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挺硬。真的。
2007年2月，我随中石化下属的一个工程建设公司去了沙特，参加当地的一家天然气厂扩建项目。我去那个鬼地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我的任务，或者说岗位，是翻译，既做笔译，也有很多现场口译，工作内容很杂。工程忙的时候，每天要翻译很多文字的东西，合同啊，报价啊，质量计划啊，施工计划啊等等，这些算是“正事”。除此之外，在那儿的将近一千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生病住院，进城买东西、配眼镜，职工食堂的建设和正常运营，物资采购，营地的正常供水，印巴员工是不是在乖乖干活儿，我都得操心和担责。甚至连哪个巴基斯坦人长了痔疮，哪两个菲律宾人在搞同性恋，我都会在无意中知晓。
当然了，人那么多，翻译自然也不止我一个。最多的时候项目上有五名翻译。我们就像一群妓女，整天被“征召”来“征召”去。如果是领导或者老资历的同事征召，大概就是一嗓子或者一个响指，“哎——那谁你来一下！”我们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去问他需要什么服务。客气点的会说，“XX翻译，麻烦你来一下可以吗？”这时，我通常都会很客气的说，叫我小刘吧（那时候我确实还挺年轻的）。
记得有一次，单位给所有的中国员工每人发了一张电话充值卡，我坐在食堂，花了四个小时帮一大堆同胞设置亲情号码、充值。其实，这些事如果换了是在国内，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人人都能自己干。但在国外就不一样，因为提示音是英文。有的焊工，架子工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但凡涉及到跟外国人沟通的事，他们都干不了。上帝在制造巴比塔的同时，似乎也成功地降低了人的智商。你别不信，公司有一位姓左的书记，是全公司数千员工的领导，德高望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去沙特后，由于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无法开展工作，一个月之内，愁得头发全白了！项目经理王总，每天愁得抽三包“三五”烟，脸色像茄子。
我之所以说这些废话，主要意思是想说：虽然翻译像妓女，但翻译工作很重要。
2007年中秋节对我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当天夜里，几位新同事从国内抵达利雅得国际机场。正如上面所说的原因，需要一名翻译与司机一道去接机。当然。这个翻译有可能是我，也可能是王，也可能是杨。对司机来说，这个选择无关紧要，谁去都可以问路，都可以帮忙导航，只要能看懂机场的标识和电子牌上的信息就行。但对我们几个翻译来说，这个选择将直接决定我们五个之中谁将有去无回！当然，在当时，除了万能的阿拉，谁也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后果。
被选中的那个倒霉的翻译姓季，河北人，据说家境十分困难，他的父母好不容易供他上完大学，毕业刚刚一年多便来到这片地狱一般的戈壁滩。在接机返回营地的途中，车突然爆胎，车以180公里的时速撞向路旁用来拦骆驼的钢缆，接下来，就是翻滚，翻滚，翻滚…也不知道一共翻滚了多少次，原本十分结实的福特越野彻底报废，小季当场就死了。刚回国休假返岗的人力资源部经理把外套脱下来，盖在了他头上。车里还有一名会计，第一天到沙特，不知道哪儿飞来一根钢条，无情的刺破了他的左眼。据说，一个月前他刚刚订婚。
我们几个翻译的房间紧挨着，小季出事前就住在我的隔壁。出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我经过那个房间，都会不由自主的朝里面看看，心想他会不会还在里面。
眼睛受伤的同事姓孟。出事后，领导派我到胡富夫的医院陪同小孟治病。那几天，他的双眼蒙着厚厚的白纱布，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能看见他那龟裂的嘴唇，还有听到他时不时发出的无奈的叹息。胡富夫医疗条件简陋——设备倒是先进，全进口，沙特土豪根本就没有工业，但医疗人员紧缺，医生的水平估计跟咱们的“赤脚医生”差不多。手术安排在两三天后。由于语言不通，在做术前准备时，我也跟着进去了。看着纱布被一层一层剥开，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可等他的那只眼睛暴露在那一束白色的光线里的时候，我的魂都快吓掉了——那个大概是眼眶的东西里面，根本没有黑色的眼珠，只有一窝类似腐肉和脓血的混合物！我的胃顿时开始痉挛，刚跑出门手术室，把头一天吃的东西都吐干净了。
卡加瓦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不过，毫不意外，小孟永远失去了他的左眼。
