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农二代，何去何从？

从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到1980年大幕启动，随着1990年之后经济体制的成熟，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山坳上的农村青年再经不住时代的诱惑，“到城市去”成了必然的回答。时隔40年，在城市与乡村的辗转中，后来被称之为农民工的他们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波澜壮阔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城市更长久的建设，户籍制度和发展成果分配失衡所导致的“鸟尽弓藏”的现代悲剧在政府关于“人口红利”丧失的庄严判断之后得以上演，这预示着他们的后辈，所谓的“农二代”，将经历一场号召式的归乡之路。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而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0.5%，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这背后不乏子承父业的身份迭代，但城市电子化改革以及工业文明背后的消费规则使他们在城市难以寻求可靠的立足之地，“回农村去”似乎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虽然政府的号召和现实的困境，都将农二代引向了农村，在官方语境里，这甚至是一种英雄使命，但农村的经济凋敝以及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环境破坏都使农村失去吸引力，而农二代，作为没有土地经验的农民，难以挽救田园将芜，农村生活经验的丧失更使他们难以对土地抱有信心。在城市与农村的折缝中，他们便成了无根的弃民。

由此，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中，农二代将何去何从？首先，这取决于政府怎样完成对农村的重建。城市长期对农村的压榨，一方面使农村在经济上失去向心力，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失去独立性。经济上，城市应该信守改革开放的许诺——先富带动后富，完成对农村的反哺，加大对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投入。文化上，“留住乡愁”意味着农村将在价值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是城市商业逻辑的复制，而是以土地为核心的文化复苏，这样才能给予农二代一个明确、独立的身份认同，让“农村人“不再具有歧视意味。其次，城市必须让渡更多的权利给农村，消除户籍制度上的不公，才能在实际上构建起城乡平等的理念，这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乡二元分立问题的解决。

农二代问题的解决，除了立足于农村大环境，还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农二代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随着经济转型，对体力劳动需求的降低，因此，加大对农二代技能培训的支持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在创业支持中应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照，包括创业指导和资金支持。

农二代的困境折露出城乡发展的长期不平衡，在今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更家重视社会公平，不让年轻一代在成长中失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