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的祖先就采用了赋、比、兴的方法，并逐步使之发展为系统理论。赋、比、兴可以说是以类比为中心的方式。
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诗经》第一首《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小鸟求偶啾呜引出男女爱情，这是典型的“兴”的方法，但其中也有“比”的因素是显然的。
孩子们读《西游记》，看到菩提祖师“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在人人惊惧之际，孙悟空却从类比中领悟出是叫他夜里三更从后门进去传他道法。
类比不仅是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类比首先就从自己的身体开始。
如：“头头是道”，“头重脚轻”，“燃眉之急”，“目光远大”，“目空一切”，“眼高手低”，“眼中刺、目中钉”，“耳边风”，“耳目一新”，“掩耳盗铃”，“苦口婆心”，“口若悬河”，“一个鼻孔出气”，“拾人牙慧”，“口密腹剑”，“唇亡齿寒”，“不为人齿”，“没齿难忘”，“满面春风”，“胸有成竹”，“腹背受敌”，“五内若焚”，“肝肠寸断”，“手足之情”，“一失足成千古恨”，“捷足先登”，“手足失措”，“心腹之患”，“血肉相连”，“血口喷人”……
数千年历史，留传下无数的历史典故，这是一部很大的辞典。中国人的历史成语，天下无双，全有类比的意义。
类比在教育中有着极大意义，能用好的譬喻成为作教师的基本条件。教育要用启发式，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用类比启发。孔子把“举一反三”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本人对一些最重要的概念都避免作严格定义，而是用类比作启示。
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很多都依靠类比。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就有大量类比的运用，其他理论家与论辨家也一样。“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亡羊补牢”、“危如垒卵”……等等在论辩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国策》中，江乙对荆宣王的一段话是类比的通俗代表：
荆宣王对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违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帮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
这就是有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把需要仔细分析的复杂问题用生动类比深刻地解释了。
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建立，几乎全是从类比而来。这就必须说到《易经》。《易》是类比思维的范式化经典。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和爻的地位变化，都代表宇宙和人生的某种状态、规律或关联。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包罗万象的巨大类比网络，充满着带有神秘性的智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称《易经》包含“……所有中国人的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
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从《易》类比引伸出各种道理，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易》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公理集合”，它包含了天上人间一切道理的根本。
《易》的基本范畴是阴、阳。“阳”的特点是刚强，“阴”的特点是柔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各从其类”。从“阳”类比出天、马、君、父、夫、吉……从“阴”类比出地、牛、臣、妻、子、凶……。再从各种卦象和卦爻变化类比出 各种复杂的事物转化与关联，这当中蕴有黑格尔看到的中国智慧。
例如乾卦有六个阳爻，阳的代表数字是九，从最下面的阳爻初九到九二、九三、九四逐极上升，到九五算是“飞龙在天”，“九五之尊”成为皇帝的代号。按一般道理说，九六在最上面，应该比九五更高贵，可《易》认为九六下一步将转到下位，前途不妙。“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事物不能走到极端，否则就会转到反面。“九五”虽然不在最上面，却兼有最上与发展的势头，因此是最好的态势。这个深刻的道理不但对人生有价值，对社会政治也有价值，对市场经济一样有价值（一种商品，发展到最旺销后，就可能走向衰退；只有旺销又保有向上升势头的才是最有前途的）充分表明了中国智慧的力量。类比推理方法有巨大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建立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时，绝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走逻辑分析之路，而是依靠直接从《易经》天、地、阴、阳范畴进行类比推理。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当你有了“类比”这一概念，再去看中国的各种学问都可以豁然贯通。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学传统学问要有悟性，比如禅宗、道学、中医等，其实，这个悟性就是更加高级的类比，先来看关于佛学的三个公案，我再来讲述何为“高级类比”。
唐代韩愈的高徒李翱向唯俨大师请教佛学精微，大师手指上、下问懂否？答曰不懂，大师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幡然领悟，作诗一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秋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从唯俨以青天、云和瓶、水的类比启示中，悟出顺其自然乃是大师学说的精华所在。
另一个故事说有人向马祖问道。马祖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子，他在圈中，马祖用棒打他。他跑出圈子，马祖又打他……这个聪明的人终于悟出圈内圈外都有是非，圈内外都是一种执着，要摆脱一切执着就能得道。
南朝齐梁时的范缜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主张“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用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个类比：刀刃是锋利的物质基础，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由此类比推论精神依赖物质的存在，曾使众多佛教大师哑口无言。许久以后，一位佛学大师提出“燃灯论”，说火可以借不同的物质传递，人的精神也可以借肉体传递。这一著名类比又说服了众多的智者。
上面这三个类比如果你没有看到答案，估计很难领悟出来，因为这是高级的类比，是抽象的类比。是的，我将类比简单分为两种，一是具象类比，二是抽象类比。
具象类比是建立在直观的、表面的经验之上，比如眼睛一闪一闪像天上的星星，这是由此及彼的类比；区块链就是一个每人一份的公共账本，这是由已知到未知的类比。
抽象类比是建立在抽象的、有内在联系的思考之上，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所有类比都属于这一类型，很多事物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内在机制相同，比如经济泡沫和冰川融化、锋利离不开刀刃和精神离不开物质等。如果用上一段的例子，那眼睛可以跟镜子类比，区块链可以跟p2p类比。
说了这么多，我故意没有举中医的例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类比，即你有悟性，那我不用说你也懂得中医的思维了。
不懂的话，请你翻开《黄帝内经》，如果你能找到哪一篇没有用类比的方法，那我给你一百块，你敢要么？
类比除了具象和抽象，还有好坏、高下之别。
坏的类比常常造成大量似是而非的推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迷信。
中国士大夫奉若神明的“八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难说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八纲”既不是八种因果范畴，也不是有必然内在关联的范畴。这有些神秘，要靠领悟。能格物致知的人不一定能正心诚意；能修身齐家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可是，这些又都与治国、平天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中国思维的弱点，把类比和因果关联混在一起综合领悟，无法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把“虹”和龙对比，说“虹”如龙一样能向溪中饮水，这类思维也广泛存在。至于民间，就有更多“坏类比”。许多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类比对中国人影响极大。例如十二生肖，本来把人的生日排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并无什么意义，可中国民间对此却有大量非科学的类比。如在挑选配偶时就强调属狗的与属羊的不能结合，猪和羊则很合适。属羊的逢狗年要小心，容易惹灾闯祸等等。这一点很奇怪，如果真信八字风水，可真正八字风水也没这样讲啊，八字风水自有其一套抽象原则和逻辑，不会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呆板规条。
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震卦的意象是雷，打雷声音很大，古代马车的声音也很大，所以，车属于震卦，那现代的汽车声音很小，是否还能归为震卦呢？
下一篇我将给你答案，同时借用李笑来老师的观点来分析类比的好坏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