上面我说，2007年中秋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之所以说刻骨铭心，除了戈壁滩里的这场车祸，在万里之外的国内，我的一位朋友小姚也因为一场车祸走了，而就在半年前，我们还在一起踢球。
中秋节是个万家团员的日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这一天，古代的文人骚客最爱对着月亮喝酒吟诗，现代老百姓也是如此。驻外的销售，出差的客服，异地的小情侣，两地分居的老夫老妻，都期盼着着这个团圆的时刻。
小姚在石油系统上班，长期驻扎陕北，跟远在西安的媳妇几个月也见不了一面（当然，现在情况可能不一样，那时没有高铁）。再过几个小时，单位的班车就发车了，就能回去跟媳妇团圆了，想到这，小姚一定激动万分。这时候，有一个诱惑摆在了他的面前，单位有一辆皮卡车要提前回西安，马上出发。司机问他走不走。
也许人的阳寿是上天注定的。如果没有这辆破皮卡，如果这辆皮卡没让小姚看见，如果小姚并不认识这个皮卡司机，如果这辆皮卡也是在下班到点后才出发，如果小姚能遵守单位纪律，不提前走——只要这些假设有一个成立，那么小姚的生命也不会定格在二十五六的年龄，而他的孩子也不会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不幸的是，这些假设都只是假设。小姚所坐的皮卡在回西安的路上，在一个弯道处一头扎进了前面大车的肚子下面。其他几个人都没事，唯独小姚个子比较高，他的头盖骨几乎被切掉了…
这些细节，是我在中秋节的第二天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时后才得知的。而与此同时，我还在承受着小季去世和小孟受重伤的悲痛和恐惧，因为那本来有可能是我。
现在回想起来，2007年我还年轻，心也大，似乎很快就挺过来了。2008年2月，我就顺利回国了。
2010年，我入职西安的一家民营企业。我们是做石油测井仪器的，当时的市场仅限国内。跟所有的民营企业一样，公司也瞄准了国际市场。2011年秋，几个俄国人来到西安寻求合适的产品。詹总带着我去绿地假日酒店见了这几位外宾，跟他们洽谈合作。当时似乎没有预见到我们会跟俄国人擦出什么火花。可现在看来，大概这几个俄国人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
在石油行业，世界各地每年有不少的石油装备展，北京的CIPPE（北京国际石油装备展）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三月，公司都会带产品去北京参展。
一直以来，公司在国内的最大客户都是中海油，而中海油的基地就在河北燕郊，紧挨着北京市。所以公司在燕郊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事处，作为对海油的营销基地。 这样一来，去北京参展的机会同时也是跟燕郊基地搞好关系的绝好机会。所以每年三月，我们都会提前一天开车到燕郊去打点一下，然后第二天再从燕郊到北京参展。
2014年的北京展会，公司照例准备参加。如果一切照旧，我必定会一同前去。因为每年如此。
就在公司即将决定最终的出差人员名单的前两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上面的那几个俄国人写给我的，信中说，他们准备来西安参观我们公司，并计划采购一批产品。于是，公司临时决定我留下，派另一名懂英语的同事去北京。
2014年4月1日晚，我的同事们从北京开车返回。在距离西安仅十几公里的高速上，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突然，前面有一辆车发生侧滑，横在了路中央，司机来不及刹车，向应急车道猛打方向盘，碰巧跟在后面的时一辆大平板，平板的司机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就在两车即将相撞的一刹那，大平板又向左猛打了一把方向，致命的意外发生了——大平板车上的一个数十吨重的变压器由于巨大的惯性滑落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我们的车顶上，把那辆可怜的GL8直接变成了一张饼…
车上一共四人，司机、副驾驶的一个副总、后排的小贾当场死亡，只有后排的小周把座位放倒在睡觉，而他的那一侧没有完全被砸正，躲过一劫。
追悼会那天，我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小贾的追悼会是第一场，我哭得天昏地暗，在跟遗体告别时，我竟然差点在小贾的灵柩旁边摔了一跤。追悼会结束后，小贾的新婚妻子刚走到门口，我亲眼看到她身体一软，就跟一个面团似的溜到了地上。我跟几个同事赶紧去扶，却怎么也扶不起来…
我想，我应该永远记住这几个俄国人的名字：伊琳娜、卡尔、亚历山大。是他们的来访，硬生生的把我从奈何桥上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