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为了迎接一位从国外归来的亲戚，我们家族在芳村码头安排了一个烧烤屋的摊位。隔着珠江，能望见对岸28层高的白天鹅宾馆。家长是这样说的：即便去不了那里吃饭，至少也要能望见嘛。当然，我也被叫了过去。当时我情绪不太好，因为长篇小说卡了壳。饭局上我一言不发。长辈们对我很生气，我知道，但他们永远也不会为另外一位同样不怎么说话的家伙生气，那个人就是这位亲戚。因为长期滞留国外（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已经不怎么会说中文，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分不清那到底是普通话、粤语还是家乡的雷州话。而每一种我们都会。正因此我们感到了骄傲。渐渐地，我注意到，长辈们也在用一种同样艰难的、三种语言糅合而成的语言去跟他交流，也许是不自觉的顺从，或者是刻意的、自上而下的亲近。即便如此，他还是很难打开话匣子。为了活跃气氛，长辈们相互之间用这种全新的语言交谈起来。“听说汝屋企小妹最近掟煲了？”“嗨，咪提了，真素羞家！”聊的自然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我惊奇地发现，往常存在于他们话语里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粗鄙，这次完全消失了。这位亲戚就坐在我的对面。整个过程里，他只是沉默地盯着对岸宾馆窗户反射的蓝光。大概过了很久很久吧，他才缓慢地开口，大伙一下子安静下来，听他说起一件他四十三岁在挪威旅居时的事情。经过刚才的语言训练，大伙都已经完全能听明白他的讲述。当时他住在一个高山社区里——他说，签下租赁协议书后，房东问他要不要额外买下一面镜子。起初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有理会。第二天，房东又敲开了他的房门，问他要不要买镜子。为什么要买镜子呢，他问。在这个社区里，每个人都有一面镜子，房东回答，如果有镜子，你至少每天还能看见自己，没有镜子的话，你就会看不到任何一个人，那样你会因为孤独而发疯的。这里每年都会有人发疯。这还是在拥有镜子的前提下。他觉得自己被房东说服了，就跟房东买了一面镜子。只有巴掌大，还贼贵。过了一个月，他认为房东所言不虚，因为这片社区实在是人烟荒凉，也互不来往。没有这面镜子，他也许真的会自杀的。这时候，房东又敲开了他的门，传达一项社区自治委员会的指令。这场因为孤独而造成的心理滑坡的势头实在是难以遏制，房东像机器人一样措辞（他开始怀疑房东是不是真人），委员会一致决定，在最高山峰的山体上，悬挂一面巨大无朋的镜子，整个社区都可以投射到镜面里头，这样一来，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兄弟社区。这样一种集体的治疗势必会比个体的方案要有效得多。不过，建造这样一面镜子，也是一笔庞大的花销，应该由社区里的每个人分摊。房东问这位亲戚，是否愿意掏这个钱。问清楚这笔钱的数目后，这位亲戚断然拒绝了，因为他根本掏不出来，当时他刚离婚，身上的钱在旅途中也花得差不多了。得到拒绝后，房东告诉他，第二天还会再来的，果然，房东第二天又来找他，不仅如此，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房东都会按时来拜访他，要求他掏出项目的钱款，房东的态度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而我们的这位亲戚，他也并不把房东的到访当成是一种骚扰，相反，他还挺乐意房东过来看他的，否则还觉得不习惯。就这样，又过一段时间，他渐渐发觉，虽然他没有掏钱，那座山峰上的大镜子仍然在动工建造。他亲眼看着那面大镜子一点一点地给安装到山体上去。完工的那天，房东告诉他，已经不需要他掏钱了，在那之后，房东也不再光顾他的房间。他开始想念这位跟他年纪相仿的男人。有一天，他走出房门，打算去寻找这位房东。他披上了厚厚的鸵鸟皮氅才不至于在路上冻僵。在草坪上他瞧见了那面悬挂着的大镜子，反光使他睁不开眼睛，他走到另一面去，镜子反射的日光把草坪屠戮成了一片白垩。他能够清楚地在镜子里看到整个社区。确实是一个整齐、优美的社区。他边走边观赏着镜子里的景色。因为畏惧积雪的反光以及疏淡的人情关系，他很少出门，因此，这些景色对他来说是新奇的，说也好笑，他竟然在镜子里观赏着这些，而忽略了周围一模一样的真实。一模一样的景色。但他不由自主地认为，镜子里那一头更有吸引力一些。这些富有吸引力的景色也让他忽略了某个事实，他本来可以早点发现的，等他走到山坳那里，才停下脚步，瞪圆了眼睛。那面巨大的镜子里并没有他本人。那里有花草树木，有阁楼屋檐的融光，有圈养的羊群，有游离的云彩，一切该有的都有，只是没有他。