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中国报业

浅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参考书籍：中外新闻传播史（第三版），刘笑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3版  2017年12月第2次印刷）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史，是一个最古老、最强大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历史，是一段被动开放争取自强的历史。中国原有的一切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甚至毁灭，但与此同时，新的思想、新的文明也渐渐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播和被接受。当西方思想激烈的撞击封建思想时，当社会矛盾尖锐冲突时刻进行时，当人民百姓渴望知晓政事时，新闻传播随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近代的新闻传播发展与这段历史相一致，在清代中央和民间传播继续发展的基础上，19世纪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开始从萌芽慢慢成长。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报业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清朝在建立之初参照明代的官报发行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邸报”，建立了中央控制的信息传播体系。清代官方报纸的内容主要包括宫门副本、皇帝的甲骨文、大臣的封印等。官报的重要内容由皇帝亲自批阅。在内容上是受到中央的绝对控制。同时，官报的读者都是政府官员，所以在信息流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当官报发展一段时间以后，朝廷批准堤塘自己的报房，而中央对于报房监管并不是非常严苛，因此报房的业务相对独立，工作人员也不全是公职人员，这一情况的出现，促成了清代的民间传播活动，清初都城虽有零星的私人牟利活动，但民间报馆却出现在清朝中页。在一般情况下，认为民间报房是从堤塘的报房中脱离出来的。清朝对信息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我国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发展，并在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依旧以口传为主传播方式仍然是常用的。但到了19世纪初20世纪末，中国的新闻传播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

19世纪末，社会矛盾尖锐，清朝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近代历史上办报的三个高潮。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办报高潮，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在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895年，康有为和几位同仁志士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同时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等刊物作为宣传变法的舆论工具，但很快就被清政府查处了。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中外纪闻》，成为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国闻报》于1897年在天津由严复公司经营，也是中国北方仅有的日报。《知新报》由康广仁于1897年在澳门创办，这是中国南方著名的维新报。1897年，唐才常在《湘学新报》的基础上创立了《湘报》，1898年出版于长沙，是华中维新派的重要阵地。可以说，此次变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场运动，维新派报纸就承担了社会动员的任务。各大报纸的大胆和原创性的语言震惊了政府和公众，并打开了读者的眼睛。梁启超的政治文章一度受到欢迎。，就如同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里说的“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

在辛亥革命之前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这一时期，社会激烈变动，所以百姓对于的信息的追求更加明显，因此，报刊广泛出现。报刊广泛出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对于新闻出版行业更是鞭长莫及，所以控制渐渐放松，给予了报刊发展极大的空间和自由。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仿效日本报纸法的《大清报律》，这部法律不但对新闻行业采取了管制，还从另一方面为报纸的合法出版打开了大门。可以说，此次办报高潮的主力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为标志，直到1911年，革命派共办报刊120多种。1905年以后，革命派又在上海创办了十几家报纸，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秋瑾在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还有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但是，不久之后，这两家报纸就遭到查封，查封之后，于右任创办了被称作“竖三民”报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革命派在武汉也创办了一批重要的报纸，比如1905年创办的《楚报》、1909年创办的《商务报》还有1910年创办的《大江报》等等。这些报纸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动员工作中或多或少都起到了作用。例如，《大江报》1911年7月17日和1911年7月26日发表的社论和时评，从本质来说，它完成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最后动员。除了上面的报刊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些白话文报刊，比如1898年创办的《无锡白话报》、1901年创办的《杭州白话报》、1903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白话报》、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和1904年创办的《北京白话报》等等。这些报纸与革命派创办的其他报纸一样，都倾向于革命立场，都是为了动员工作，但这些报纸的动员对象与之前的报纸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白话文报刊主要是为了动员社会下层群众。另一方面，白话文报刊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在普及国民教育和推广白话文运动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办报高潮中，另一个阵营也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就是“改良派”。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所谓的“新政”的刺激下，改良派加入了第二次办报高潮，具有代表性质的报刊有《大公报》、《京话日报》和《东方杂志》等等。同时，清政府这一时期，为了更好的打出“新政”的旗号，适应潮流，也开始创办近代官方报刊。比如，1902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还有时任江苏总督的伍廷芳创办了《南洋官报》。随后，清政府提出要求，各省也纷纷效仿，掀起了办报高潮。总的来说，第二次办报高潮在规模、影响和历史意义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办报高潮。在这一次办报高潮中，报刊的政治性得到进一步认识和提高。与此同时，报刊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最值得一提的是，报刊的创办开始专业化，在形式上开始向现代报刊的方向转变。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根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这一时期的报刊创刊量以及销售量都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以至于，有许多专家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作“报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办报高潮了，出现时间大致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这第三次办报高潮的到来突如其来，但它的到来又并不是不合乎常理。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制度的变革带来了政治的自由与释放，而在第二次办报高潮中，报刊的政治性得到了完美的彰显，因此，各种政治力量对于办报的热情高涨，都希望能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即通过立法途径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制度，打破了原本清政府对于新闻业的限制，使得新闻行业想报道而且敢报道，从而促进了这一黄金时期的产生。如果去认真的研究这一时期所有报刊性质，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报刊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政党报刊是主要的报刊类型。这一时期的报刊也以舆论宣传为主，政治性十分突出。好景不长，报界的黄金时期，也就是第三次办报高潮时间十分短暂。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不得不加紧对新闻行业的压制，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手法实现对新闻行业的控制，曾经使用的手法有收买、镇压等等。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对于新闻的控制更加严厉，报刊数量急剧下降，甚至有不少报人受到迫害。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直到1916年袁世凯下台，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的报刊才完成了由近代报刊向现代报刊的初步转变。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十分曲折，内忧外患一直存在，由外部势力的存在，也有内部的变革。而新闻行业正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也是一个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因此，对于中国近代报刊业发展的研究一定不能仅仅停留在新闻业本身，而应该看到全面，应该看整个近代中国的所处环境。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时间短但速度十分快，而且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所以中国近代报刊的政治色彩浓厚，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十分强烈。关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十分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