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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6 10:43 · 新京报官方账号
他可能是中国高校师生最熟悉的外国教授。
早在十年之前，迈克尔·桑德尔的名字，就同他的哈佛公正课一起，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那些年里，桑德尔的每一次访华之旅都像是场巡回演出，吸引了大量学生慕名而来“追星”。他的哈佛公开课《公正》，其中一节课的视频就在网络上获得了几百万的点击量，甚至推动了国内学习和分享网络公开课的热潮，同名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后也不断再版，频频登上热销书榜单。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社群主义代表人物。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反思公共生活与公民问题，被《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杰出思想家”之一。致力于通识教育理念，他的公开课《公正》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等。（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一位教哲学课的外国教授，为什么在中国能如此受欢迎？在“桑德尔现象”最火热的几年里，学术圈对此就做过相当多的讨论。不少学生反馈，这位教授不讲大道理，他更喜欢讲故事。还有的人说，在他这里没有标准答案，他把学生“引诱”到一个个困境中，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来启发思考和辩论。当媒体把这个问题抛给桑德尔本人的时候，他给出的回答是：“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现在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2016年，桑德尔曾就“中国人对待市场的态度”、“如何正确理解市场的作用”等问题接受过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五年之后，桑德尔的新书《精英的傲慢》中文版上市，这次他把矛头指向了“优绩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观点。
这种看似理想化的“美国梦”是很多人期盼和向往的目标，桑德尔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如果一个社会中盛行优绩主义文化，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从这些问题出发，再次视频采访桑德尔，讨论有关优绩制问题的延伸思考。
《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提起当今时代最知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名字很难绕过。他的思考不仅在学术圈激起过广泛的辩论，同时也深度进入到了公众之中。1980年，桑德尔即在哈佛开设“公正”的公开课。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有关这门课程铺天盖地的资料中，“在桑德斯剧场开课”、“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选修课”等描述高频出现。这门课程后来也加入到互联网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桑德尔给其命名为“全球正义教室”，惠及了更多渴望聆听他授课的人们。雄辩的口才、审慎的思考、苏格拉底式的发问，让桑德尔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哲学明星。
在中国，桑德尔的作品多有中译本。除了以《公正》课程教学内容为蓝本的《公正，该如何是好？》，《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等作品也在多年前陆续和读者们见面。作为罗纳德·里根知名的批评者，桑德尔的这些作品有两条为人们所熟知的主线，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反思，以及对一种“完全自给自足”个体的质疑。在桑德尔看来，市场并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万能，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却几乎成为各国普遍拥抱的价值，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公平的诸多问题。人们在拥抱市场价值时逐渐默认一种“不受束缚”的自我，并逐渐脱离对公共生活的思考。
桑德尔的部分中文译作书封。
桑德尔曾提起，对于他这种反思市场价值的想法，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不感冒”的国家。这也无形中使得他思考的问题，跨越不同社会的语境，指向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2012年，桑德尔在美国发表有关“市场的道德极限”的演讲。同年，他到访中国，在厦门大学作了同题的演讲。彼时，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一台iphone和ipad而卖肾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桑德尔就地取材，在演讲的最后通过一场辩论询问了学生们关于该问题的看法。令他颇为惊讶的是，许多学生认同该少年如果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卖肾，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权利。当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富人能从穷人处购买寿命并不公平时，有人甚至反击说：有钱人赚了钱，说明他们应得，那就应该活得更久。
在2020年出版英译本、2021年引进中译本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桑德尔直言当时的这些直率的观点“让他吓了一跳”。时隔将近10年，这本他最新面世的作品再次无意中连接起某个共存于不同社会中的问题。桑德尔在书中将其命名为一种“优绩至上主义”（Meritocracy）文化的兴起。概括地说，这是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发展的文化，即认为个人的成功完全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乍一看，这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价值观非常正向，其拥护者也认为其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促进公平。但实际上，它却在现实中完全背离其初衷，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和不平等，还使得公共生活弥漫着一种“羞辱文化”。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制”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教育、工作等多个领域都产生着影响。以教育领域为例，由于忽视了性别、种族、出生地域、家庭乃至运气等与个人努力无关因素的影响，优绩制文化所许诺的公平几乎是镜花水月。精英大学录取的来自于精英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依然居高不下。而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它将成就完全归结于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精英大学的文凭成为了个人“实力不济”的象征，失败者会承担来自他人的羞辱。对于优绩制文化下相对成功的人来说，这份恐于落后的压力同样让他们不堪重负，造成了这一代年轻人“心灵的脆弱”。虽然桑德尔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基于他对美国大学的观察，但即使把目光拉回到中国，我们完全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对优绩制的反思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1958年，迈克尔·杨就曾专门写过一本反思优绩制的作品。2019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同样集中讨论了其弊端，并认为优绩制的深层问题恰恰在于“它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它自己所造成的”。除此之外，韩炳哲等哲学家也都用不同的形式讨论过这一问题。《精英的傲慢》全面梳理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并且更加注重追溯优绩制的思想史渊源，比如新教改革中提倡的工作伦理等。