他奔跑起来，以为那样就可以在镜子里留下痕迹，但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因为极度的恐惧他忍不住放声尖叫，一边叫着一边跑下山去，也许用“滚”这个词会比“跑”这个词更准确，他说，当着我们的面，这位亲戚恶狠狠地自嘲，没有比那次更加狼狈的经历，这就是他在挪威的经历，他告诉我们，当他终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终止，还想继续听下去。包括我。我是一个作家。他，还有我们，两大阵营相互沉默了五分钟之久，谁都没有能力去打破这样的沉默，形状古怪的沉默，直到服务生把我们订好的椰子乌鸡汤端出来，一不留神把汤水飞溅到这位亲戚的手臂上，他才大喊了一声：烫死人了！这时候我们才猛然意识到，这位亲戚确实是我们的亲戚，刚才的那句话确实是我们所熟知的家乡话，甚至是比我们更加地道的家乡话，我们任何人都没办法说出这么地道的家乡话，因为我们离开家乡太久。在广州待了太长时间，尽管在平时的家族聚会里，我的三个表姨们，还有几个比较年长的远房叔叔，他们还会有意地用雷州话相互交谈，因为他们经常回老家，所以他们的雷州话也讲得比我们好一些，在我们年轻的一代里，我指的是我自己、我堂弟、表弟和表妹，对于家乡话的掌握度远不如家乡话之外的语言，我的表弟还偷偷在学着拉丁语。在这位亲戚喊出这句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羞愧起来。这时候，趁着我们这股劲儿没过去，这位亲戚借口离席去打电话。当然，他也有可能真的打了电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回来后，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把账结了。长辈们一阵惊讶的叹息，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开始后悔，当初订位的时候就应该顺便结账的，因为让这位亲戚、被招待的对象来结账实在是一件不符合规矩的事情，同时我又意识到，争着来付账又确实是我们家乡的传统，一种长久不衰的礼仪。是，他就是我们的亲戚，没有疑问。我还没来得及提起这位亲戚的大名，他叫李杰心，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心叔，但我还没有这样叫过他。我们隔着一张桌子，两米远。这样距离，对于两个之前素未谋面的男人来说，已经非常远。我不知道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称呼他，即便是我们结束饭局，在珠江边走动时，我也只是走在人群后面，远远看着他。他说了一句：我们下次应该去对岸吃早茶。白天鹅宾馆· 玉堂春暖餐厅。米其林一星。本来应该是三星，至少也应该是二星的。我只在那里吃过一回（至少也是吃过一次的），前公司老板请的客，在我离职的那天，他点了香茅焗乳鸽、天鹅栗蓉酥、腐皮卷、伦教糕、虾籽烧刺参，还有几款菜我不记得了，每一道对味蕾来说都是极致的冲击，不过，对我来说，那些冲击也就留在了餐厅里，然后消散；生活里有更多的冲击，我的记忆里没有预留本。天气很热，我们身体的盐分在蒸发掉。从江面上反射过来的夕阳碎成了一地的玻璃渣子。夏至刚过，太阳直射的位置，估计就是我们的老家，半岛边上，临近海南。我想象着我们那里的人被晒得跟乌鸡一般黑的样子。当然，在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一伙男人沿着江边散步，或者可以说是游荡，也不知道是谁拿的主意。这是属于我们七八个人的可笑。一些沿江跑步的人，间或从我们身旁擦过。转过一杆路灯时，有一个女人跑下草坪，朝我们走来，起初我还以为是跑步的陌生人，她却走到心叔身旁，两人抱了一抱，接着心叔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不得不相信，尽管这见面的方式有些草率，不符合我们家乡的规矩，不过，我们之间谁也没有做声，似乎变得比之前更沉默，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心叔的女朋友是一个沉默的女人，相反，她还颇为高调；这位仿佛用几块钱从街边的娃娃机里钓来的女娃娃，长得酷似关之琳，尤其是那双嘴唇，上唇薄而长，下唇厚而窄，口红也涂得恰到好处，把上唇的两个唇峰精致地勾勒出来，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至于过宽，也不至于过窄，一眼看过去，依稀就是那位把五六岁的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十三姨”。