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政的根本困境

中国古代财政税收最根本的困境是啥?

是缺钱吗?不是。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和其他文明横向对比的话,中国统一王朝的财力是非常雄厚的。

农耕地带,税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来的财富总量也很大。那还有啥困境呢?农耕文明的财富特征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小。毕竟是靠天吃饭,土地上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一点,中国王朝的财政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财富总量就那么大,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的职能就只能那么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就不一样了。

西方商业社会,可以“量出为入”,需要办多少事就收多少钱。为啥?因为商业和对外战争,完全可以在市场和战场上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们的财政状况弹性很大。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大?王朝再强大,财政税收也是它的制约因素,有这根线牵着,风筝怎么也飞不远。中国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对外战争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为什么儒家对皇权的约束能力那么强?因为钱就这么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实际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量入为出、轻徭薄赋的财政制度,应付帝国的日常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当危机到来,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的时候,怎么办呢?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悄悄生长的因素在耗尽财政资源。

举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非常照顾,一辈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从国家领俸禄。刚开始,这一大家子吃国家财政,能吃多少钱?所以这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据徐光启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还有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那就要大幅增加军费。钱从哪里来?这也是农耕国家的刚性财政负担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灭亡,都可以找到这种财政上的原因。

那你说怎么办?解决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弹性的税收源头。既然土地出产是刚性的,那什么是弹性的呢?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暴利性资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盐和铁,后来又有茶叶这类成瘾性商品。在历史上,这些商品都是由国家专卖,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财政上的弹性。

可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难题,放在政府手里经营吧,效率实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给民间经营,然后政府收税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险也大增。

毕竟,谁控制这些暴利性资源,谁就能轻松获得巨额收入。私人拥有巨额收入,既可能成为对政权的威胁,也可能成为豪强势力,导致社会失衡,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清末的盐商。所以,这个解决思路也不靠谱。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那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困境,那就应该向西方学,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么愚昧,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把自己财政弹性搞得那么小,危机来了没钱花,这不是自找吗?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庞大的中国引入商业,正如我们前两天讲到的,它会引发一正一反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如果社会管理能力不升级,比如引入议会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等等,商业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这套能力建设完成了,可以收上商业税了,那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问得更准确一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句话很重要。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它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商业社会的兴衰是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取决于它在网络中的位置的。网络一变,一个商业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变。

它是一种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要么就在扩张中,要么就在萎缩中,它很难保持稳定。

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时候如大厦将倾,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著名的像楼兰古国,而今文明都灭绝了。再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原来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尽繁荣,但是运河一衰落,扬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一旦崩溃,就再难复兴。很多人都看过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西方大国崛起和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衰落了,就再也不会复兴?

因为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协作体,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复杂的协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等强大的力量摧毁,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确保原来的种种复杂条件都能恢复,帝国也就由此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再来看我们中国,农耕经济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缺陷,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财政的弹性非常差。但是它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上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只要新王朝给小农家庭配置了土地,经济和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和恢复,帝国也由此复兴。

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中国是世界各个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乱成什么样,总能再次复兴。你看,农耕经济,既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根本性的困境,也带来极大的好处。

听到这儿,你再来评估,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农耕和工商两种经济样式,稳定性大和弹性大两种国家财政,我们到底要哪一种?这个答案可能就不好回答了。中国古代国家向来重农抑商,这是否一定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也变得复杂了起来。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个疑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古代财政的根本困境。那说来说去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对,英文单词,Question和Problem我们都翻译成“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问题。

Question是可以有答案的问题,而Problem则是一种困境,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找答案,但是又永远不会有终极的答案。

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有它的problem,根本困境,历朝历代的能人都试图解决,也都不能根本解决。但是,如果从大尺度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祖先,还是交上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你可能感兴趣的:(中国古代财政的根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