基于对优绩制的批判，桑德尔希望人们能够重新思考市场、竞争、成功等话题，逐渐修正对“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一观念的极端拥护，更多地看到制约人们成功的许多结构性因素，并找回对社群、共同体的责任感、谦卑和感恩。他也呼吁一种新的“贡献正义”，即不再过于重视用市场回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而是让对优绩的判定更多地基于一个人所作贡献的道德重要性。例如收入微薄的教师、护工，是否在成就上就低于年入百万的娱体明星？在这一点上，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了人们一个重估工作价值的机会。
不过，政治哲学思考的微妙之处和难点可能恰在于，它关注的议题与现实如此紧密，但其思考又是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进行。这也注定了读者可能会认为桑德尔在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方案却显得遥遥无期。2020年，《卫报》在围绕这本新书采访桑德尔时，曾形容桑德尔在书中的表达“流畅优雅，但依然流露出一种焦虑感”。面对一种几乎已经根深蒂固的有关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传统，重建公众的共识也远非一日之功。
一个社会过度强调优绩文化，
会让很多人“不敢失败”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都很推崇一种优绩制的文化，这里有一个词意上的分歧：即优绩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你曾经多次来访中国，在一次很久之前做的采访中，你还提到中国学生对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优绩文化的崇拜令你吃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似乎传统的优绩文化也过渡为了你所说的现代的优绩文化，这种过渡如何发生？这些年你有观察到中国学生态度的变化吗？
桑德尔：我们的确需要首先区分不同的优绩主义。如我刚才所说，东方文化的优绩传统类似西方文化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他们那里，优绩就是一种美德，由人所具备的美好品德所定义。这些思想家并不是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去理解一种优绩制度的，而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不过如你问题里说的，我在自己任教哈佛期间和我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看到的年轻人，似乎都并不是将美德视作优绩的最高考量。在他们看来，优绩和市场回报最为相关。这令人深思，他们都是激烈竞争中的胜出者，但普遍抱持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精英主义态度。同时，他们也深信，进入精英大学，就必定“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一定会成功，且在市场中获得高额收入的人，也配得上所有的名声、地位。
这种文化的转变确实令人好奇，我尝试着回答一下。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及其代表的价值的拥抱。近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我们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点。1980年代，西方迎来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期，中国也走入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塑造了相似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深信市场的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关“成功”的观念。这象征着一种生长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自信：他们自信自己获得的一切靠的都是自己。这其中的风险在于成功的精英们会逐渐忘记个人努力之外的很多因素，比如运气在他们所获成就中起的作用。过分强调“个人应得”的观念，也容易让他们忘记自己对家庭、社区、国家、共同体所肩负的责任。
1971年，18岁的迈克尔·桑德尔与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展开辩论，轰动一时。（图源：Courtesy of Michael Sandel）
新京报：这确实是人们常常诟病这种优绩制文化的一点。如果我们笃信一切的成功都只和个人努力有关，那么一个人的失败也都是咎由自取。这会导致社会对失败者的羞辱。不过，我认为在个体行动的层面，是否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毕竟，如果过于强调运气、或是个人难以决定的结构性因素，会影响人们对自身能动性的认知吗？
桑德尔：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平衡。一种彻底的宿命论是错误且有害的，它会让我们认为锤炼自己的能力、为目标而奋斗是毫无意义的，这会否定掉所有的人类责任，也不利于我们去为共同的社会利益做出贡献。我认为让人们“感到自身的责任”很重要——人们是基于这种责任感，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并为共同体做出贡献，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美德，一种良性的“优绩”。
可以发现，这种对个人努力的看法是从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出发的。但这和认为人拥有完全自足的能动性，从而认为个人所得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的观念不同。我们需要回避后者这种极端的观点。这其中其实也暗含着我在《公正》、《反对完美》等书中讨论过的一条脉络：对“人们拥有彻底自给自足的自我”这一观念的批判。我认为一种“神圣的、独立的、不受妨碍”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应该将人类的能动性、人格的概念置于共同体中思考。在这个层面谈论人类能动性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所批判的优绩制倡导的是个体能动性的一种极端版本。
新京报：在本书和你之前的很多作品里，你都呼吁我们在市场价值之外，重新理解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即一种“贡献正义”。但这种哲学思辨，在遭遇现实时似乎常常会很乏力。比如在《精英的傲慢》中，你讲到如何扭转精英大学中的优绩文化，给出的策略是“抽签”。这可能就并不是一个在现实社会里可行的方案。政治哲学和现实的议题距离很近，但同时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这使得它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就尤其明显。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桑德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具体的策略，政治哲学更多时候是促使公众“重新思考基本的预设”。你会看到我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抽签。它们更多是用于构造一个情境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预设进行批判型的反思。
如果我们过于奉行强调个人努力的优绩主义文化，这不仅会伤害“没那么成功”的人。对于成功者，他们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因为他们笃信个体能决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不敢失败，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些都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举措最终希望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丹尼尔·马科维茨著。
经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