她大声地跟心叔说着话，并不忌讳我们听得见，同时大声地笑着，笑的时候嗓音低沉，比我们任何一位男士的嗓音都要低，所以每次她笑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或者是，怀疑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人故意假扮了这种笑声。就这样，连同着这位和我们、和我们的行为习俗格格不入的女人，一行人走下码头，在路边的树林里，商量着接下来要干些什么。如果要玩游戏，我们之间随时都有人奉陪。我的四叔公，一个身体硬朗的九十一岁男人，衬衫的胸兜里随时装着一副扑克，我们都承认，他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接近家乡而远离这座都市的人，但我们都不想打扑克，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阻止他把扑克牌从胸兜里掏出来，不断用语言去打断他，“冇咁啦！四叔公！”，用手去抓住他伸往胸前的小臂，怎样都好，反正就是要阻止他掏扑克牌的欲望，因为他无时不刻不想把扑克牌掏出来。最后心叔的女朋友提议说到城里去打电玩，她说的城里就是指天河那边，既不会是荔湾，也不会是越秀，像她这样二十多岁的人就会说这样的话，我也恰好二十多岁，所以我很清楚她的语汇，她的语汇就是我的语汇，目前，我们还没有说上一句话，别说她，就连心叔，我们也没有交谈过，我只是远远看着他们，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四步的距离，他们两个人的身体紧挨着，他们的谈话从未停止，好像在阻挡着任何人的加入，即便我们走到大路边上去等车（因为面前有一条江，又游不过去，地铁又太远，要是在洲头咀那边就好了，那样我们可以扶着人民桥过江），他们也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其实吧，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比较好奇他们的神态，心叔会把手绕道女朋友身后，轻轻抓着她的肩胛骨，他女朋友则用相反的另一边的手搂住他，手指捏着他T恤的下摆，我判断心叔可能喜欢女朋友胜于女朋友喜欢他，如果说爱情是一个共同体，一块蛋糕的话，心叔可能吃掉了四分之三的部分，女朋友吃掉了四分之一，不过，事实远没有比喻这么精准，我知道的，我马上会推翻自己所下的结论，无论如何，能吃到蛋糕都是一件好事。过一会车到了，我被安排和心叔和他的女朋友坐同一辆车，其他长辈们也许已经无法忍受这对情侣的聒噪，无法忍受和他们坐在同一辆车里，态度和一开始相比简直天差地别，而我正好相反，我很自然地拉开车门坐进去，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在车上，他们俩开始找我说话，我不记得是心叔还是他女朋友先跟我说的话，反正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先说了一句，然后我很自然地加了进去，完全没有任何困难，即便是，在这之前我从未和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过话。心叔的女朋友说她讨厌坐车，尤其是轿车，哪怕是劳斯莱斯的幻影还是宾利的雅骏，她讨厌车里面的空间关系，不管是多么高级的轿车也改变不了的空间关系，她说，坐在车上的感觉就像待在自己房间里一样，她同样深刻憎恶着自己的房间。她说她家里有五套房，白云山脚下两套，五羊邨一套，凤凰新村一套，番禺那边也有一套，自己又在外面租了两套，但这些房间现在都空着，没有一套她是想住进去的，跟选择困难症无关，她只是纯粹厌恶着房间里所留下来的自己的痕迹，比如胡乱搭在椅子上的人皮似的裙子，乱糟糟的床单和被子，滚落一地的书，卫生间里几个月不换的滚动纸筒，每次她不得不审视着这些，诧异、惊恐、憎恶，正因为没办法忍受，她才从家里跑到外面去，她宁愿在外面游荡也不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说，最难忍受的那一部分，只是生活中的非理性，黑格尔说什么现实是理性的，全是狗屁，全宇宙最不可理喻的人，就是试图把世界纳入他的理性轨道中去，她说这个人就是黑格尔，我留意到她提到“黑格尔”这个名字时，后面两个字出现了连读，并且她不会翘舌音，每个字又很用力地去读，就像每个南方人试图去讲一口标准的北方话那样，以至于她每次提到黑格尔，我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她说的不是这个德意志的哲学家，而是她的某个富豪的大表哥。她的大表哥是全宇宙最不可理喻的人。很好。