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175篇《小雅 彤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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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175篇《小雅 彤弓》

【原文阅读】

彤弓弨chāo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宾，中心贶kuàng之。

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弨chāo兮，受言载之。

我有嘉宾，中心喜之。

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弨chāo兮，受言櫜gāo之。

我有嘉宾，中心好之。

钟鼓既设，一朝醻chóu之。

【译文参考】

弦儿松松红漆弓，诸侯受赐藏家中。

我有如此好宾客，诚心赠物表恩宠。

钟鼓乐器齐备好，从早摆宴到日中。

弦儿松松红漆弓，诸侯受赐带家中。

我有如此好宾客，心里欢喜现笑容。

钟鼓乐器齐备好，从早饮酒到日中。

弦儿松松红漆弓，诸侯受赐插袋中。

我有如此好宾客，无限宠爱喜气浓。

钟鼓乐器齐备好，从早敬酒到日中。

【字词注释】

（1）彤弓：漆成红色的弓，天子用来赏赐有功诸侯。

（2）弨（chāo）：弓弦松弛貌。

（3）言：句中助词。

（4）藏：珍藏。

（5）嘉宾：有功诸侯。

（6）中心：内心。

（7）贶（kuàng）：《郑笺》：“贶者，欲加恩惠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心贶之’正谓中心善之。“

（8）一朝：整个上午。

（9）飨（xiǎng）：用酒食款待宾客。

（10）载：装在车上。

（11）右：通”侑“，劝（酒）。朱熹：“右，劝也，尊也。”

（12）櫜（gāo）：装弓的袋，此处指装入弓袋。

（13）酬：宾主彼此敬酒的意思。

【诗歌赏析】

      《彤弓》一诗的主旨是歌颂周天子举行宴会，将彤弓赐予有功诸侯之事。据古代的铜器铭文（如《宣侯矢簋》）及《左传》等书的记载，周天子用弓矢等物赏赐有功的诸侯，是西周到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制度。《彤弓》这首诗就是对这种礼仪制度的形象反映。《毛诗序》说：“《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也。”

        此诗一开头没有从热烈而欢乐的宴会场面人手，而是直接切入有功诸侯接受赏赐的隆重仪式，将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在诗人所要突出描写的环节上。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短短两句既写出所赐彤弓的形状和受赏者对弓矢的珍惜，又间接表达了受赏者的无限感激之情。这样开头看起来有些突兀，然而正显示了诗人突出重点的匠心。

      “我有嘉宾，中心贶之”的“我”代指周天子。按照叙述逻辑，这两句本应居于开头两句之前，诗人安排在开头两句之后，补充说明事情的原委，不仅没有产生句子错位的混乱感觉，而且使全诗显得曲折有致。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称为“嘉宾”，对有功诸侯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中心”二字含有真心诚意的意思，赏赐诸侯出于真心，可见天子的情真意切。

        “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宴会场面充满了热烈欢乐的气氛，表面看是周天子为有功诸侯庆功，实际上是歌颂周天子的文治武功。

　　第二、三章与第一章意思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词上作了一下调整，反复吟唱，个别字句的调整一方面避免了简单的重复，给读者造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不断加强对读者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细节的变化。如周天子对有功诸侯开始是“中心贶之”，继而“中心喜之”，最后发展到“中心好之”，主人的心理变化仅仅用个别不同的字的调整就衬托了出来。

      再如宴会场面从“一朝飨之”到“一朝右之”再到“一朝酬之”，个别字词的变化既说明了文武百官循守礼法的秩序，又可以看出热烈的气氛不断升级。

        全诗三章不涉比兴，纯用赋法，语言简练而准确。虽是歌功颂德，却不显得呆板，叙述跌宕起伏，使全诗透露了一丝灵气。

【《彤弓》学习的反思探讨】

      《诗经》中很多篇章被后世文人用多种艺术形式再加工表现，著名南宋画家马和之就画过《诗经图》之《小雅·南有嘉鱼》组图，其中《彤弓》（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一节就描绘了周天子赐予有功臣子彤弓的场景。

        周天子用弓矢等物赏赐有功的诸侯，“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这个重要的“嘉礼”在明堂之上举行。

        图中明堂为五间结构，建于九层台阶之上，象征九五至尊的王权。高台之上的周王凭几而坐，背后设置了黼扆。黼扆长度大约符合八尺之说，中间是无柄的斧形图案，边框上有花纹，下方有底座。王的身边有若干臣子拱手而立，台阶下面铺一张毡席，中间放着数十张红色的弓矢。旁边一人在宣告赐赏名单，其余人等皆恭敬地持笏而立。

      宋人复古之风日盛，图像中已特别注意依从古礼。《图画见闻志》就说：“自古衣冠之制，荐有变更，指事绘形，必分时代，衮冕法服，《三礼》备存，物状实繁，虽可得面载也。”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商代多酒器，周代多食器

        中国人造酒的历史比较悠久，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很多酒器。按照周人的说法，殷商人是因为好饮酒而导致了亡国，所以在《尚书》中有一篇《酒诰》，提醒人们引以为戒。周公的弟弟康叔是卫国的第一代国君，而卫地又是殷商故地，饮酒的风气很浓，于是周公在卫地宣布了“禁酒令”，告诫周王室子弟不可以放纵饮酒，但对于殷商遗民并不加以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采取了一种“绥靖”政策。

        另外，在西周大盂鼎的铭文中也提到，酒本来是祭祖用的，但是殷人由于好饮酒得罪了上天。有了这些“殷鉴”，从周初开始，周人饮酒就非常讲究，不能因为喝酒而耽误国事。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的青铜器大部分是食器和酒器，比如鼎、簋（guǐ）、斝（jiǎ）等。据学者研究，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概百分之六十是酒器，而从周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则以食器居多。这也是二者在青铜器制造上的一大区别。

        这种区别可能与二者各自的生活经历有关。殷商人发源于东方平原，物质较为丰饶，而周人来自西北高地，生活比较艰辛。《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另一本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到过类似的现象。来自东方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喜欢饮酒，而高地上的印第安人则相对理性，大概与不同地区的物产不同有关。当然，这种类比只是一种猜测。但是，周人很在意粮食，而酿酒需要用大量的粮食，所以周人并不像殷人那么热衷饮酒。

        周人对饮酒抱有警惕，但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司正又会说“不醉无归”。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这只是一种客气的话语，就像今天我们宴请客人时说的一样。

        在西周建国之初，禁酒令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但到了后期，国力日盛，天下太平，统治者渐渐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于是开始酒后失德。

        西周时期的人讲究饮酒有节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周的前朝是商朝，商朝人喜欢纵酒，我们在殷商的墓葬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酒器。而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商纣，古人数其罪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沉迷酒色。按《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家总结亡国之君败亡的原因，酒色往往会成为其重要的原因。

      再往前追溯，夏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夏桀，在饮酒方面也是毫无节制的。《韩诗外传》卷四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这一记载似乎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无论如何，若说夏桀以酒败德，应该不冤枉他。

        周人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开国之初就发布了著名的《酒诰》，限制国人饮酒。并且在饮酒过程中，规定了许多繁琐的礼仪，就像是《礼记·乐记》所说：“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宾主相互劝酬一次，就要进行繁多的仪节动作，互相拜来拜去，所以终日饮酒也不至于醉。有那么多礼数，那么多程序，你想豪饮、痛饮是不可能的。

参考资料：

《诗经讲演录：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姜广辉；邱梦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

《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6月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李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