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心中的围墙(回忆9)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角落都是围墙。北京就更多。哈佛、MIT…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没有围墙。中国大学几乎没有没围墙的。都说北京是三个大院一个胡同,也就是军队大院、政府大院、院校大院和四合院群组成的胡同。这种围墙文化现象有何寓意呢?改革开放也没能动摇围墙文化。即便是新建的住宅小区有都有自己的围墙。农耕文明的街坊四邻,相互间还是有较高信任度的。但进入城市文明后,信任半径大大缩短。陌生人的一个微笑都会让你提升防卫水平。各类围墙其实是建构在文化传统上的。

        还有一种抽象一些的心里围墙。比如我工作了14年的国企,它们并不完全是市场生态的产物。改革开放40年后,不仅围墙依旧,而且“国进民退”,市场的贵族地位更加不可动摇。那些民营企业经济冬天一来,尸横遍野。而为保(至少以此名义)国有资产不流失,国企总能从国家银行贷到款。我也曾是国企军团的一员业务骨干。90年代中,我也和当时的不少骨干选择了“下海”。那为何要冲出这堵围墙呢?让我们回到80年代的大型国企。

82年底,由国家包分配,我硕士毕业被分配到某电气化勘测设计院。从事的专业是(远动)电力牵引远程监控系统。这在国内还是比较新的专业。我自己也参与了国内第一套微机远动系统的设计研发和调试。并参与了三条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电气化铁路的建设。能成为专业骨干,真的是机遇。我和77,78级的本科同年毕业,但我已拿到硕士学位。新领域又没有元老们压着,我自然占得了先机。看到其它专业的年轻人不得不耐心排队,我十分庆幸。但我也因此失去了更宽的视野。

        那时我还看不到自己头上的天花板,不到30岁,就破格成为铁路基建系统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出国工作考察并兼任翻译。其实,自己外语口语并不好,肯学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出国是件很大的福利,国家还给制装费。能获得买彩电冰箱的票。领导们当然不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我兼任翻译,就腾出一个出国名额。就这样,机会不断找上门来。马太效应日趋明显。(上图就是被监控的牵引变电所)

        接着,我成为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工程青年功臣,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华全国青联的委员…。局里也把我列为梯队成员。一天当青年报记者来采访我“优秀事迹”时,我终于从梦里醒了过来。这一切荣誉太虚了。我根本没那么大本事,也不值得这样宣扬。而昔日的好友几乎都留学的留学,下海的下海。自己十四年工龄,连房子都没分。(图为包括监控终端的变电所配电盘)国企对骨干并非按劳取酬,而是依靠“关系经营”。天花板第一次显现,可我已经38岁了。家里没人支持我走出国企的高墙。毕竟是“铁饭碗”啊。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适于国企生态的物种。一个同事曾劝我在大秦远动工程验收前和局里讨价还价,可轻松解决房子问题。当我表示这样做不耻时,他说我这么迂腐就不适合在国企。这位朋友今天成了国企的正局级干部。他人也非常不错,但他圆滑的情商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国企的优势和劣势都可以用“非对称”来概括。要想理解其本质缺陷,读一读塔勒布的新作就容易理解了。

          38岁还有外企要吗?之前的工作成绩不过是运气好点,真有能力冒这个险吗?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热,我动心了。要去就去最好的。我选择了微软,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可能。国企围墙没能锁住我的心,后面的故事留在下期讲吧。倾听内心的声音,人不会为勇敢的选择后悔,但一定会为可能做而因懦弱被错过的事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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