心叔一直在后座上微笑着，其实我很想再从他口中套出点故事，挪威那个故事很好，应该还有别的，他在国外见过世面，至少比我这种书斋写作者要强，但他应该不会再说了，像他这样的人，一天贩卖一个故事足矣，多了就不值钱了，我知道的，于是我掏出手机，要加心叔的微信，希望能建立长久而持续的关系，结果他女朋友也掏出了手机，也要加我的微信，这时我感到了稍许困惑，我可一点也不想加她的微信，事实上，谁的微信我也不想加，我的通讯录里只有寥寥几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现在工作的领导，必须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女朋友，但我们从来不通过微信联系，我们通过无汽可乐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她从那边给我寄美帝产的无汽可乐，我也给她寄国内的无汽可乐，反正无汽可乐在世上寥寥无几，我们不过就是想换换口味。想到这里，我就问他们俩，你们喝无汽可乐吗？心叔的女朋友等我重复了第二遍才明白我的意思，她说她不喝可乐，然后转过头去问心叔，你呢？心叔说他喝可乐，但不会喝无汽的。我说，我就知道，全世界只有我和我女朋友喝无汽可乐。我说的是事实，我和她成立了一个“无汽可乐俱乐部”，三年过去了，尽管我们每认识一个新朋友，都会询问他关于可乐的事情，可直到今天，俱乐部还是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提起这个的意思是，我可以和心叔、还有他的女朋友交朋友，就像这样面对面，peer to peer，我们可以聊天，即便刚才还觉得存在某种“无法交流性”，但这种解冻也是随时都可能发生，谁知道呢，不过说起要建立线上联系，这种联系比见个面聊聊天要深刻多了，哪怕加个微信好友，万年不聊一句，他始终在你的通讯录里，同样会让我很焦虑，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提出要加心叔的微信是不是出自一个由衷的动机，还是别的什么，场合的召唤，也许我掏出手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正左思右想的时候，车到了目的地，我吁了口气，问题终结了。心叔的女朋友本来还想我们三个在车上自拍一张合照来着。问题也终结了。人生就是无数个这种问题的终结。我们站在电玩城的门口等待着长辈们，不自觉地等着，以为他们一定在我们后头，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着，于是就先走进去，在前台那里买了一堆币，心叔掏钱买的，我也不会跟他抢，他也知道我不会跟他抢，所以掏钱包的反应比在烧烤摊上迟钝得多。我在一旁把游戏币装进口袋里，他买了太多的币，这个数目甚至超过了八九个人可玩的数目，默默估算起来，这些币足以让我们把大厅里每一样游戏机玩三遍，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人玩，那就是可以把每一样玩九遍，九遍！这是什么概念。这趟玩下来，我们几个肯定会躺在地上大吐的，直到把今晚吃的烧烤都吐出来，吐出来的也是心叔的钱，一地的金币在地砖上咯噔咯噔地响。我把牛仔裤的四个裤兜都用上了，每个兜都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是无数条蛇在里面钻，我可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情况，想到自己会因为玩游戏而玩吐，就觉得忍不住地滑稽，一种人生新成就的达成嘛，我问身旁的这两位，你们不会玩吐了吧，他们回答说当然不会，心叔的女朋友紧抓着心叔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去，显得非常狂热而激动，可以看出来她已经进入状态了，于是我给了她一把币，她接过去，发出了一声禽类的尖叫，比我所听过的任何口技表演都要逼真，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她不是在广州有那么多套房，她完全可以去当口技表演者谋生，她的声音，我现在才意识到，无比地接近鸟类的声音，准确说，是用专业的录音器在树林里录下来的高清录音，是一种在广东已经灭绝的鸟类——“禾花雀”的声音，真的，她可以去表演口技，完全能养活自己，甚至赚得盆丰钵满，这跟她有多少套房都没有关系。她可以走出户外（她本人又是如此地厌恶室内），在森林里和鸟类生活，模仿更多的鸟类的声音，把它们的声音都记录下来，我们需要这么一个记录者，因为野生的鸟类在不断地减少，广东人又是这么地爱吃，只要是活的，看到就逮着来吃，她要是能把这些濒危的鸟类的声音记录下来，既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应该是一种赎罪，一种为口腹之欲的赎罪。