会“砰”地一声爆炸，会产生很大的爆发力。

       如果不了解物质的本质，不了解它们的具体性能和化学反应规律，即使我们偶尔发现了这种组合物质能爆炸，也很难去改进它，将它制造成更精密有效的武器。从这一点上说，古代中国后期发展上的落后，不是中国的物产不够丰富，也不是中国人智商太低，脑袋不行，而是我们与西洋人在思维路径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使我们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样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各自精彩的平行路径，而是低阶与高阶本质不同的分叉路口。

李鸿章

       所谓的低阶，就是在无数次的暗夜摸索中，偶然闪亮出一点技术革新的火花，所凭借的更多是实践经验；所谓的高阶，就是以一颗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一点点搞清世间物质的特性及不同物质间的关联和规律，在探索出足够多物质特性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网状式的知识体系，最后达到能一通百通、将其运用自如的神奇效果。就象李鸿章在1864年写给恭亲王的信中所说：

       “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以我们数千年暗夜摸索中的偶有所得，如何比拼人家在点滴积累基础上最后所能达到的一通百通之海量技术爆炸？

       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基本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到了现代，我们在科技创新上，永远都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世界诺贝尔各项科学大奖总是花落旁家。而我们在别人已经开拓好的创新路上，不管是做任何东西，电子产品、日用品、服装鞋袜等制造业又都能做得很好，绝对不输外人，也赚了很多钱，可一旦老外在关键技术上卡我们脖子的话，那些原来非常红火的产业又即将萎缩、偃旗息鼓了。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僵化的思维路径，跑在科学研究的尖端前沿，当科学转化为实用技术后，我们永远只能做一个二手科技接收者和下游物品制造商，永远只能仰人鼻息，不可能说得起硬话。想要谋发展，这便会是我们的先天缺陷。

梁启超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经被证明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关于这一点，还是梁启超看得比较清透 ——“知有兵事而不知为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为朝廷而不知为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为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能够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改革派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仅限于物质方面的革新，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也是一种注定将“壮志难酬”的改革。历史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落后国家一旦采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不但无助于改变现状，还将会拖延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最终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说，当年的长辫清人的失败是缘于他们因长期团关锁国的狭隘眼光和与世界发展脱节的文化思想，如今我们是否已吸取了这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