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罪过，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欲望。在大厅里，她先是玩了单人摩托，接着又玩了丛林射击，心叔在她身旁，即便不像刚才那样被她紧抓着，同样地，一部分的身体也被强制着和她接触，他们紧张地黏在一起，好像如果不这样，整个游戏就没法进行下去，而我，一个旁观者，也被吸引到他们身旁，主要是被她那种新奇的声音所吸引，我的注意力既不在前方花花绿绿的屏幕上，也不在他们交缠的躯体上，当“他们”合力打败了游戏里的敌人，顺利进入下一关，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她肉眼可见、在低胸吊带衫内乱颤的乳房，而是她兴奋发狂的嗓音，这股嗓音同样让我感到燥热；我们三个人纠缠在一台游戏机前面，谁也摆脱不了谁，这样下去，我们三个人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人在玩游戏，那么兜里的游戏币可供玩的次数就再次翻倍，不仅仅是九次，而是二十七次了。二十七次！可怕的数字。这时，长辈们朝我们走过来，他们简直就为拯救我们而来。化繁而简。我们三个人立马分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乘的那辆车堵在珠江隧道里了。我说，隧道？我们从未经过任何隧道。话刚说完我就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可能说了假话，我、心叔、还有他女朋友一直在车里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车子有没有经过隧道，车里唯一知情的人是司机，一个剪着板寸、身穿polo衫的大叔，他几乎没怎么讲话，根本没有办法插入我们的话题，“你哋真系好运。”四叔公说。他说他们在隧道里待了四十分钟，一动也不能动，四下里黑漆漆一片，车厢里都是闷热潮湿的空气，就像躲在焦臭的战壕里，又或者是躺在上世纪的骑楼诊所里的那种感觉，四叔公当过兵，也打过仗，闻过死亡的味道，而这些距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每次他向我们描述他的那些记忆和闪回，我们都会短暂地失去共情的能力，不是缺乏共情（他总会强调这个），而是时空阻碍了我们达到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他那种迫切掏出扑克牌的愿望，因为“人生太短，玩乐太长”，这是他的原话，他当年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干的，一有空就跑去跟后勤兵一块玩牌，但后来救他命的不是那些后勤兵，他们全都死光了，两个同班战友替他挡了子弹，一个被子弹从喉咙射入，打烂了胛骨和左腰，另一个被弹片从后背打进，从前胸破出来，肺液溅了他一脸，所以四叔公常说，自己活着三个人的份，得抓紧时间玩乐，不然等进了棺材就玩不了咯，四叔公今年九十一岁，天天跟我们说他没几年可活了，但其实他身体很硬朗，跟七十岁老头似的，不过，在年轻人眼里，老头就是老头，七十岁和九十岁也没什么区别，在我的视角里，他从我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一个邮票般的固定形象。他说在闷热的车厢里，感觉有人在摸他，从后颈摸到胸前，再沿着腰部摸到屁股，来来回回地摸，他认真描述的样子让我们都感到有点好笑，别说亲戚之间不会这样做，他也是一个快百岁的老头又不是黄花大闺女，有什么可摸的。但他严肃而气愤的语气又或多或少说服了我们——这事也许是真的，不是他的某种谵妄或幻想。在车上，他强忍着这一切，他向我们提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猜想他指的并不仅仅是发生在车上的“一切”，他说自己的忍耐力并不好，在班上，他只能处于倒数的位置，湖南人的忍耐力非凡，贵州人更胜之，大概是善于吃辣椒，作为战俘被拷问时，耳朵被人一刀割下来，也咬着牙一声不吭；但是最厉害的还是广西人，还有云南人，这两种地方的人是审讯部最头疼的，一走进审讯室，痛感神经就跟关闭了一样，四叔公说，而广东人是最怕疼，也最怕死的，所以他当时就想，倘若自己不幸被俘虏了，实在受不了就招吧，谁叫自己在挨疼方面没有天赋呢，他又不是湖南人、贵州人、广西人或者云南人，在身体和道德的抵抗力上，他都不如这些地方的人，所以应该提前获得原谅，因为这种岭南式的敏感和脆弱，应该提前获得宽宥，应该有这种想法而不为此羞愧，四叔公告诉我们，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抵抗羞耻，为此多活了几十年，我们默默听着，并不作声，他在我们面前已经把这件事反复讲了太多次，虽然每次的讲述都裹挟着第一次的激情，而我们不再有什么反应，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词语，除了心叔和他的女朋友，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叔公，同样地陷入了沉默，他们的沉默和我们的沉默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终究要用这种沉默去面对这个老人。“或者，”心叔清了清嗓子，说，“我哋可以通过游戏来搞明白系谁下的手。”我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他，因为除了四叔公，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相信四叔公刚才的指控为真，而心叔首先站了队，他说，可能这才是我们来电玩城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他的意思是，游戏能赋予真诚的边界。他这话我可不爱听，因为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见面，为什么要吃这个饭，今天出门前半个小时，我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出门前二十分钟，我还在犹豫应该用哪种理由去推辞掉这次见面，如果这次我不来，这些故事就不会发生，我也不会把它记下来，结果我这位新交的远房亲戚，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告诉我：游戏可以自证，游戏不是游戏。他说，你们听说过一款叫《刺杀肯尼迪·重装》的游戏吗？一个瑞典人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用一支老式步枪和三发子弹，一遍又一遍地爆掉在埃尔姆大街上款款而来的约翰·肯尼迪的头颅，仅仅是听起来简单，打死肯尼迪是不够的，想完美通关，得到全部的1000分，你必须按照任务手册来，第一枪必须射失，不伤及任何人，第二枪必须从背后射中肯尼迪的右肩下方，子弹从喉部飞出，穿过坐在前排的康纳利州长的后背和肋骨，击中车辆仪表盘发生反弹，打伤州长的手腕……这一枪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而第三枪是要精准地击中肯尼迪头部右侧，没有第二枪困难，但也是足够困难的，所有发出的三枪都必须要在6秒之内完成，一次细微的失误都会被扣分，反正就是，这款游戏出来以后，没有一个玩家可以得到任务的满分，最接近的玩家也只是刚过700分而已，离满分还差一大截，换句话说，根本没有人类可以完美地完成这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只是真实还原了历史，这就是1963年11月22日那天，被指控为唯一真凶的奥斯瓦尔德所完成的一切。奥斯瓦尔德不是人类吗？这款游戏想说明的不是这个，而是想反向证明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是多么地荒谬，“独狼理论”是多么地荒谬，这个世界的当权者所圈定的话语是多么地荒谬，肯尼迪案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其背后的荒谬也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荒谬都是许多人一起造出来的，所以说，游戏能做到的是，揭露并证实这种荒谬，心叔说，这次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说完这些，我们都半信半疑地一致往四叔公瞧去，四叔公却没让我们瞧明白，转身就往一台赛车游戏机走去，我们也跟着过去，围着他站成一圈，所有的游戏币都在我手上，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币递给四叔公，像个雷德利·斯科特式的机器人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过去，投进底部细长的凹槽里，反复开启新的一轮赛车游戏。我本以为身上的币足够多，可是，很快地我的四个裤兜干瘪了下去，时间过得这么快，只是四叔公一个人在开着赛车而已，他用完了所有的游戏币，也只是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个上面。我们只是焦虑而紧张地盯着彼此，唯恐有人把手伸向座位上的四叔公，也唯恐自己把手伸过去，也唯恐有人或者自己把手伸过去而没有察觉到。不知不觉地，三四个小时过去，四叔公从座位上站起来，疲惫不堪，甚至比在战场上还要虚弱，双腿不住地发抖，心叔首先扶住了他，我们一行人慢慢地走出游戏厅，在离门口不远的花坛旁边的长椅坐下，椅子上还有一些水迹，在游戏厅的这段时间里，外边竟然已经下过了一场雨，夜风吹过来，似乎没那么热了，几个长辈就坐在我对面，低着头，大概每个人都在回想着刚才的场景，思忖着，自己为什么会置身于那样的场景之中，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之间，真的有人去向四叔公下手吗？四叔公身上并无油水可榨，他的口袋里只有一副扑克牌。我们差不多隔个把月会举办一次家族聚会。一般在大舅家，因为他的房子最大。女人们也会过来。她们在厨房里忙碌，男人在客厅聊天。四叔公是来的最早的那个。我们会尽量和他聊天以避免他掏出扑克牌。我一般会被安排去和弟弟妹妹们玩，因为长辈们认为我是最具有童心的那个，但其实童年时我只有一个人玩。大舅会弹起家里的三弦琴。其实没几个人在听。有时候我们会吃柚子姜撞奶，吃表婶做的白酒芝士虾和烤生蚝。那是她的拿手好菜。所有食材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我们相处得不错。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在广州这个地方，一个看起来不是异乡其实是异乡的大城市。我们都不是彼此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心里都清楚。一旦回到乡下，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老家，我们可能十年、二十年才往来一次。我知道。因为童年时见证了这一切。我见证过我们一起坐在某个人的喜酒宴上，却相互连一句话也不说。当我们在老家时，彼此是陌生人，各自有各自的亲戚，而到了广州，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亲戚。就在我们坐在长椅上胡思乱想的时候，心叔女朋友的叫声把我们惊醒，四叔公躺在地上，出气多进气少，怕是不行了，我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慌，却面面相觑，一丝办法也没有，就在大舅掏出手机呼叫救护车之时，我们其余人却想象着一个滑稽的境况，得把真相告诉医务人员和警察，四叔公是玩游戏玩死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活着三个人的份儿的年老长者，枪弹和酷刑也无法撼动他分毫，却因为过度游戏而死，如果警察要问起，他为什么要玩游戏，我们只能向警察坦白，是心叔教唆他去玩的，或者说，都怪心叔买了太多的游戏币，还有就是，心叔女朋友当初就不应该提议去电玩城。反正他们还算不上我们的亲戚，暂时、目前还不是我们的亲戚。这时心叔女朋友扶起四叔公的上半身，熟练地在他的后背和胸口进行着推拿，左几下右几下，没几下四叔公就顺气了，可他依然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心叔女朋友告诉我们，四叔公已经没事了，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可心叔女朋友说完话后突然抽泣起来，特别伤感，眼泪鼻涕跟钟乳石似的往下掉，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对一位年轻女性的哭泣也是很艰难的，和面对四叔公之死一样艰难，心叔同样显得手足无措，他那么爱她，却站得离她那么远，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躲避，和我们老家所有的男人那样，把女人的情感，这个顽皮而鲜艳的小甲虫，关在玻璃瓶子里，不管他去过什么地方，有多么高的学历，见识过多少世面，也没有办法改变血缘中的这点，过了一会，等到心叔女朋友稍复平静，她才告诉我们，她曾在一家北方县城的老人院里当过义工，刻苦训练过标准的推拿手法，跟她同队的人都走了，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在她待的一年里，院里的所有职工都在外逃，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年老的河北男人，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故友，但他们俩比任何亲戚和故友都要熟悉，他们在一块聊的天比任何亲戚和故友都要多，“在我们这儿，”那老人说，“没有人不想着逃离衰老和死亡，而只有我们正朝着衰老和死亡奔去。”就如同一个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这个老人帝国的巨大隐喻，护理员、医生、清洁工、厨师、账务、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甚至连院长也悄悄地跑了，剩下她一个人，她也不能包办所有的活儿，无论推拿的手法多么熟练和巧妙，也应付不来那么多老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在老人身上练习，提高着推拿的效率，那些衰老的躯体似乎是为此而生——一种练武用的木桩，她的技术越来越高，而木桩也在不断地死去。有段时间，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推拿师，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疗养院去工作，去奥地利或者墨西哥，但每天半夜里，她只能待在华北平原的床上痛哭不已。院里的老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河北老人在内的几位。河北老人让她走，她不走，河北老人说，只是时间问题，她说，那就等着。可河北老人并不愿意别人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既然她不走，那他走，他联合其他老人密谋了一项行动，弄来一辆车，夜里偷偷开走，逃离了老人院，幸亏她那晚上失眠，听到了车声，骑着摩托沿着公路追上去，没开出几公里，就看到他们那辆车撞在树上，里面的人已经没气了，怎么推拿也无济于事，即便是世界顶级的推拿手也无济于事，尤其是她的那位至交，或者说忘年交，那位河北老人，她猜想，在车撞上树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死了，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死了，还在开车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麻痹，所以导致了车子撞在树上。她把他们从车里抬出来，整齐地排列在路边，她没哭。警察来的时候她也没哭。她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也没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到刚才那个瞬间发生之前，她都没有为此而哭过，也再也没有给任何一个老人推拿过，她甚至忘了这件事，忘了推拿，忘了所有的经络和腧穴，忘了一指禅缠法和关节拔伸法，直到刚才给四叔公推拿，那种触碰的手感使她的记忆一下子复苏过来，那种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以及那个时候的悲伤，四处一片黑暗，那个河北老人就躺在她身旁，既不是她的父亲也不是她的祖父，他们各自老家隔着几千公里远，他们聊天的时候，各自的口音都未必能使对方舒适，但他们依旧无话不谈，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好好地告别，就连最后一次推拿，她也没办法给他做。心叔的女朋友越说越伤心，四叔公这时醒过来，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脸色比先前红润许多，站起来时身子也变得轻快了，他还说自己的视力也变好了，从这儿能望到南岸那边的广州塔，我们自然不相信他的白内障就这样被治好，更不相信他能望到广州塔，不过刚才那番推拿，是确确实实起了效果的，这点肉眼可见，着实让长辈们对心叔女朋友的态度大大改观，他们开始上前询问、关心、讨好这位跟我年纪相仿的女性，围在她身边，拼命地想和她交谈，而在此之前，他们压根就没有怎么接近过她，也不屑于和她说话。我能理解他们这种兴奋和恐慌，毕竟他们也在逐渐变老。在这个世代，他们在加速变老。但心叔女朋友说她要走了，她要回家，尽管她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房间里，不过总比待在这里要好得多。长辈们挽留不住，便把希望放在一旁的心叔身上，希望他能劝她留下来，可心叔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过分地一言不发。直到她离开，我们这位冷酷、真正的亲戚才告诉我们，他从来就不认识这个女人，一个在江边突然出现、偶遇的陌生女人而已，他这样说时所流露的真诚，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了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